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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隙碎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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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上午,头枕在病床尾小憩的我被来巡房的护士摇醒,顶着后脖颈上的虚汗,颤颤巍巍的把她递来的体温计送到腋下。


五分钟后取出,38度1,又创了这几天来的新高。


我的体温本来就较一般人高些,从前也没仔细注意过,还以此为荣,当是少年热血。谁知到了医院,这忽高忽低的温度便成了你的命门。


我在院期间,因为体温一直降不下来,很快便成了医生和护士们的重点观察对象。手术还没做,来我病床前视察的医生和护士却有增无减,来来往往的白袍客们,脸色并不比我好多少。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定下了返程的动车票,日子定在清明假期后一天。“这种情况真的不能手术。”医生这么说,其实我们心里也清楚。急不得啊急不得,命里就该摊上“完璧归赵”这一出。


我对动车没什么好感,因为来时的动车加重了我的病情。我把体温计放在桌上等着护士来收,然后又缩回到床尾。还是想睡,好像那动车的晕眩感先于时间降到我身上了。


我打开手机,有相熟的一个朋友发来微信,问我去北京看病一切可还好?


我该怎么说呢。在往常我肯定会打个哈哈,说一切都好都好,如君祈愿。因为你的好坏喜忧别人可能也就是听个乐,说多了还要解释,解释一遍等于是对自己重复一遍当下的不顺意,重复多了自己也难受。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护士叹息着收走体温计,父母跟我商议办理出院手续的节骨眼上,我是说不出来了。所以我说,我不好。身体出了问题,手术做不成了。


对方却说,我知道,今天愚人节嘛,你这样子,摆明了是临时起意。你的朋友圈我还是有看的,那上面可都是些精神无比,令观者愉悦的好消息啊!


我该怎么说呢。


朋友圈里那也是我,但那只是生活的一面。就像明星夫妇在镜头前秀恩爱而不提吵架,普通人也在拿“偶像包袱”来框定自己,没人想把不好的事情昭告天下。而生活的另一面,也怪我非要选在愚人节说了。


今天不是愚人节了。距离那趟坎坷多辛的北京之旅也过去一周了。我想我终于可以说了,终于可以去好好的梳理一下那些焦头烂额的日子。


最近有时间了,也新读了不少书,顺便当给自己练练笔,怕住院回来疏懒了,丢掉了赖以生活的笔头。


如果你是个看过我朋友圈的人,那么请你丢掉先前的那些轻松愉快的印象,人生是苦旅,生活何曾让你彻彻底底的轻松愉快过?如果你没看过,那正好,我们就从头说吧。






三月底我和家人出发进京。出发那日凌晨我突然挣扎着醒过来,关节麻痛,嗓子里火熏火燎的。我知道是夜里发烧,但既乏的不想起身,也不想叫醒家人,就那么强撑到天亮,身上床上已全是汗水,喉咙也越来越痛,我很担心:喉咙直接关系到手术程序,这么疼怕是做不了。但也只能在床上焦虑的辗转反侧,想着天亮了,天亮了就会很快好。


我等家人起床后和家人说了,我们共同的决定是:先去北京让医生看看情况再做定夺,而且我发病一向好的快,也许到了北京养两天这病就好了。


忐忑不安的前往车站,我们忘带了好多样生活用品。我们的座位临近车厢桥接处,车开得奇慢,路上停靠站少说也有七八个,靠站时门一开,就像空调开了冷气,冷的我围了两件大衣。即使关上门,风还是像潮水一样漫进来,漫到你身上腿上脚上,让你知道它们存在。


在动车上我吃不下喝不下,更是睡不着,头痛欲裂。我睡不着就晕车,看椅背上的字都是虚影。只能一路看着窗外,想象自己的心魂已脱离病体,从窗户缝中钻出去,就在轨道沿线的那些粮原梯田中驰骋。


黑土地上插着黄色秧苗, 东一块西一块像糟了劫般;光秃秃的、枝条细的像针一样的树上,隔几棵就有鸟巢,鸟巢比树枝要粗太多,很怕它掉下来;梯田一阶阶的,中间铺有细碎的路;很少看见水洼,路过整片的湖泊也都是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些种种,组成了北方初春的萧瑟景象。我盯着窗外,心有余悸,因这将是我以后要反复走过的一段路。


列车开到正午,地上才总算有了点阳光,暖意透进来,我从衣服里坐起来,看着人迹罕至的城区;看到牛羊惬意的趴倒在草坪上;路过一片墓区,沉闷的灰色和花圈的彩色放在一起,荒冢上碧草接天;我盯着窗外,心定,因这将是我以后要反复熟悉的一段路。


到了北京,我弓着腰卧进的士后座里,听着师傅同我妈讲,你看看今天这天,这蓝的,北京多久没这么蓝过了?尽管脑门还是热的,但看看这蓝天,我竟欺瞒自己:我好像在好起来。


实际上我并没好起来,北京的天是很蓝,但北京的空气终不是养人的空气。头几日我在旅店里住着,感觉自己的病情明显重了起来,喉咙发疼发痒的更剧烈,止不住的咳嗽,好像要把藏在喉咙里的病原体咳出来一样。


眼见着入院日期一天天逼近,但我却越来越枯槁。因为太虚弱了,我生病期间唯一一次强打精神参加的饭局,在一直帮助照顾着我的长辈们面前也好似心不在焉,想来甚是抱歉;饭局回来路上差点从天桥的台阶上载下去,两个膝盖都伤了。


我以为自己挺一挺会过去,我以为什么事挺一挺都会过去,但好像不行了。因为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不可能永远都拥有健康、能够快速自愈的体魄,不是吗?


我去医院看病,前前后后挨了不少针扎,有些是把你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有些是把你身体外的药打进去。北京在抗生素用药方面严格,轻易不让你挂水,挂上了剂量也把持的精准。


我从前很少生这种需要挨针的病,又抽又打的,这几天里算是我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挨针最密集的几天,我挨出了经验,一针下去不可能不疼,但要是感觉很疼,那就一定是护士扎针手法出了问题。我在人民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需要把臂弯伸进窗口里面采血,我看不到护士运针,听着她在和里面人聊天,觉着被扎的地方好疼,拿出来后针孔附近有三块青印子,摸上去一鼓一鼓的疼,我开始还以为青印子是消毒水,说北京的药水真厉害,沾在身上这么久也搓洗不掉,后来发现是青了,哪儿有药水一碰上去就疼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在海淀医院点滴的时候,头两天的针扎起来几乎轻的没有感觉,就在第三天,也是一针下去疼的直颤,好像手上的所有细胞都在抵触这针头,想把它从我血管里顶出去一样。然后听到护士叫“哎呀”,我一看,血顺着软管迅速的填进去,护士说没滚针,但我看别人的针都是平着安在手上的,我的好像坠机一样——屁股撅的老高,心里很不乐意。然后果不其然,针拔下来后有淤青,手也疼了好一阵。


我不应该在还病着的时候住进医院的,真的不应该。


医院里有很多新奇的玩意,比如能随意形变的床,比如水放在里面两三天都不会凉的水壶,还有那个神奇的大厨房,我从来没见过它在哪里,但每一天都有新鲜干净又美味的菜肴端到我们眼前。


还有许多和我一样患病的人们,我多么渴望我和那些等待手术的病人一样健康,这样我或许有更多心思去探索医院与病房,毕竟对现在的我来说,住院确实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在这种剥离生死的氛围中,我还会将更多时间拿来,用在那些无风的夜里思忖永恒。但那时的我不能,我连和其他病人交流都不敢,我怀着深深的负罪感,我很怕他们染上和我一样的病,然后也会和我一样处于两难的境地。我更怕我让那些术后在医院里恢复身体的病人染病,我不敢想象他们忍耐着躯体上的病痛同时还要发着烧,而这却是因我而起。同病房的姑娘每每夜咳,我都觉着是因我而起。


我认同出院的意志里,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我不得不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一有风吹草动我就草木皆兵,我很怕有人因为我生病,更怕有人无意中生病,却把原因归罪于我。我出院了,我不想再这么神经衰弱下去。


更何况北京的空气不是养人的地方,病房里更不是。我住的病房地理位置极好,在楼层的中心,一层的热气都汇到这里,地板上还有地热,护士一进我们屋子就说热。但是有病患,我们不敢长开窗,因为我的病的关系,我更不敢出屋子到处走动去传染他人。夜里燥热至极,不盖铺盖,丝缕不沾的睡还是会出一身汗。我妈坚定的认为,这像桑拿房一样的病房,是导致我入院后病情加重的元凶。


在医院里有很多事不方便,术前不允许家人陪护,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妈还是要回旅店去住的,而偏偏夜晚是我咳的最厉害的时候,顾及同室还有人要休息养病,我将头蒙在被子里尽量减少咳嗽的音量,所有动作都被我闷回去,造成的结果就是我的耳膜震的直疼,随时感觉自己要聋了。耳朵和喉咙脸颊两侧连成一线,一咳嗽起来半个脑袋都跟着遭殃。


我每天夜里都要喝上起码两大暖瓶热水,因为只有喝水能把咳嗽暂时压下去,第二瓶要自己去开水房接,所以值班的护士经常能看到我像鬼魅一样在凌晨三四点左右飘出。第一次接水的时候,杆子一压下去,水居然是像挖空了芯的花洒那样分股冒出来的,滚烫的开水浇了我个措手不及,手和脚都被烫掉层皮,呆了好一会儿,可水还是要继续打的啊!我只能小心的一下一下压水阀,打水都打好长时间。打回来的水再热也得马上喝,咳起来可不会管它是热是凉。


拜夜咳所赐,我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不是睡不好,是没法睡,一秒都没法睡,我困得快死了,可再困也被咳嗽强打起精神。在医院的那几个夜晚我都是这么熬过来的:我或是坐在床沿看窗外盼天亮,或是仰面躺在燥热的病床上收拾自己的绝望。


我咳废了,声音是哑的,想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要很费气力,所以更多时候我没法说话,不能动,还是仰面躺在那张燥热的床上,收拾我的绝望。我没法不绝望,吃过这么多药还好不了,反而越来越重,是不是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睡不好当然也吃不好,在医院的每一餐都很丰盛,但食物我吃起来没有任何味道,喉咙又疼又肿,吃什么都好像在吞玻璃碴子。更不敢吃多了,因为我消化不好又没天没夜的咳嗽,搞不好塞进胃里的食物经常被我全数咳出来——事实上每晚我都会踏着咳嗽声悄悄咪咪的去厕所吐一趟。每天吃得很少但不觉得饿,直到病房的检查结果出来,问我是不是有糖尿病,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就是吃的东西太少,一直饿着。我这才反应过来,我是一直饿着呢。


我打小吞药困难,怕药卡嗓,所有胶囊拧开吃,硬片药捣碎了吃,住院期间前前后后吃过不下六七种药,如何喂我吃药可愁煞了我妈,我还记得有一种药需要喷在嗓子眼里,每次伸喷管进去后我都要剧烈的反呕几阵,后来我把这药给别人试,那人喷了一下就吐了。


我这人就怕麻烦人,这总给我一种“生而为人实在抱歉”的感觉。我住院期间医生护士们多费心了,每天监督嘱咐我吃药、量体温,晚上咳嗽最厉害的时候护士总往我屋跑,拿小手电小心翼翼的看我还好着没有。我很感谢他们,我此前一直觉得“白衣天使”是个杜撰的修辞,但是在这些医护人员身上我看到了光,他们真当你是家人,一遍遍不厌其烦的来查看你的情况。所以,每当看到她们对乖巧、事情又少的病人展露出在我这再难展露的笑靥时,我都觉得深深的羞愧。


我觉得自己真是倒霉,平日壮的跟头牛似的,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知道来北京一趟多麻烦吗?我也诧异,为什么这么多种病竟偏赶上这个时候一齐找上门来,后来我懂了,大概是因为我现在辞职了,每天都过得很悠闲。有工作的时候自己会给身体一个信号:明天还有一大堆工作,你不可以倒下。所以身体也就强撑着。没了事以后这种暗示也没了,这段时间里攒下的病都憋不住了,齐刷刷的来找你复仇了。


拜病所赐,我对苦难有了崭新的理解。降在你身上的苦难,虽然有偶然性,但绝大部分都是自找的。而世间的事、世间的苦,绝不会因为你偷懒想少受一分,它就接受你的贿赂。它对每个人都无比公平——它给每个人的苦难都是你刚刚好能受住的重量,不会多一分更不会少一分,不会多给你一分不会把你压垮,不会少给你一分不会让你轻飘飘的侥幸与得意,它给你多少,你就刚刚好能受住多少。


现在我暂时回家养病,这里天气转暖,人也跟着精神不少。关于生活的另一面我已经倾吐完毕,冥冥中少了许多负担。我将过去的苦日子温习一遍,记录下来,这样它永远不会忘记我,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它。我们互不辜负,也互不相欠。希望未来它在我放肆得意的时候还会再次出现,提点我,警醒我。


这病隙间的碎笔,如还有下阙,就是我与它再次重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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