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两汉：文化的经学时代 | 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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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山责编 | 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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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理想

，是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路线的实践。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韩非的法术则使秦朝覆灭。这对汉初的统治者教训很深，所以一直到汉武帝上台之前，王朝一直奉行黄老之学，统治者“清心寡欲”，“我无为而民自化”，要民众休养生息。。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休养之后，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就太不合时宜了。汉武帝一上台就要“兴太平”，要“制礼作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

公元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儒学是融阴阳家、黄老、名法家等多种学说为一炉的新儒学，讲阴阳五行、好言灾异及天人感应，充满了神学色彩。董仲舒大讲这些内容，有明显的限制皇权的用意，但是武帝并不接受这些。他所要的儒学，绝对不能约束他自己的生活和意志，而是要为他粉饰“太平”。而他要追求的太平，是“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为此，他要兴教化，办教育，选拔贤人，他要设立专门采集歌谣的“乐府”，另外，他还要大事四夷。因为远方之民的前来归顺，是王道实现的重要标志，尧舜时期如此，当年周公致太平，不也是如此吗？汉武帝的王道理想，是超越而浪漫的。。

董仲舒

经学时代

但是，独尊儒术毕竟确立了一条法理：孔夫子的门徒才是治理国家可依靠的中坚。随着武帝时代的过去，到西汉的元帝、成帝时期，，，进行改造。两汉是经学的时代。西汉盛行的是今文经，东汉则为古文经。两者得名是从书写文字而来，具体地说，今文经书写用的是当时的汉隶，古文经则用的是战国文字。但两者的区别绝不仅限于字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孔子。今文经把孔子理解为“素王”，受命于天为汉家立法，经他手定的五经，，必须在人间获得实现。古文经则认为，孔子是先师，孔子所定的经典是历史文献。可知西汉儒家的今文经学也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对汉朝现行体制作重大调整。

汉帝国在司法上采用的是秦朝体系，这是儒生最看不惯的，要改；西汉延续了秦朝以吏为师的做法，文法吏当道，要改；汉朝的祭祀系统不合经典之言，要改；汉朝的宗庙陵寝也不合儒家之道，要改；王朝社会的风俗不好，也要改。本来汉武帝虽尊儒术，但在管制国家方面，恰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所谓“王霸杂用”，其实就是用“王道”对待听话的好人，以“霸道”对付不顺从的坏人。元帝即位后，情况大变。一大批名儒来主政，奉行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政策。汉帝国建立百多年来，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一味“宽政”，。土地兼并随着财富的日益集中更加严重。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恰是勇于改制的儒生最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水旱天灾频繁。理想主义的儒生不是反思自己当政的作为是否切合实际，而是把责任推到汉家身上。如上所述，汉代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夹杂着阴阳灾异之说，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是“五德终始”之说。，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汉家“失德”，应该像《尚书·尧典》记载的“尧舜禅让”，汉朝皇帝应该主动把权力让给新的真命天子，由他来领导大家实现人间王道了。，终于出现了王莽篡汉，天下大乱。

王莽

到东汉时期，因王莽之乱，“尧舜禅让”等很少有人讲究了，古文经学家在汉家如何应天顺人的说明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东汉光武帝本人就曾在太学读过书，他也十分注意学校教育。到东汉中晚期，太学里的学生有数万人。面对王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昏暗局面，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年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联合在朝的“清流”力量，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力对他们残酷打击，大肆捕杀、禁锢，制造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同时一批深思之士，本着经义和他们的现实感，对秦汉以来的历史、现状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崔寔、王符、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最具深度。仲长统在他的《理乱篇》中，甚至把秦汉以来的历史总结为从大乱到小乱再到大乱的循环，其绝望之情可谓深痛。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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