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己｜天空记忆

本报记者

李紫璇　外国语学院2016级本科生

早上打开淘宝看空气净化器的滤芯，依旧是断货。拉开窗帘看见灰得绝望透彻的天空，知道今天还是不要出门了。如果非出门不可，也必须用口罩把自己武装起来。

这样的日子大概会持续一星期，也许半个月，也许一个月。这样的日子占据了北京冬天里的绝大多数。我庆幸自己已经过了记日记的年纪，否则我的日记该会是怎样单调乏味。

这灰色在昨天结束，但它何时会卷土重来，又何时会再次离去，谁也无从知道。而灰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占据北京的天空的，我似乎也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因为印象中遥远的小时候，北京的冬天就时常会笼在白茫茫的烟雾里。晨起遛弯的老头头上戴的呢子鸭舌帽，公园晨练的老太太灵巧地悠着从不掉落的太极球，光秃的树杈上偶尔惊起的一两只不怕冷的寒鸦，卖烤白薯的小贩和他的热气蒸腾的大炉子，一切都因隔着一层厚重的空气而朦胧得有些虚幻。

柴女士说，十年前就有霾的天气了，只是那时候人们不知道，天气预报也只说是大雾。

我倒连雾的味道也记不清了，大概太小了吧。小孩的世界里永远有蓝天白云。我的好几盒蜡笔，蓝色和绿色总是最快用完，因为有大面积的天空和草地要涂抹。

不过，我对于沙尘暴的记忆是深刻的。

有一年的沙尘特别大。下午三四点钟，天黑的像夜里，教室里开着灯。窗外大风呼啸，不断地有吹掉的树枝敲打在窗玻璃上。在这样的气氛里上课，全班都是心神不宁的。

等风静下来一些，天空已变成了昏黄色，浮动在空气中的沙粒是皮肤可感的锋利。街上的人们都用各色的头巾把自己整个面部裹起来，虽然一眼望去都是一样的土黄色。仅有头巾还不够，里面要戴上棉布的口罩。那年月还没有防霾口罩，也没有PM2.5的说法。

那一年我上小学，还不认识阴霾的“霾”字，毕竟阴霾在无忧无虑的童年里很难找到出现的机会。

过去有沙尘也是少数那么几天，多数时候北京天可蓝了，蓝得都能看见西山。回忆起过去，家里长辈们口中尽是留恋，他们说话的时候望着窗外，仿佛目光能穿透灰暗的穹顶看见天空本来的颜色。

第一次知道雾霾这个概念，是2012、2013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北京的蓝色和绿色真的就像那两截蜡笔被用尽了一样，放眼望去是一眼望不到底的灰，是滞重的真实。

高中的时候学校在望京，我们判断能不能上体育课的标志就是：如果从学校窗户看不见SOHO的大楼，就一定上不了了。

北京第一次因为雾霾中小学停课的时候我高三，窗外是厚障壁一样的空气，在家刷着厚障壁一样的五·三，第一次感觉到，放假也并不令人快乐。

也就是这时候雾霾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地理题也考我们治霾措施。要是谈到治霾措施，每个文科生都能一二三四五说出好几条来。似乎人人都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天气从不见好。

一场重度霾，必定伴随着网络上一次轰轰烈烈群情激愤的讨论，接着一阵风和朋友圈里晒蓝天的照片，又让激愤的议声冷去。

或许人人都有权利愤怒，但生活里也本不该只有惊惶失措的恐惧和愤怒的互相指责。只是头顶着厚厚的灰霾，这些愤怒和恐惧也就无从回避。

我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讲16个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的人，为了躲避雾霾逃离北京。各自的故事大同小异，无外乎艰难地做下决定，劝说家人，放弃经营好的生活圈子，大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看过不禁哑然失笑：北京本地人又该往哪里逃呢？

个体固然可以逃离，并且我也欣赏他们逃离的勇气，但这种烧荒式的逃离真的比留下能让人多一些心安吗？大半个中国都笼罩在雾霾里，我们还有多少世外桃源，能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竭泽而渔，再弃城而走？

昨天，天晴了。

图片来源自网络

微信编辑｜侯沛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