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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 清朝为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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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记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而什么是国家利益,又基于如何认识你自己,以及你如何认识你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就历史哲学这个层面而言,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经历过多次变化,每一次这种认知的变化,都会导致我们在政策上很多东西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理解今天的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背景。


凤凰卫视10月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学术殿堂,思想盛宴。欢迎各位来到《世纪大讲堂》,我是主持田桐。我们今天要的话题呢,是对中国外交哲学的反思。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是提到哲学这个词,觉得和生活特别的遥远,但是我说一些口号,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口号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六十年代之后呢,我们的口号是“一条线一大片”,再往之后的口号呢,是“乒乓外交联美反苏”,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口或是四个字,韬光养晦”。可以看到我们的口号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外交政策历史的变迁。那么究竟导致它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才由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为大家揭开谜底。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演讲嘉宾,来自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

施展:外交的本质是维护国家利益

解说:他是施展,原本是名校毕业的理工男,大学毕了业,他却发现自己对社会科学充满了问号。2008年,施展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外交学院任教。

于是乎,从民主主义到外交哲学,从《东北观天下》,到《西北望长安》。法国大革命,何谓俄罗斯,阿富汗的宿命是什么,土耳其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面对着中国历史,施展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谁?”

田桐: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出今天的演讲嘉宾施展教授。施展教授,你好,欢迎您来到《世纪大讲堂》,来,请。都说知识分子,有学问中人,有问题中人,您是属于哪一类的?

施展:我是属于行情中人。

田桐:您是行情中人,怎么讲?

施展:开个玩笑了,假如按照主持人刚才的分类的话,我应该属于问题中人吧。因为我不是按部就班的,科班出身那么一步一步读上来的。相反,我是一直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势必就得去回溯,中国它究竟是怎么来的,以及未来我们可能往哪个方向去,要对这些问题给出解答,我循着这种问题的思考,我一步一步逐渐走上了,对于历史、、对于哲学,等等这些方面的思考和学习。

田桐:您刚才说,您是性情中人,但是我觉得学霸都不是性情中人,您平时除了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喜欢做的事情吗?

施展:我平时喜欢旅游,喜欢打球,喜欢唱歌,喜欢美女,我想诸位跟我,男生跟我也应该都差不多吧,尤其最后一项喜好。

田桐:喜欢美女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外交哲学,我们提到外交的时候,会觉得外交理论、外交政策,您第一次把外交提到了哲学这样一个高度,当时是怎么样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施展: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记忆,它是外来维护你的国家利益的,而究竟什么是你的国家利益?又基于你如何认识你自己,以及你如何认识你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就历史哲学这个层面而言,它在告诉我,我们是谁,而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晚清,或者说从这个传统中国一直到今天,是经历过很多次变化的,每一次这种认知的变化,都会导致我们在政策上,很多东西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理解今天的外交,很重要的一个知识背景。

田桐:好,那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演讲嘉宾施展教授,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演讲。掌声欢迎。

施展:感谢主持人,感谢诸位。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对中国现代外交哲学的反思》。那么谈到外交哲学,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我们今年的这些外交,以及民间经常会看到的,对外交的很多评论,比如一些说法,什么“宁可中华遍地不长草,。,这个东西,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我们在南沙,以及在中亚或者在南亚,在非洲的很多做法按,是否真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假如它符合的话,那么它符合的究竟是什么利益?以及假如它不符合的话,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我们初看上去那样,很简单一目了然。相反,这些东西它涉及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在于究竟什么叫做国家利益?那什么叫国家利益呢?它首先涉及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究竟如何认识你自己?你是谁?以及你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演讲,大概就会分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会来讲一下,中国的自我意识,究竟我是谁,这个答案,在近代以来,它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它的答案是如何变化的?一直在不断的寻找答案,不断的在转型的这个中国,它是在怎样的一个外在的约束环境之下在转型的,如此这样的一个今天的中国,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谓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维护它?

片花:因为假如他可以承认,你这个从远方来的,连人都不算的那种蛮夷,居然可以跟我对等的话,那么对于大清而言,对于这么一个帝国而言,它如何要求自己的边疆,自己的藩属地,仍然保持一个等级制的关系呢?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你不肯平等,人家又非得想要平等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解说: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到访中国。面对中国的皇帝,磕头还是不磕头成了问题。

施展:中国古代有那种说法,叫东夷、西狄、南蛮、北戎,什么所有这些地儿的人,对他们的称呼都加一个犬字旁,你就是一只动物。那会儿的中国,把自己视做一个帝国。那么什么叫做帝国呢?或者说什么叫做一个古典意义上、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呢?就是认为我是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你们周边的这些地方,它的文明程度都是不够的。那么从我这里,向周边逐渐的往外扩散文明,那么在这个帝国的外围是边疆,再远处蛮夷,只能接受或者服从帝国的一种统治秩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帝国它就不会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它并立,相反,它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高的。这个就是在晚清以前,中国对世界秩序一直是这么想像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1793年的时候英国马戛尔尼,他来访华,他去到承德避暑山庄来见乾隆,见到乾隆爷之前,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很复杂的交涉,就是到底是否要磕头?是否要三拜九叩?当时的大清乾隆爷,他非得要求,你必须得磕头,但是马戛尔尼说,我只向上帝下跪,只向女王下跪,但只是单腿跪,我绝对不会向人磕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当时差一点就拒绝见他,为什么?因为假如你不向我磕头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就得承认,你跟我的身份,或者说你所代表的那个力量,跟我的身份是有某种对等性的。这种对等性,和帝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是截然矛盾的。当然最后允许马戛尔尼来见他了,但是很不客气,反正最后把他也给赶走了。我们今天的历史书经常说,当时的乾隆多么的愚昧,当时晚清多么的傲慢自大,对世界秩序茫然无知,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乾隆爷他非常了解英国,他非常知道英国在印度曾经干了些什么事儿,乾隆爷也非常的知道,英国在欧洲它是号称第一强国,然后英国在欧洲,它的海军最强大,欧洲各国颇受英国海军之害。所以乾隆也提醒自己的这种边防的队伍,边防的将军等等,提醒他们你要注意,“英夷”它有可能对我们危害。

也就是说,乾隆并不是对英国完全一无所知,但他为什么还强行的要求,你必须得以一个远方来的臣仆的姿态与我面对呢?因为假如他可以承认,你这个从远方来的,连人都不算的那种蛮夷,居然可以跟我对等的话,那么对于大清而言,对于这么一个帝国而言,他如何要求自己的边疆、自己的藩属地仍然保持一个等级制的关系呢?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你不肯和人家平等,人家又非得想要平等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假如人家的力量很弱,始终没有办法来跟你进行pk的话,那么也就那么着了。比如像这个尼泊尔,像像中亚等等很多地方,它最后也那么着了,但是英国不一样啊,英国它事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它有了这种蒸汽船,它有了这种现代的武器等等。于是英国他最后,你既然死活不肯给我平等地位,我索性的打过来吧。

清朝努力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被迫“卖国”

1860年,我们的圆明园被烧掉了,大清被打得,打得很惨,打得很惨之后,在大清又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总理衙门,大清当时意识到了,自己完全不是西方的对手。你们想跟西方打,完全是打不过的。大清也意识另外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大家都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攻克了北京了,火烧了圆明园了,这在历史上的朝代而言,你的首都被人攻占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彻底亡国了,或者说基本上就亡国了吧。你无法想像,居然首都被攻占之后,跟人签一条约之后,人家就乖乖撤走了,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在中国的历史,根据我们历史经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跟英法签了一个条约之后,英法竟然真的就乖乖撤走了,而且它乐意遵守签订的这个条约,只要大清肯守约。这个是大清从来没有过的经验,而这个经验给了大清一个全新的对于世界的一种想像。就是说,有可能这些,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些蛮夷,我是有可能在一种国际条约体系之下和他们打交道的。并且在这种国际条约体系之下,虽然我打不过它,但是我是有可能把多个蛮夷的力量,多个西方蛮夷的力量全都引入中国,向它们让利呀,跟它们缔约呀,使得它们的利益,在我这国家内部形成各种交错。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之下,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制约。最终,它们形成一种力量均衡,我就获得一个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所以大清就有得玩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清开始了一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叫做以夷制夷的努力,这种以夷制夷的努力,翻译成今天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大清试图努力的融入一种此前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但今天却一定要接受的国际条约体系。它意识到,在这个国际条约体系之下,大清的利益是可以获得保障的。但前提是,你得懂得国际条约体系,以及你得愿意加入这个东西。在此之前,大清对这个东西肯定是,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大清逐渐开始努力的融入现代世界秩序。并且在这个努力融入现代秩序的过程当中,大清它也逐渐的发现了西方列强,列强和列强是不一样。比如大清发现,英国、法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这些列强,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它不利人土地,什么叫不利人土地?利就是利益的利,它不会过来试图抢占土地,相反它更多的是到这来,跟你要有一个通商的权利,要一个平等通商的资格。而它跟这个俄国日本什么呢,可能不大一样,俄国和日本它是利人土地的,也就是说它是过来,它是想要占你的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清都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的来对抗俄国和日本,那么它就势必要更多的把英国、法国、美国等等,把这些国家的利益引入到中国内部,使得它们的利益在中国的利益足够多了之后,它们会主动的帮助大清,来对抗俄国、日本这种利人土地的国家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以夷制夷”的过程当中,你要想让英国、法国这些不利人土地的国家来主动帮你,维护你的利益的话,那必须得有条件,就是你得向它主动的让利,你要不向它做某种让利的话,人家凭什么帮助你。而假如你拒绝做这个让利,有可能你损失的更多。

所以在晚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这个通商条约,那条约在今天看起来,可能会被指责为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平等,等等,可能会有一些指责。但是假如你把我们的这种视野,放回到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你会发现,正是在这种让利的过程当中,大清才得以保全。只不过那些东西,那些让利的行为在今天我们那种革命主义的视野之下,在这么一个观念之下,它被解读为“卖国”。那么大清它是努力试图想要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这个不是大清能选的,融也得融,不融也得融,你要主动融入进去的话,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假如你拒绝融入的话,人家直接就打上门来,打上门来你的后果就会更惨。而主动融入的话,有可能你会逐渐获得一种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这是大清它在后来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么一旦开始主动融入的话,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开始转型了,但这个转型的时候,对大清来说就面临着几个问题,很复杂的问题。

解说:大清向何处去?坚船利炮背后的西方的文明,能够为大清找到“中国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施展:那么你为什么要转型呢?是因为你挨揍了,你被西方给一顿胖揍。挨揍之后,我想要不再挨揍,那么我就得先得够从国家内部把各种资源更加有效率的动员起来,提升动员效率它需要靠几点。一个是你内部的这种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改革。另一方面,你要从民间更多的进行资源的汲取。但是民无信不利,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对传统的这个文化而言,。但是在面对一个如此之恶劣的外部安全局势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坚守这些东西,会使得你的转型彻底没法玩,所以你就必须得另找到一套理念,你使得自己从民间更多的进行资源汲取这个工作获得一个正当性。既然传统文化没有,很可能我就得从外面来寻找,外面西方国家给提供现成的,什么?就是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就是通过民族主义一个一个的国家,它全都被,用一套全新的理念,把这些国家给整合起来,然后它们都变得效率很高。那么对大清来说,也许用民族主义是完成自己的重新整合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新的麻烦又来了,民族主义它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前提,它假设这个国家内部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nation的,都是同一个民族的。nation这个词在西方的原意,。它是指只要你是一个nation,你就必须得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民族主义是nationalism,它假设了整个国家内部都是同一个nation,而同一个nation内部所有的人,它完全是均制化的。所谓均制化,就是说咱们俩都一样的,没啥区别。从这个民族属性上而言,没啥区别。但大清不行啊,大清大家都知道,往少了说,汉、满、蒙、回、藏五族,而这五族甭管是宗教、信仰、语言,甚至是人种什么,都有很大的区别。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它最先的西方开始出现,而在西方出现民族主义的时候,它就是用来肢解帝国的,也就意味着大清假如用民族主义,来重树自己的正当性的话,它有可能直接导致边疆就独立出去了,国家就解体了。这个问题是大清跟日本,在近代都要转型,但是面临的约束条件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那么对他们而言,用民族主义,我这国家内部是均制化的,都是的,一把民族主义,把整个国家内部人都给整合起来,转型一下子成了。

但是对这个大清来说,假如你用了民族主义,边疆马上就说我也是个nation,我应该独立出去,你国家就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大清来说,它就面临几个彼此矛盾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必须增强动员效率,而增强动员效率,你就必须得找到一种新的理念,来重新告诉自己,我是谁。那么我又要保障国家的统一,然后同时我还得以某种方式承认边,疆跟这个帝国的中心地区,它的某种对等的身份。因为假如你不肯承认的话,有人肯承认,比如英国,比如俄国,比如日本。

大清的末年,以及在民国的时候,满、蒙、回、藏这些地方,在这个俄国、日本、英国等等,在它们的策动之下,这些地儿陆陆续续的,都进入到了事实的独立状态。增强动员效率就得用民族主义,可是民族主义又导致了国家解体,你又得保证国家的统一,同时你还得承认边疆的这种主体身份。而这几个任务是彼此矛盾的。清朝末年它转型,始终是左支右绌,它的政策不得其法,没有办法连贯下来及。民间它最后不接受了,既然你,你说你要带领我们转型,你说你有这个,你有统治正当性,但是最后你啥都做不到,那拉倒吧,你换个人吧,你甭跟这玩了,于是革命就来了。

片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玩意儿而已,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邪恶的,既然我们要革命,把这东西也全都革掉算了,所以就是伴随着这个北伐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把汉口的英租界,九江的英租界,也全都给收回了。这个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角度而言,当然是很好的了,这个非常长我志气。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你就会发现它带来一个问题。

儒家文化影响国家边界:民主主义观念强

解说:革了大清的命,换了北洋的朝。“革命”的中国又是谁?它又要怎样面对它与世界的关系呢?

施展:古典帝国的时候,根本就无所谓外交,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之外还有世界。从这个没有外交的时候,到了有外交的时候,就是这种“以夷制夷”,而所谓的“以夷制夷”,实际上是大清,它努力的融入现代条约体系,现代世界秩序的一个努力。最终它的转型失败了,失败之后,中国的转型就走上另一条路,就是试图用革命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一问题。那么用革命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时候,相应它也一定会伴随着我们对于,世界秩序理解的一个变化,这就进入到了革命外交。而革命外交里面,就包含了中国对于现代世界的秩序的拒斥,或者说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抗拒,这么一个转向。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台湾有个学者叫做唐启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这本书里边就谈到了北洋政府,它是如何通过修约的方式,让中国来在国际秩序当中,获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以及让中国更加有效的融入到国际体系当中的。北洋政府是做了这么一个努力,这跟大清在晚清末年的那些努力,是有个继承关系。,整个这个事儿就彻底变过来了,变成了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在内政层面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有问题的,假如没问题,为什么你国事日益不振呢?这是对内的层面。同时对外的层民,我们又认为国际条约体系,本身也是很糟糕的。证据就是,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当时的山东问题,什么就是很多问题吧,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认为,国际条约体系它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列强用来欺压落后国家的一套办法。那么面对这么一个东西,与其加入,不如我们彻底改掉它。这种所谓彻底改掉它,实际上就是对于国际条约体系,要对它进行一个根本挑战。

清朝努力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被迫“卖国”

1860年,我们的圆明园被烧掉了,大清被打得,打得很惨,打得很惨之后,在大清又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总理衙门,大清当时意识到了,自己完全不是西方的对手。你们想跟西方打,完全是打不过的。大清也意识另外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大家都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攻克了北京了,火烧了圆明园了,这在历史上的朝代而言,你的首都被人攻占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彻底亡国了,或者说基本上就亡国了吧。你无法想像,居然首都被攻占之后,跟人签一条约之后,人家就乖乖撤走了,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在中国的历史,根据我们历史经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跟英法签了一个条约之后,英法竟然真的就乖乖撤走了,而且它乐意遵守签订的这个条约,只要大清肯守约。这个是大清从来没有过的经验,而这个经验给了大清一个全新的对于世界的一种想像。就是说,有可能这些,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些蛮夷,我是有可能在一种国际条约体系之下和他们打交道的。并且在这种国际条约体系之下,虽然我打不过它,但是我是有可能把多个蛮夷的力量,多个西方蛮夷的力量全都引入中国,向它们让利呀,跟它们缔约呀,使得它们的利益,在我这国家内部形成各种交错。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之下,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制约。最终,它们形成一种力量均衡,我就获得一个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所以大清就有得玩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清开始了一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叫做以夷制夷的努力,这种以夷制夷的努力,翻译成今天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大清试图努力的融入一种此前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但今天却一定要接受的国际条约体系。它意识到,在这个国际条约体系之下,大清的利益是可以获得保障的。但前提是,你得懂得国际条约体系,以及你得愿意加入这个东西。在此之前,大清对这个东西肯定是,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大清逐渐开始努力的融入现代世界秩序。并且在这个努力融入现代秩序的过程当中,大清它也逐渐的发现了西方列强,列强和列强是不一样。比如大清发现,英国、法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这些列强,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它不利人土地,什么叫不利人土地?利就是利益的利,它不会过来试图抢占土地,相反它更多的是到这来,跟你要有一个通商的权利,要一个平等通商的资格。而它跟这个俄国日本什么呢,可能不大一样,俄国和日本它是利人土地的,也就是说它是过来,它是想要占你的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清都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的来对抗俄国和日本,那么它就势必要更多的把英国、法国、美国等等,把这些国家的利益引入到中国内部,使得它们的利益在中国的利益足够多了之后,它们会主动的帮助大清,来对抗俄国、日本这种利人土地的国家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以夷制夷”的过程当中,你要想让英国、法国这些不利人土地的国家来主动帮你,维护你的利益的话,那必须得有条件,就是你得向它主动的让利,你要不向它做某种让利的话,人家凭什么帮助你。而假如你拒绝做这个让利,有可能你损失的更多。

所以在晚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这个通商条约,那条约在今天看起来,可能会被指责为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平等,等等,可能会有一些指责。但是假如你把我们的这种视野,放回到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你会发现,正是在这种让利的过程当中,大清才得以保全。只不过那些东西,那些让利的行为在今天我们那种革命主义的视野之下,在这么一个观念之下,它被解读为“卖国”。那么大清它是努力试图想要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这个不是大清能选的,融也得融,不融也得融,你要主动融入进去的话,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假如你拒绝融入的话,人家直接就打上门来,打上门来你的后果就会更惨。而主动融入的话,有可能你会逐渐获得一种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这是大清它在后来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么一旦开始主动融入的话,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开始转型了,但这个转型的时候,对大清来说就面临着几个问题,很复杂的问题。

解说:大清向何处去?坚船利炮背后的西方的文明,能够为大清找到“中国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施展:那么你为什么要转型呢?是因为你挨揍了,你被西方给一顿胖揍。挨揍之后,我想要不再挨揍,那么我就得先得够从国家内部把各种资源更加有效率的动员起来,提升动员效率它需要靠几点。一个是你内部的这种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改革。另一方面,你要从民间更多的进行资源的汲取。但是民无信不利,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对传统的这个文化而言,。但是在面对一个如此之恶劣的外部安全局势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坚守这些东西,会使得你的转型彻底没法玩,所以你就必须得另找到一套理念,你使得自己从民间更多的进行资源汲取这个工作获得一个正当性。既然传统文化没有,很可能我就得从外面来寻找,外面西方国家给提供现成的,什么?就是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就是通过民族主义一个一个的国家,它全都被,用一套全新的理念,把这些国家给整合起来,然后它们都变得效率很高。那么对大清来说,也许用民族主义是完成自己的重新整合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新的麻烦又来了,民族主义它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前提,它假设这个国家内部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nation的,都是同一个民族的。nation这个词在西方的原意,。它是指只要你是一个nation,你就必须得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民族主义是nationalism,它假设了整个国家内部都是同一个nation,而同一个nation内部所有的人,它完全是均制化的。所谓均制化,就是说咱们俩都一样的,没啥区别。从这个民族属性上而言,没啥区别。但大清不行啊,大清大家都知道,往少了说,汉、满、蒙、回、藏五族,而这五族甭管是宗教、信仰、语言,甚至是人种什么,都有很大的区别。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它最先的西方开始出现,而在西方出现民族主义的时候,它就是用来肢解帝国的,也就意味着大清假如用民族主义,来重树自己的正当性的话,它有可能直接导致边疆就独立出去了,国家就解体了。这个问题是大清跟日本,在近代都要转型,但是面临的约束条件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那么对他们而言,用民族主义,我这国家内部是均制化的,都是的,一把民族主义,把整个国家内部人都给整合起来,转型一下子成了。

但是对这个大清来说,假如你用了民族主义,边疆马上就说我也是个nation,我应该独立出去,你国家就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大清来说,它就面临几个彼此矛盾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必须增强动员效率,而增强动员效率,你就必须得找到一种新的理念,来重新告诉自己,我是谁。那么我又要保障国家的统一,然后同时我还得以某种方式承认边,疆跟这个帝国的中心地区,它的某种对等的身份。因为假如你不肯承认的话,有人肯承认,比如英国,比如俄国,比如日本。

大清的末年,以及在民国的时候,满、蒙、回、藏这些地方,在这个俄国、日本、英国等等,在它们的策动之下,这些地儿陆陆续续的,都进入到了事实的独立状态。增强动员效率就得用民族主义,可是民族主义又导致了国家解体,你又得保证国家的统一,同时你还得承认边疆的这种主体身份。而这几个任务是彼此矛盾的。清朝末年它转型,始终是左支右绌,它的政策不得其法,没有办法连贯下来及。民间它最后不接受了,既然你,你说你要带领我们转型,你说你有这个,你有统治正当性,但是最后你啥都做不到,那拉倒吧,你换个人吧,你甭跟这玩了,于是革命就来了。

片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玩意儿而已,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邪恶的,既然我们要革命,把这东西也全都革掉算了,所以就是伴随着这个北伐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把汉口的英租界,九江的英租界,也全都给收回了。这个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角度而言,当然是很好的了,这个非常长我志气。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你就会发现它带来一个问题。

儒家文化影响国家边界:民主主义观念强

解说:革了大清的命,换了北洋的朝。“革命”的中国又是谁?它又要怎样面对它与世界的关系呢?

施展:古典帝国的时候,根本就无所谓外交,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之外还有世界。从这个没有外交的时候,到了有外交的时候,就是这种“以夷制夷”,而所谓的“以夷制夷”,实际上是大清,它努力的融入现代条约体系,现代世界秩序的一个努力。最终它的转型失败了,失败之后,中国的转型就走上另一条路,就是试图用革命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一问题。那么用革命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时候,相应它也一定会伴随着我们对于,世界秩序理解的一个变化,这就进入到了革命外交。而革命外交里面,就包含了中国对于现代世界的秩序的拒斥,或者说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抗拒,这么一个转向。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台湾有个学者叫做唐启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这本书里边就谈到了北洋政府,它是如何通过修约的方式,让中国来在国际秩序当中,获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以及让中国更加有效的融入到国际体系当中的。北洋政府是做了这么一个努力,这跟大清在晚清末年的那些努力,是有个继承关系。,整个这个事儿就彻底变过来了,变成了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在内政层面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有问题的,假如没问题,为什么你国事日益不振呢?这是对内的层面。同时对外的层民,我们又认为国际条约体系,本身也是很糟糕的。证据就是,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当时的山东问题,什么就是很多问题吧,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认为,国际条约体系它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列强用来欺压落后国家的一套办法。那么面对这么一个东西,与其加入,不如我们彻底改掉它。这种所谓彻底改掉它,实际上就是对于国际条约体系,要对它进行一个根本挑战。

文章来源@凤凰网

本文链接:http://phtv.ifeng.com/a/20151005/4148557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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