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精和女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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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最难得的是真情。小学时代男女同学的友情，没有名利，没有性欲，也没有提防，打也好，闹也好，哭也好，笑也好，出于天真，本乎自然，一片赤子之心。

                                       ——题记

小学时还不懂男女大防，男女同学在一起，叽叽呱呱，吵吵闹闹。可小孩子的脸，像三月的天，阴晴不定，一会儿好，一会儿恶，好的时候亲密无间，恶的时候破口对骂，女生骂男生是“男子精”，男生骂女生是“女客精”，唾沫横飞，各不相让，反正全班五十六号人都已“成精作怪”。

我虽然性格内向，很少主动交友，在班里的“男子精”当中，也有几个臭味相投的死党，尤其以国光、环宇、东晓和平泉为甚。

说起“国光”两个字，可能想到大名鼎鼎的国光苹果。国光长着一张圆脸，胖胖的，红红的，与国光苹果倒有几分相像。他精力充沛，热情好客，一说起话来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跟我的内向、木讷、被动正好相反。或许是性格互补吧，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为同窗好友。加上他爹和我爹是同学，他大哥和我三哥是同学，几重缘分凑在一起，因而显得格外亲近。

当时与国光的关系，可以用“形影不离”四个字来描述。在学校，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放学了，一起玩到天黑再回家。小学的东面有一个操场，操场边上有一排杨树，他建议一起上树聊天。当时年纪幼小，身手矫健，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背着书包爬上树梢，坐在树丫上轻松自如，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惧怕。当然，说笑的主角自然是国光，他精神饱满，热情洋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只是扮演了忠实听众的角色。太阳落山了，我们才下树，依依而别。

国光的爹以养蜂为生，哪里的鲜花开了，就把蜂箱运到那里，一年四季过着逐花而居的流浪生涯。我从小喜欢吃甜食，蜂蜜更是甜食中的佳品，再加上经常听他讲起蜜蜂的故事，心里充满了好奇。有一天，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禁不住蜜蜂的诱惑，欣然去他家玩。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排列着的一只只蜂箱，蜂箱里面的一排排蜂窝，蜂窝上面停着密密麻麻的蜜蜂，感到无比的新鲜和惊奇。他爹带着面罩，正在收割蜂蜜，给我热情介绍。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据说曾经在搬运时被蜂箱砸中，砸断了一条腿，装了假肢。

跟国光在一起的日子，阳光灿烂，其乐无穷，但在一起打算盘时除外。老师每天叫我们打算盘，而且要到讲台上去打，每次都是相同的三个人：我、国光和另一个女同学玉芳，从一加到一百，答案是五千零五十。女孩子心灵手巧，每次都是玉芳第一个打完，国光第二个打完，回到座位上，孤零零留下我一个，涨红着脸，站在讲台上继续笨拙地打。我没有埋怨老师，也没有埋怨同学，只埋怨自己，长得五大三粗，像一只大笨熊。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瞥了并排而立的国光一眼，意外发现他的一个“秘密”：从一开始打，才打到一半多一点，就一下子跳到一百，将算盘子拨到五千零五十，就算完成任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与国光的阳光好动相比，环宇性格文静，气质有点像女孩子。他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长睫毛，大眼睛，跟我们这班毛手毛脚的野孩子截然不同。他虽然也是农村户口，但他爹是县总工会的干部，姆妈是大队里的支部书记，是干部子弟。

记得在二年级结束前，班里要评出“三好学生”。按常规，谁能当上“三好学生”，班主任老师一言九鼎。其实，所谓的“三好学生”，只是“一好学生”，老师一般只看成绩，谁的成绩好，谁就是“三好学生”。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深孚众望、极端负责的老师，她先确定了几位学习好、纪律好的女同学，再回头来看男生，论成绩自然非我莫属，可我又是一个“牛皮大王”，因为不遵守课堂纪律，甚至被她拎到教室前面过。踌躇再三，“三好学生”的桂冠第一次与我擦肩而过，落到了环宇头上，因为他学习好，纪律也好。

不知为什么，在小学里像女孩子一样文静的环宇，上初中以后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牛皮大王”，经常被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表哥郑晓军老师批评。我想大约是小学阶段没有玩够的缘故，需要补偿一下吧。

与国光和环宇相比，东晓当时在班里的成绩并不突出，是小组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念书的声音特别洪亮，字与字之间拖得很长，甚至有些夸张。只要他一朗读，声音就盖过其他同学，全班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脑袋还要摇来晃去，那模样有点像旧社会里的学童念四书五经，只是后脑勺少了一根辫子。

东晓的“晓”字，对于刚上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笔画太多，不易写好。于是，他用了同音替代法，改作“东小”。无独有偶，我班的两位女同学分别叫做“仙鹤”、“绛唇”，但我在她们的作业本上看到的却是“心红”、“江云”，在那个年代，“一颗红心”、“江上风云”，都很时尚。等到上大学以后，我读《孟子》，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说法，于是，我给他硬加上“东小”的出典——“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我当时心里有点为东晓不平，因为数学老师老是喜欢找他的岔子，有事没事叫他站起来，黑着脸，在全班同学面前劈头盖脸批评一顿，罪状永远只有两个字：骄傲！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这时，我看东晓的头微微地摇动，嘴角抽动着，想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还是没能控制住，两颗豆大的泪珠“吧嗒吧嗒”地滚了下来，后面就源源不断，串珠成线了，只是不敢哭出声音来。后来才知道，数学老师与东晓同村，两个家族有宿怨，只是迁怒于一个小孩子，恐怕有失师道尊严。

东晓从小就慷慨豪爽，懂得与人分享。记得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带我们一帮同学到家里玩，他姆妈给每人一根糖蔗，吃得我们甜到心里。一根糖蔗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只有嬷嬷对孙子、外婆对外孙才会这样慷慨。汉代的韩信当年落魄的时候，漂母送他一碗饭，所以有了历史上的“一饭之恩”。平生感念东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一糖蔗之恩”。

热情而好客的东晓，在生活上有点冒失，难免磕磕碰碰。记得小学毕业前夕的一天，他推着一辆独轮车从红梅岭冲下来，经过小溪的时候，方向把控不住，一个跟斗，冲下石桥，掉进溪滩。幸好他的命大，只是额头上受了一点轻伤，吃了一点皮肉之苦，包扎了一下。过了几天，学校里组织毕业班学生拍小学毕业照，他的额头上用纱布包扎着，好像停了一只“八角蟢”（即“蜘蛛”）。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后，东晓的学习成绩和人生轨迹直线上升，从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到全国青年科学家、全国劳动模范、，到了寻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与前面三位班干部相比，平泉默默无闻。他有两个弟弟，名字与众不同：一个叫“自力”，一个叫“更生”，合起来就是“自力更生”。我们喜欢开他的玩笑，问他那个当赤脚医生的爹，为什么不把他哥哥铁泉和他的名字取成“独立”“自主”呢？

到了寒冬腊月，平泉就会叫人刮目相看，因为他没有棉衣、棉裤和棉靴，身上穿着单衣单裤，脚上拖着一双破布鞋，也没有袜子。我看他老是缩手缩脚，浑身颤抖，可也没有见他伤风感冒，贫穷或许早已锻炼了他的抵抗力，对寒冷也习以为常了。

平泉从小就显示了数学方面的天才，再难的应用题，到他手里都迎刃而解，仿佛三下五去二那么简单。在小学高年级，王兴育老师每次组织学生进行数学应用题比赛，他拔头筹的时候最多。可他的语文成绩平平，偏科现象严重。在高考讲究总分的时代，他后来能考上浙江工业大学，也真是不容易。

当时我们班里阴盛阳衰，除了以上这些“男子精”，当然还有更多的“女客精”，譬如玉芳和宝兰。

玉芳上学的时候，已经九虚岁，比我大一岁。她懂事早，读书用功，人也聪明，成绩优异，虽然身材娇小，像个长不大的“小萝卜头”。她在老师的眼里，人见人爱，一直当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朗读玉芳写的作文，大约是除夕吃年夜饭的时候，她的姆妈说，不要吃光，留一点给明年吃，就是年年有余的意思。当时我们写的作文，都像“八股文”，，抓纲治国”的高帽子，大家听了玉芳的作文，清新自然，如沐春风，不由拍手叫好。

不久，玉芳的爹因病作古，她虽非长女，但下面还有弱弟，因而变得更懂事了。五年同窗，我隐约地感到，在她娇小的身躯里面，隐藏着一颗坚忍不拔的心，从来没有听她叫过一次苦。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代人受过，被老师批评了一顿。我看见她手里捧着一大摞作业本，从老师的办公室回来，眼里噙着泪花，一句也没有辩解。

与玉芳的文静内向相反，宝兰外向活泼，甚至有点大大咧咧，像一个男孩子。她当过我们的班长，倒不是因为读书最好，而是最懂事，也最能讨老师的欢心。

记得当时人人的书包里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我们一般按部首查字，速度很慢，而宝兰三下五去二，一下子就把生字查出来了。为什么这么神速呢？因为她用音序查字法。后来，我也改用音序查字法，果然提速不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宝兰是我当之无愧的“老师”。

有一次，宝兰从家里带来一本手抄本，内容是《孟姜女寻夫》：“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别家夫妻团团圆，孟姜女丈夫造长城……”从正月一路唱到十二月，反反复复，荡气回肠。我第一次看到课本以外的世界，原来这么奇妙，真是大开眼界。

不过，我跟宝兰也有过不快。有一天，同学们在乒乓球桌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我看宝兰站在球桌上，就从后面推了一把，她大约是没有提防，吓了一跳，当即就坐在球桌上，哭了起来。后来，姆妈问我，是不是有个女同学叫做宝兰，因为她的姆妈在大队里开会的时候，告了我的状。

到了四年级，班里突然多了一批插班生，原来是附近的山头小学并过来的。山头小学地处山背，类似于北方的黄土高坡，其实是红壤高坡，离我们前店联校有三里路。因为这个小学只招收山头一个村的学生，同一个班里，有不同的年级，一、二、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齐全。上课的似乎只有一两个老师，一会儿教一年级的课，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一会儿教二年级的课，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依次类推，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质量，都无法保证，并校乃是高明之举，虽然小孩子每天上学的时候要多走三里路。

跟我四年级同桌的，就是山头小学插班的一位女生，叫做云英。四年级的女孩子，大约已解人事，而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毛毛头。有一天，云英跟女同学说起家里的“卫生带”，我也随口插了一句:“我也有一条。”惹得女生们“吃吃吃”地抿嘴窃笑。当时，我因为穿不起毛线衣、毛线裤，冬天穿的是“卫生衣”、“卫生裤”，想当然地以为，“卫生带”就是系在“卫生裤”上的那一条带子，谁知道是女孩子用的月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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