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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如何度过人生?

万派文学2018-04-28 10:14:53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他。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揣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束;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公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澈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着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
   
   LudwigFeuerbach说:“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最后是人。”这句话说的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和其他的ClassicalPhilosophers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罢,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了。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进化论”(Evolution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LifeUrge和LifeSpirit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B.Russell在他的ScientificMethodinPhilosophy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题,叫做进化论派。
   
   Eucken在他的Knowledgeand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他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
   
   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拢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第一、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他,姑且举出他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要的事实罢了。

   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他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
   
   (一)使人觉得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
   
   (二)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AStreamofBecoming)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许多潜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觉发泻出来。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
   
   (三)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
   
   (四)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界”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中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Superiorityand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
   
   (五)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UeberAmensch)。尼采的话,虽然说的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景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作“最多”。

 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
   
   (一)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
   
   (二)詹姆斯说,“精神主义的各种,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质主义却引入到失望的海里去”(James,Pragmatismp.108)。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把“软性”人和“硬性”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实上联成一个;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不像理想家的不着边涯;一方说“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创造的”(GreativcIntelli-genceP.408),不像生物学派讲得全由“外铄”。这类的人生观念,是科学哲学的集粹,是昌明时期的理想思潮,和19世纪物质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活,哲学各问题之下,必生的结果。
   
   (三)古时哲学家总是拿宇宙观念解释人生问题,总不能很切题了;生物学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释人生问题,每每把人生讲得卑卑的很。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唯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这样抬高人生观念的位置,不特许多空泛的人生观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学派只晓得人生的周围,不晓得人生的内心的人生观念,也嫌不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
   
   (四)既然发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标准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决人生问题。从此人生的意义,脱离了失望,到了希望无穷的海;脱离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脱离了“常灭”,到了永存的地位。
   
   照这看来,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

    然而中国现在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最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何以有这样多的“左道”人生观念呢?我想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姑且举出几条驳驳他。
   
    第一是达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极有势力。发挥这个道理的人,当然以庄周做代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也是这道理。这一派大要的意思,总是要“齐死生,同去就”;并且以为善恶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样的:看着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集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所以尧舜桀纣都没差别,“死则腐骨”。照这样人生观念去行,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既然不分善恶,所以没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没有将来的希望,所以不主张进化;既然以为好不好都是一样,所以改不好以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见得人生外面变化,不见人生里面,永远不变,所以看得人生太没价值了。照效果而论,这种达生观已经这样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说,无如拿真理解他,他并没立足之地。凡立一种理论,总要应付各种实事,但凡有一处讲不通,这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绪,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这种达生观去应付,一定应付不下的。因为达生观忽略人性,所以处处讲不通了。达生观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人生观”。就以阮籍个人而论,总应该实行这达生观了;但是《晋书》本传里说,“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照这样看,阮籍竟不能实行下去。他爱他儿子,他不愿意他儿子学他,可见他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说特说,真是自欺。还有一层,照这达生观的道理而论,善恶是一样,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达生的好,不达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没有是非了,只好“无言”;然而偏来非那些,是这些,骂那些,赞这些,真是自陷。总而言之,解释人生真义,必须拿人性解去,必须把人性研究透彻,然后用来解释。如若不然,总是不遮盖事实的空想了。至于达生观所以在中国流行,也有几条缘故。第一、中国人是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这是最要紧的原故——中国的政治,永远是昏乱;在昏乱政治之下,并没有人生的乐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见。忽然起了反动就有了达生观了。

        第二是出世观。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种印度思想。中国历史上最多隐士,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专制政治最能消灭个性;尽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没法子办,只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什么“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乱时候。有时太平时代,也出隐士,看来似乎可怪;其实也是为着社会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开。这样本不是一种主义。在实行隐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从他。所以有这样情形,尽可说是在一种特殊境况之下,发生来的一种特殊变态;我们大可置而不论了。至于那一种印度思想,惑人却是不少。他们以为人生只有罪恶,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脱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对人生,原不过反对苦痛,但是因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坏人生。照现在文化社会的情形而论,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话,说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学哲学的证明,超脱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种东西,是幻想来的。这也是在印度乱国里应有的一种思想,也是受特殊变态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论人;不能解释人生的真义。
   
   第三是物质主义。中国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最可痛恨。弄得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都是被了他的害。这种主义在中国最占势力,也有个道理。中国从古是专制政治,因而从古以来,这种主义最发达。专制政治,原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更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工夫。弄到现在,中国一般的人,只会吃,只会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乐,只知纵淫欲……。离开物质的东西,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休养,奋发,苦痛,快乐,希望……永不会想到。这样不仅卑下不堪,简直可以说蠢的和猪狗一样。一切罪恶,都从不管精神上的快乐起来;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乐,都因为仅仅知道有物质。这种观念,在哲学上并没有丝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驳。我们只要想几千年前人类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我们了,我们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后人了。可见这观念和人生势不两立:那么当然不能拿他解释人生了。
   
   第四是遗传的伦理观念。有人说,道德为人而生,也有人说,人为道德而生。后一层道理,已经是难讲得很;纵然假定人为道德而生,也应当为现在的、真实的道德而生;不应当是为已死的虚矫的道德而生。在现在中国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许有我,不许我对于遗传下来道德的条文有疑惑。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作裁判人生的一切标准。中国人多半是为我主义,这却是无我论。何以无我呢?因为有了道德,就无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
   
   “父”,就无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无我了。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认有人生的,他的讲不通,也不必多说了。
   
   这四种都是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有人问我,何以这几样都算做“左道”?我答道,“因为他们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观念,尚是很多,一篇文章里不能一一说到,只要把“就人生论人生”一条道理当做标准不难断定他的是非了。
   既然“左道”的人生观念,都是离开人生说人生,我们“不左道”的人生观念,当然要不离开人生说人生了。但是不离开人生说人生——就人生的性质和效果,断定人生的真义——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想这样办必须考究以下各条事实:
   
   (一)人在生物学上的性质——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二)人在心理学上的性质——就是人的组织、机能、行为、意志各方面的性质。
   
   (三)人在社会学上的性质——这是人和人、个人和社会相互的关系。
   
   (四)人类将来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
   
   (五)生活永存的道理(TheImmortalitiyofLife)。(我这里说生活永存,万万不要误会。我是说“生活的效果(EfAfects)”永存,“社会的生活”永存,不是说“个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
   
   照这五条研究详细,不是我这“发端”的文章应有的事。况且我学问很浅,也不配仔细述说这些。所以要做这篇文章的缘故,原不过提出这人生问题,请大家注意;请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决他;并不敢说我已经把他圆满解决了。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上至大总统,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学,我对于人生,不能没有一番见解;这见解现在却切切实实相信得过,也把他写了出来,请大家想想罢。

 人生观念应当是: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我现在做文,常觉着中国语宣达意思,有时不很亲切。在这里也觉这样。我把对应的英文,写出来吧。“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
    我这条人生的观念,看来好像很粗,考究起来实在是就人生论人生,有许多层话可说。怎样叫做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怎样叫做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一件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消灭的。怎样能实行了这个人生观念?就是努力。这话不过略说一两面;我这人生观念,决不是两三行文章,可以讲圆满了的。但是多说了看的人要讨厌了,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里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阜之丘,如大山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龁,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其子存焉。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河曲智叟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遵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则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
   
   这篇文章,并没说到仔细。仔细的地方,我还要研究去,奉劝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谈罢。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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