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记·晋世家》“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关于晋文公事迹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材料来源为《左传》。虽然《左传》编年体的性质并不利于单一事件的完整呈现，但僖公二十三到二十四年（公元前637—前636年）的记事集中记载了主要人物重耳的事迹。重耳出亡的始末记录颇为完整，已经具有了纪传体的特征。《晋世家》基本史料和框架依据《左传》，同时借鉴了《国语》等其他先秦历史文献对细节进行加工，这样的处理使得《史记》中主要人物重耳的性格更加立体，次要人物的形象也更加鲜明，同时叙事线索更加清晰，故事发展更加合理，显示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才能。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晋世家》“重耳之亡”与其史源学上的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并藉此探析司马迁处理材料的匠心及用意。侧重于分析司马迁在叙事中对人物于情节的处理，力图展现在传人与记事方面《史记》对前代史料的超越。

概括起来，与前代史料相比，《史记·晋世家》“重耳之亡”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叙事视野上，司马迁能够做到高屋建瓴，从整体上对这则故事进行关照，，而不是如前代史料记叙那样局限于某年或某人。《史记》与《左传》在记载骊姬之乱后都提到了跟随重耳出亡的五位贤士，但具体是哪五人，二者有出入。《左传》记载：“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史记》记载为：“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还涉及晋文公霸业的建立。与《左传》作者相比，司马迁考虑问题的眼光更长远。他从记载重耳之亡的开始，就通过对材料的筛选、编排，关照了其后晋国的历史进程。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结果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按照时间顺序回归到其发生的时刻，如晋文公伐曹赦免厘负羁的原因是因为在厘负羁谏曹共公事件中厘负羁不仅劝曹共公礼敬他而且对自己馈飨置璧；晋文公伐郑执意捉拿郑叔瞻的原因是叔詹谏郑文公事件中叔詹谏劝郑文公杀了重耳。司马迁以时间顺序将这些原因回归到其发生的时期。还有如介子推在重耳归国渡河和封赏功臣前后两次的出场等。在叙事上司马迁做到了从整体上谋篇布局，关注事件发展的线索。前后的照应使得事件发展更加合理，充分体现出其极高的叙事才能。

其次，在叙述话语上，与前代史料相比，《史记》做到了繁省得当。在尊重历史事情的前提下，司马迁创作了一种符合纪传文体的叙述话语。在这种话语背景下，所有的叙述语言都与传主相关，并且避免喧宾夺主的情形出现。与传主无关，或者关系不紧密的情节或人物，司马迁选择省略。在厘负羁谏曹共公事件中，《史记》略去厘负羁妻这一人物，简化厘负羁与曹共公的对话；对叔瞻劝谏郑文公的内容进行大量简化；在重耳与秦穆公赋诗事件中，略去赋诗仪式程序内容，简化赋诗篇目和赵衰的活动，等等。这些方法，使得整个叙述话语围绕在重耳身上，事件也显得更加紧凑，鲜明地体现了纪传体的文体特征。

再次，对次要情节简化与省略的同时，《史记》却丰富和细化了与主要人物相关事件。从而使得人物行动及相关事件发展更加合理化。尤其是重耳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角，从一个胸无大志、贪图享乐的贵公子成长为雄才大略的一代霸主的变化过程，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还有与重耳相关的别的人物如介子推、寺人披等也在《史记》中变得鲜明而富有立体感。其他如写重耳离开齐国前后的举止与对话、重耳不敢接受楚王礼的心理状态等，都通过细节的安排增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

此外，褒贬态度也更加鲜明。司马迁继承了《左传》对晋文公重耳的赞誉态度，而且表露得更加明显。司马迁不仅写出了重耳从一个贪图享乐的贵公子成长为一代霸主的变化过程，而且通过诸多事件和细节突出他忍辱负重、从善如流的明君形象，明确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推崇、赞誉态度。另外，通过弱化他在介子推事件中的责任，司马迁还有意回避了晋文公的过失。而通过对介子推事件的突出描写，司马迁还表达了对其“不言禄”精神的有意弘扬。

在“重耳之亡”事件的记录上，《史记》有意识地对前代史料进行了取舍，充分运用符合纪传体的叙述话语与叙述策略，，从而实现了对《左传》《国语》等相关记录在史学性和文学性上的超越。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有删减。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