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文学开炮(兼答余秀华所看重的文学性)

本期目录：

1，向死文学开炮（兼答余秀华的文学性）  作者 ：老痰

2，什么是文学性   作者：李琬之

3，建设 革命文学论   作者：胡适

向死文学开炮

——兼答余秀华所看重的文学性

特约评论员：老痰

写这段文字时，我感到汗颜。

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经百年了。时至今日，的文学，不，应该说是我们的文学，都做了什么呢？除了把谎言说一万遍，就是文过饰非，就是装腔作势地玩高大上！假大空的死文字堆成了一座座坟墓，漫山遍野的僵尸文字更在网络里爬行！

文学的主流早已脱离了其所依存的土壤，变成了权势的附庸，失却初心，口口声声喊着高调爬进庙堂，背离良知的本真，背离人、人心与人性。一些所谓主流文人热衷出书、出名、出位，获奖无数，另一些忙着颁奖并把自己的名头挂在显赫之处，一道儿把文学往死路上逼。殊不知，那没有活人气息的文字，有几人读？真让老祖宗好不容易留下来的几个方块字，活活闷死！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高大上的文字完全脱离了民众！民众需要的是活的文学，不要已死或将死的文学！前几日，一篇《我是范雨素》的短文，诉说作者的真切人生故事，就在网络里引起强烈共鸣。这就说明，不是百姓不爱文学，他们只是厌恶脱离真实与真相的死文字。但这个充斥死文字的社会，已经容不下讲真话、写真事的人的文学。比如，曾经被誉为诗人的余秀华就对《我是范雨素》发出“离文学性差远了”的责难，在受到P诗在线《我们都是范雨素》一文的批判后，又抛出“文学性不重要吗”的诡辩！余秀华上位不久，转身就对平民文学爱好者风言冷语，说到底，她已经脱离了她原来所依存的社会基础，自以为入了庙堂，高高在上了，终于成为死文学的典型代表，最终也将成为死文学的受害者。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死，而我们，却要为文学的活，在这，打开一道缺口。

令人汗颜的是，这并不怎么新鲜：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先生早已提出文学要有出路，就必须是活的文学，活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而的文学史就是活的文学不断战胜死的文学的历史！活的文学，当然要用活的文字表现活的生命，活的真相与活的精神！写真人、说真事、为人的生活指出真相和出路的文学。这样的文字，即使粗砺，即使缺乏庙堂上的风景，也胜过没有血肉与灵魂的文辞雕琢。缺失真实的生命这个核心，再美艳的文字，也只能是涂了脂粉的文字僵尸！今天，我们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百年来，文学没有进步，却有了事实的大倒退。导致这倒退的症结，就在于文学脱离了民众，脱离了所依存的土壤，成了空中楼阁，成为了虚假的、所谓高大上的死文学，它们霸占了文坛，霸占了讲台，霸占了千万万的媒体！而人所渴望的活的文学，却被逼入地下与尘土为伍，在角落处奄奄一息。

在民间，活的文学从来没有死绝，《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平民文学作品，深受百姓喜爱，从民间而来到民间去，因为用民间语言写民间的事，所以它们广为流传。文学的主流传承，从来都是为人而写，活的人的文学，绝不是士大夫们的高大上的庙堂文学，绝不是他们所得意的文藻饰品，那些饰品最终必沦为其所伪饰的庙堂的殉葬品！

文学的写真落实，并不排斥文学的演绎，而这演绎一定离不开人与事物的真实本质，脱离人与事物的本真，所谓文学性就成了虚妄，成为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必须强调，文学性的核心是人性，绝不是修辞，如果修辞替代了文学性，那就如同脂粉取代了天生丽质。健康的文学，应当是自然地呈现，拒绝为虚伪而写，那怕多一点点的虚意雕琢，也是对文学性的伤害。而余秀华们所谓言之凿凿的文学性，无非是以美艳来掩护其虚伪本质的托辞，以排斥文学的自然与人性的真实。他们害怕真实，害怕面对真相，害怕与民众为伍。

死文学存在的目的，为了维持权势的利益，为了掩埋人性，逼人为奴。在人的权利不受保护的地方，阶级分化严重，文学成为了分化的帮凶，，庙堂之上，歌舞升平恣意狂欢，太平盛世之下民间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不断上演！当士大夫的高大上的庙堂文学统治文坛时，文字失去了自由，文学成为了权势的吹鼓手，它们就是要让人放弃做人的资格，让人失去觉悟人性的可能。文学有了等级，人便有了等级，人人平等就成了不是笑话的笑话！因此，平民文学绝不为庙堂所容，《我是范雨素》遭到奚落、抵制，毫不奇怪。须知，而有幸建构文学史的文学作品，恰恰与庙堂无关，只能是来自民间，是人的文字，继而被称之为人的文学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像范雨素一样，又在呐喊，他们以及他们的先辈汇合在一起声嘶力竭地呐喊，呐喊了几千年：做人！！！

什么是文学性

李琬之

 

素来不爱凑热闹，不围观，不跟风，但最近由范雨素引发的诸多话题确实激起了我不小的兴趣。

在文学谈文学，余秀华指出范雨素的文章缺少文学性，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文学性是个什么东西。

早在20世纪，文学性就是个让学界头疼的问题，争论不休，大概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作为文学的客观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文学性；二是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文学性；三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和主体建构的文学性。文学性据说具有具体性，历史性与实践性，也就是说，文学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化实践活动”，与“人”密切相关。大概余秀华所指的文学性狭义地停留在了语言层面。

文学性并不是文学本身，它只是文学的一种属性，涉及不到文学的本质。那么我们更应该探讨的是文学的作用，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是用来干什么的？文学是一种心理至生理的一种生命需要，你不需要宣泄吗，不需要表达吗，需要。因此文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学，它提供了人的存在方式证明，离开人，文学毫无意义，是死的。

实际上，任何一种表达都有人的思维在里面，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我们所说的“死”，是毫无生气的，虚假的，漂浮的。而无论范雨素，抑或是余秀华，她们的作品因沾了“真实”的雨露，而显山露水。正如小陶所说，“即使文字粗砺词句平淡无华，却是当今时代及生命所需的甘露，比一切转基因的美丽篇章更加可信！”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无论余秀华愿不愿意，她和范雨素都将被我称之为“事件”哈，或许更应该定义为带有社会性的文学现象，至于她们作品的文学性，无需哪个自诩的文学家抑或是评论家来定调子，人性与时间当是最好的评判家，观者只有喜欢与不喜欢而已。

 

建设 文学革命论

胡适

（一）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创造出一派新的活文学。

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作参考的资料：

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　　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二）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它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作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作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作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作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迭”、“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说话，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作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作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三）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作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它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它用作“什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它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它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造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它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包卡嘉（Boccacio, 1313--1375）和洛伦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作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作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赵叟（Chaucer, 1340--1400）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 1320--1384）。赵叟作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话”。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话”。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使把这“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语”，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两世纪，，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作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　Dante）和阿儿白狄　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作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作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作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作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作白话的只管作白话，作古文的只管作古文，作八股的只管作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四）

上文所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如今且说要实行做到这个根本主张，应该怎样进行。

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作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我们从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养成了一种文言的习惯，所以虽是活人，只会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劲，若不用点苦工夫，决不能使用白话圆转如意。若单在《新青年》里面作白话文字，此外还依旧作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决不能磨练成白话的文学家。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作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作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譬如那些不认得字的人，若主张废汉文，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口。

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那些不会作白话文字的人来反对白话文学，便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汉文，是一样的荒谬。所以我劝他们多作些白话文字，多作些白话诗歌，试试白话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如果试了几年，还觉得白话不如文言，那时再来攻击我们，也还不迟。

还有一层，有些人说：“作白话很不容易，不如作文言的省力。”这是因为中毒太深之过。受病深了，更宜赶紧医治，否则真不可救了。其实作白话并不难。我有一个侄儿，今年才十五岁，一向在徽州不曾出过门。今年他用白话写信来，居然写得极好。我们徽州话和官话差得很远，我的侄儿不过看了一些白话小说，便会作白话文字了。这可见作白话并不是难事，不过人性懒惰的居多数，舍不得抛“高文典册”的死文字罢了。

（二）方法。我以为近来文学所以这样，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作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且举小说一门为例。现在的小说（单指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抚尸一恸几绝。”……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它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

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读《水浒》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　　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作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

小说在近年，比较的说来，要算文学中最发达的一门了。小说尚且如此，别种文学，如诗歌戏曲，更不用说了。

如今且说什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况且又不是这篇文章的本题，我且约略说几句。

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

（1）集收材料的方法。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作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官场、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做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作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2）结构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

（甲）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哪块料可做袍子，哪块料可做背心。估计定了，方可下剪。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作小诗呢，还是作长歌呢？该用作章回小说呢，还是作短篇小说呢？该用作小说呢，还是作戏本呢？筹划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决定作什么体裁的文字。

（乙）布局。体裁定了，再可讲布局。有剪裁，方可决定“做什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做”。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里，便成了诗料。如今且举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个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壮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横行，小民之苦痛，都写得逼真活现，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诗《上山采帘芜，下山逢故夫》一篇，写一家夫妇的惨剧，却不从“某人娶妻甚贤，后别有所欢，遂出妻再娶”说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　　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动人不动人。他们今日作上回的文章，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

（3）描写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

1．写人。

2．写境。

3．写事。

4．写情。

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　　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

第一，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彩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　　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做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Bacon）和法国的孟（Montae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白克儿（Bukle）等的史论；……都是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c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天梅兰芳正在唱新编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还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尔滚》呢！我也不往下数了。　　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做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现在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拟几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下：

（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类，不易翻译，只可从缓。

（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　　这样译书，不如不译。，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三）创造。上面所说工具与方法两项，都只是创造新文学的预备。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的新文学。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原载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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