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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特别纪念——唐俊荣:1997年4月24日日记

楼主:百道网 时间:2018-05-15 14:30:47

本文系湖南省新华书店前总经理唐俊荣写于20年前新华书店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日记。唐俊荣先生退休后由《中国图书商报》聘请为总编辑,与《中国图书商报》的同仁一起经历了新华书店60周年纪念日的系列活动,并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一些有意义也很有趣的工作细节,以及他切身经历的盛会场景。为了纪念新华书店成立八十周年,唐俊荣先生为百道网写作了系列文章。今天在新华书店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日这一特殊时刻,我们在本文文末进行回放,以助书业同仁了解新华书店的发展史。




(《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4月25日头版,唐俊荣 提供)


今天是新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纪念日,首都北京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早晨五点多就起床了,在职工食堂匆匆吃完早餐赶到北礼士路54号新华书店总店,我们从这里乘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新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座谈会”。


八点十分到达天安门广场,等待服务员导引我们从东大门进入人民大会堂三楼会议厅。我和三国没有随队伍进会议厅,因为要分发本报(指《中国图书商报》)的《六十年店庆专刊》,林红和小尚已经先期把专刊拉到了人民大会堂。这期专刊我们筹备了较长的时间,一共24版。头版是龚心瀚、于友先、刘杲三位领导的纪念文章。二版是涂国林、徐伯昕、史育才、王益、王璟、汪轶千、邓耘等历届新华书店的领导人的访谈录。接下来的版面是王蒙、马季、赵忠祥、何祚庥、李琦、刘湛秋等“名人眼中的新华书店”;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新华书店60年发展概况》;以下就是各省市自治区书店的祝贺专版。我的座谈会请柬上的座号是第四排中段,等我们把纪念专刊发完,会场已经坐满了,只好坐到最后一排。


今天出席座谈会的全国新华书店代表和首都各界人士400人。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原计划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因故没来,发来一封亲笔签名的贺信。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新华书店六十年来在宣传思想战线和文化建设上的贡献。总店总经理邓耘汇报了新华书店的工作,李文代表曾经在新华书店工作过的老同志作了满怀深情的发言。


座谈会10时结束,新华书店的代表留下来交代下午议程的有关事项,然后一起乘车去首都大酒店用餐。在那里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像湖北的钱藩、广西的张昌华都是退了休的,更难见面。趁这个空档,(程)三国把陈斌找来了,一起研究明天报纸的版面安排。最后商定的意见是:一版刊发李鹏总理接见的消息,一幅大图片;李铁映的贺信;人民大会堂座谈会报道;本报社论……。


下午2时乘车去中南海,半小时后到达,从北大门进入紫光阁。中南海的参观区我来过两次,丰泽园、瀛台都参观过,但是办公区从没来过。这里不见车影,未闻人声,宁静清新,端庄大气,其格局既像一座浓缩的小城,又像一个宏伟的园林。


我们十来台大轿车悄无声息地开到紫光阁集体合影台的左侧的马路边,代表们下车就往合影台寻找自己分配的位号。我分配的位号是第6排第49号,后来因为协助大会秘书处组织导引代表入位,我们的站台已被别的工作人员占了,我和三国挤到最后一排的右角边(读图的左角边)。


那天春阳超暖,我们又是全套礼服,捂得大汗不止。陈斌更忙,他挎着沉重的摄影包,手扛长镜头相机,满场找适合的视角。我们笑他:这是他摄影生涯的巅峰时刻,因为按规定此次接见的新闻,只有《中国图书商报》可发自己的稿件,其他媒体都要用新华社通稿。


三时许,合影台的右边林荫道上传来领导们交谈的声音,我的站位是最后也是最高,一侧转身便看见走在最前面的李鹏总理,他身板毕挺,步履轻盈,七十来岁的人,不见一点老态,倒而透着几份潇洒。陪同接见的有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国务委员罗干、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


接见仪式出乎意料的简单,没有主持人没有开场白。李鹏总理一到场跟前两排的同志握手后就坐下来合影(我们报纸选用的图片就是陈斌拍摄的握手场景,生动极了)。合影后,李鹏总理作了即席讲话,接见就算结束了。李鹏总理和其他领导没有从原路离场,而是从站台的左边走,这时我才发现马路上停着两辆小车。时间还早,可能他们还有下轮活动安排,只有李铁映从右边的原路回去,临走时跟前排的代表握了手。


晚上总店举行店庆招待酒会,我们报社的代表都没去参加,因为忙着写稿发稿审稿。



(摄影:陈斌)

 

附: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唐俊荣系列文章:


建国前后新华书店建店历史地图——一部店史也是一部革命史


新华书店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出版发行事业开始了历史性的新篇章。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巩固和扩大,新华书店的发展速度加快,当时建店的基本态势是:


在西北


陕西是新华书店的摇篮,1937年4月24日延安新华书店诞生后,1938年至1942年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西北抗敌书店和延安华北书店,由于胡宗南部进犯延安,西北的建店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48年4月收复延安,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改名为西北新华书店,并着手组建第一野战军随军书店。随军书店随一野进军西安,途经洛川、蒲城、韩城、大茘、合阳等县时,协助地方建立了几个县书店。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新华书店很快就在西安开业,1951年,西北新华书店改名为新华书店陕西分店。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1日新华书店甘肃分店成立。早在解放军进军宁夏前夕,陕甘宁三边地委着手筹建新华书店宁夏分店。1949年9月23日塞上古城银川解放,银川分店于10月18日开业。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统一时,银川分店改名为宁夏分店。西宁虽然早在9月5日就解放了,由于战火尚未平息,土匪骚乱频繁,直到1950年3月22日西宁分店才正式成立,不久改名为青海分店。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员乘军用飞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筹建新华书店。1950年1月10日,迪化分店成立,1950年8月迪化分店改组为新疆总分店,1952年总分店撤销,改为新疆分店。


在华北


山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抗日战争的前线,革命书店建得最早、最多,1940年3月建立了晋西北新华书店,1941年5月成立了晋察冀分店,1942年2月成立太岳书店(1944年3月改为太岳新华书店)。1942年10月,晋西北党委改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西北新华书店扩大为晋绥新华书店。1945年先后建立吕梁新华书店和太行群众书店(1948年改为太行新华书店)。1948年4月,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晋察冀新华书店并入晋冀鲁豫所属的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1月,建立冀中新华书店,同年12月晋西北新华书店统一为华北新华书店太原总分店,后改为新华书店太原分店。1951年3月太原分店将两个直属门市部划出,组建太原支店,原太原分店改为新华书店山西分店。


由于解放区领导关系的多次变化,河北省与山西省的书店建制多有交叉。晋察冀新华书店成立后,先后建立了冀南、冀东两个新华书店,从1945年到1949年,他们分别发展了一大批新华书店。1948年3月建立了察哈尔新华书店,1951年1月由唐山、石家庄、保定三个书店组建成新华书店河北分店。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乌兰浩特成立,9月1日内蒙古书店诞生。1948年11月在西部的绥东建立了绥蒙新华书店。1949年7月,将已经建成的10多家书店统一于东北新华书店,原内蒙古书店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内蒙古分店。同年9月绥远省和平解放,绥蒙新华书店改名为归绥分店。1954年绥远省建制撤销,在呼和浩特原绥远省分店的基础上改组成内蒙古新华书店。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1949年1月17日天津解放,翌日天津市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开业。平津战役打响后,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分别派出干部随东北、华北解放军到达北平外围,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书店小分队随军参加了入城式,进入北平,2月10日北平市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开业。


在华东


1940年前后,胶东、渤海、鲁南、苏北、苏中、苏南、淮北、皖北、浙东等地,先后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派来的同志和当地报社、军队政治部办了很多不同规模的书店。1944年7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建立了山东新华书店。1945年冬苏皖边区成立了华中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在边区所辖的七个分区都设立了新华书店的分店。1947年初我军战略转移,华中新华书店北撤山东与山东新华书店合并。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山东新华书店建立最早,发展最快,变化最大,贡献突出,其建制曾经有过总店、总分店,到1952年5月1日,才改制为新华书店山东分店。


1948年,我军大举反攻,1949年4月,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南京、上海和华东全境相继解放,山东新华书店抽调大批干部组建华东新华书店,随二野、三野南下,建立新解放区的书店。4月23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解放,4月30日南京新华书店开业。5月27日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6月5日上海市新华书店成立。


安徽省新华书店是由它的前身皖北、皖南两家书店组建起来的。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48年5月,成立了冮淮新华书店总店。1949年3月,江淮新华书店随江淮区党委迁入合肥,4月20日成立了皖北新华书店。1945年5月,皖南新华书店成立,1952年6月1日合并为新华书店安徽分店。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随军渡江的新华书店小分队于5月6日进入杭州,5月16日在著名的风景区西湖六公园开设了新华书店门市部。接着南下小分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组建了新华书店浙江分店。1949年6月,南下纵队的新闻出版大队在上海开始筹备福建新华书店的建店工作,6月10日他们从上海向福州进发,8月17日福州解放,23日新闻出版大队进入福州,9月9日新华书店福建分店成立。


在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在沈阳成立了东北书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创办了不少书店,1947年,东北全境的书店统一为东北书店,形成了实力雄厚的解放区出版发行基地。不仅新解放区的书刊大部分是东北书店供应的,而且他们派出大批干部,为平、津、沪、宁等地书店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东北书店总店从哈尔滨迁回沈阳,1949年7月,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辽宁的新华书店的体制曾经有过总店、总分店,直到1954年大区撤销才有新华书店辽宁分店。


1946年5月,东北书店迁到哈尔滨后,先后在哈尔滨、佳木斯建立了门市部,接着又在原合江、松江两省各县建立了支店。1946年底到1947年3月,又先后在北安、牡丹江、齐齐哈尔建立了东北书店的分店。1949年12月哈尔滨分店改为松江省分店,齐齐哈尔分店改为黑龙江省分店,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统一为黑龙江分店。


1946年1月14日,东北书店转移到吉林省海龙县,先后在辉南、东丰、伊通、吉林等地建立了分支店。同年11月,吉林省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延吉建立了书店,1947年2月改名为东北书店吉林分店。1948年4月东北书店又在吉林市建立了分店,遂将延吉的吉林分店与之合并。同年10月23日,长春解放的第三天,长春分店成立,直到1953年8月长春分店改名为新华书店吉林省分店。


在中南


1947年秋冬之交,我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创建了中原解放区,山东新华书店奉命抽调了部分干部,在河南宝丰创建了中原新华书店,原来设在洛阳的太岳新华书店与中原新华书店总店合并。1948年10月,中原总店进驻郑州,次年5月南下武汉。中原总店留在河南的同志,1949年3月起着手筹建河南省的书店领导机构,4月1日新华书店河南分店成立。


中原总店进入武汉后,先更名为“新华书店华中总管理处”,1949年下半年又改为“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华中管理处期间在汉口的江汉路建立了武汉分店,同年7月4日湖北省委宣传部又成立了湖北省新华书店。1950年4月24日,将湖北境内的新华书店并入中南总分店统一领导。湖北新华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湖北分店。


1949年7月,中南总分店派出14人的小分队,分水陸两路奔赴湖南,陸路随湖南省委机关乘车南下,水路押运图书由长江乘船进入书湘江。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12日,小分队两路人马会合,8月27日湖南分店成立。江西省那时也属中南区,早在江西省委工作团南下时,就邀请了正在徐州创办新中国书局的曾霞初去南昌创办书店。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曾霞初与中南总分店派来的7人小分队积极筹备建店工作,9月1日江西分店正式成立。


广东省的新华书店,首先是由香港的党组织指派新民主出版社负责筹建,1949年5月就招录了一批员工,送到中共华南分局教导营训练,10月19日教导营的书店分队到达刚刚解放5天的广州市,11月7日广州新华书店开业。1950年3月,广州新华书店升格为华南总分店,同年7月华南总分店在海南建立了海口分店。1949年10月初,中南总分店派出10多名干部携带一批图书,随解放大军南下广西建店,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9日广西分店开业。


在西南


西南解放较晚,建店也晚。西南各省、区解放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建店工作更为便利,除原来二野的随军书店的同志之外,中央从晋绥、上海、南京调集的新店建店干部也同时到达。1950年1月3日西南总分店在重庆成立,接着在成都、泸州、南充、重庆四地建立了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四个省级分店。同年11月,南京市抽调的书店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负责云南省书店的建店工作。1950年2月22日昆明解放,西南服务团新华书店分队随军入城,与云南《人民日报》文化部的同志胜利会师,共同筹备新华书店昆明分店,于3月18日开业。贵州省的建店队伍则是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冀鲁豫新华书店抽调南下的干部,也有从北京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分配来的,还有南京书店随二野来的同志,共计23人。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1950年1月15日,新华书店贵州分店成立。1952年2月,西南总分店抽调7名干部组成随军书店,随18军进藏,以后又陸续增派6人,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先后在甘孜、昌都、拉萨建立新华书店。


至此,建国前后新华书店的建店高潮告一段落,全国统一的发行网络基本形成。


新华书店系统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


(一)


1937年1月,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之后,党的宣传、新闻和出版发行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决定组建以张闻天同志为首的党报委员会,领导新华社和《新中华报》,出版党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新华书店作为其发行人,于1937年4月24日与《解放》周刊同时创建于延安清凉山,是党报委员会领导下的最早的出版发行单位。


193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提出:为适应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县委都要建立发行部,按照各种不同的环境,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发行网。1939年9月1日,党中央率先成立了出版发行部。当时全国抗日救亡形势发展很快,知识青年和有影响的文化人源源汇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院校日益扩大,无论是清凉山还是后来的南大街的新华书店都远远不敷应用,就在党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的当天,新华书店第二次搬至延安北门外的原鲁艺旧址营业、办公。从此新华书店单独建制,改由党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新华书店”四个大字,作为店招悬挂于新址门市部。新华书店迁入新址之后,充实了人员,扩大了机构,中央出版发行部决定将延安新华书店改名为“新华书店总店”,这预示着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进入领导视线。


1940年2月中央出版发行部派员深入绥德、晋绥和晋察冀等根据地帮助建立发行网,一个月之后晋西北区党委建立了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的第一个分店——晋西北新华书店。同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党內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毎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各敌后根据地党委根据上述指示精神,陸续建立起新华书店。这些书店开始都是按照战时体制,分散经营,后来逐步形成区域性的业务系统,如东北书店、晋察冀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等等,这些书店在自己所属的区域内有系统管理关系,但由于战时种种条件限制他们跟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只是业务联系,并没有直接领导关系。


1941年12月,延安中央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名中共中央出版局,对外业务活动就用“新华书店总店”的名义。为防日机轰炸,新华书店总店又从北门外迁回清凉山。1946年1月,中共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书店总店就是中宣部的发行科,但对外业务仍用新华书店总店名义。这时,中宣部请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新华书店总店”店名,并将这次的题词刻成公章'授予总店。这就是店史上所说的毛主席为新华书店的第二次题词。


(二)


1948年8月,党中央在河北西北坡就决定建立全国出版工作统一集中的领导机关,准备全国新华书的统一工作。12月,毛泽东同志在西北坡重新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这就是建国后全国新华书店统一使用的店招,是毛主席第三次为新华书店题词。1949年2月3日北平解放,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派出小分队随军进城,在王府井和西单建立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也从河北平山迁入北平。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领导平津地区和华北的出版发行工作,并为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进入实质性的准备工作。


建国前夕的1949年9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预备会,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大战区新华书店的代表均到会。他们代表全国已经建立的735处新华书店的8132名员工,实现胜利大会师。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于建国后的第三天在北京正式召开。毛主席为会议题写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并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朱德总司令为会议题词并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陸定一部长为会议作了闭幕词。这次会议奠定了全国新华书店在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走向集中统一的基础。建国伊始中央就花那么大的精力召开这等規格的会议,足见其对出版工作和新华书店的重视。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的领导”(这意思是说:新华书店过去一直是党委管的,这是第一次用文件明确划入政府系列)。1950年3月25日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强调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以担任国家的出版任务。同时决定在北京建立新华书总管理处,隶属于出版总署。全国新华书店的业务都由新华书店总管理处领导。4月1日总管理处正式成立,下设出版、厂务、发行三个业务部门。这是新华书店首脑机关历史上摊子最大的时期。


(三)


1950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出:出版、发行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应当逐步实行科学分工,国营新华书店应从速完成其全国分支店的统一经营。遵照这个指示,出版总署决定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从1950年12月1日起实行改组,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总店相继分别成立。


1951年1月1日,新华书店总店正式成立,根据出版总署关于“新华书店总店是全国新华书最高管理机关”的决定,总店组建了全国管委会,制订了《新华书店试行组织条例》,“条例”規定:新华书店的领导管理体制是在中央设立新华书店管理委员会和总店,大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分店、分店,地(市)县设立支店。1951年8月8日总店通知:省级书店名称一律不用“省”字,只称“新华书店××分店”,这样更加强化了系统性,淡化了地方性。


1950年4月出版总署决定将各大区新华书店改组为总分店,事实上在这之前,大行政区的总分店已经开始建立,到1952年6个大区的总分店全部建成。1950年5月16日,出版总署决定在广州设立华南总分店,领导华南地区和香港发行业务。此外还有历史形成的山东、新疆两个总分店,共计9个总分店。大区总分店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功能齐全,几部几室几处摊子很大,中南总分店鼎盛时期的员工达到456人,华东总分店的规模还要大些。总分店成立之后,新华书店的集中统一工作进展很快,到1952年底全部完成。


1954年秋,各大行政区撤销,新华书店的总分店亦随之撤销。新华书店的四级体制改为三级,省区市级分店由总店直接领导。1954年11月30日,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新华书店总店直属文化部领导。


(四)


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于1955年11月发出《关于文化行政部门所属文化事业领导关系的规定》,自1956年1月1日起,新华书店各省市分店及所属支店、门市部交由地方文化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总店对全国新华书店仍有领导和监督责任,并直接领导管理五个发行所。省市分店的名称相应地加上了“省(市)”字样。


1958年6月2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将新华书店彻底下放,由地方文化或出版行政机关全权管理,分支店名义撤销,改为以地名为前缀的××新华书店。并且规定从1958年7月1日起,总店不得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布指示和决定。


从1956年开始下放到1958年彻底下放至1962年的6年多时间里,各地新华书店出现了不少问题,图书发行工作的业务方针不能全面贯彻,经营管理和干部队伍有所削弱。文化部于1962年9月发出《关于调整新华书店省以下各级机构管理体制的通知》,要求将原已下放的专县书店改由省书店和专县的文化行政部门双重领导,在业务上以省书店的领导为主,财务由省书店统一管理。接着1963年12月文化部又发出《关于加强新华书店总店对各地新华书店业务指导的通知》,明确总店对全国新华书店的业务指导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组织、管理、协调的具体任务,强调总店可以向各地新华书店发指示、通知,各地应当遵照执行。总店趁势向领导机关提出充实新华书店业务骨干、整頓基层书店的报告。这期间一项重大制度建设就是制订了《县店工作条例》。


1966年5月文革开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新华书店总店,所有工作全部停顿,全部人员除留两人在京看家,其余一律下放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各省市自治区新华书店多数被撤销或合并,全国基层书店的人权财权又一次全部下放。由于大部分书店都被群众组织夺权,原有的业务指导关系既从实质上也从感情上终止了。新华书店和全国各单位各部门一样,陷入了混乱的十年。


(五)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提出拨乱反正。1977年11月,国家出版局在武汉召开的图书发行工作座谈会指出:图书发行系统的财务管理集中于省级书店,有利于统一規划,加强管理,促进事业发展,要尽快收上来。这次会议之后,有些省将基层书店的财权上收到了省级店。可是,1988年4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放权承包”,有的省不得不又把刚上收的财权下放了。总店的体制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的结局是将总店与所属的北京发行所和储运公司合并为经济实体,直属新闻出版署领导。


1990年11月,新闻出版署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提出过去的“三权下放”现在须作一点调整,放与不放,放到什么程度,由地方党委、政府决定,不一刀切。这点并不明朗的表态,却给了基层很大鼓舞。会后,全国基层书店的财权又一次上收,有的省甚至将人权也上收了。


在上世纪末开始的企业集团化潮流中,新华书店也曾酝酿过组建全国性的集团,但当时中央的精神不提倡这种模式,就作罢了,全国新华书店系统性的管理体制始终未能再次形成,而以省市区为单位的集团化程度却是越来越高。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之后,经过完全公司化的改造,省市区新华书店系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集中统一。


这期间地方行政领导机制也有了很大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各地先后设立了出版局,后来局部地区又改为出版总社,到九十年代又扩大为新闻出版局,新华书店的地方领导相应地几经变更。本世纪初政府进一步精简机构、转换职能,给企业放权,政府原则上不直接管理企业,新闻、出版、广电合并,出版块组建出版集团,新华书店集团属于出版集团旗下的骨干企业,似乎又回到了解放初期出版、发行、印刷是一家的和谐美好时期。历史虽然好像转了一周回到了原点,但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和产能、利润水平已经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湖南新华书店在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三次例外


一、在“斗批改”中出版社与省店合并


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具有领先地位和抓手作用。湖南新华书店系统的管理体制在1974年以前,基本上跟全国书店管理体制的演变同步,即:人权自1956年下放之后,一直归地方管理,而财权却经历了“两上两下”的反复,最后一次下放财权是在1969年1月,当时是作为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一项主要措施而出台的。湖南在这次“斗批改”中别出心裁的是将省店60%的干部下放,然后与出版社合并为“新”的新华书店,连出版物版权页上“出版者”都是标注:“湖南省新华书店”而不是某某出版社,看起来似乎是恢复到1951年之前的出版体制,实际上是省店被出版社呑并,因为省店没剩下几个干部,全部搬到出版社办公,省店原来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几乎成了空城,这样就彻底割断了省店与基层书店的联系,成了孤家寡人。这可算是湖南新华书店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次例外。


二、提前四年上收财权再也没下放


由于文革期间新华书店进销业务极不正常,经营管理水平下降,全省有半数书店亏损,地方领导普遍感到书店是个沉重的包袱。有鉴于此,湖南省革委会决定从1974年起将全省新华书店财权收归省管,这在全国也是一个特例,外省书店的财权上收一般是在1977年11月国家出版局武汉座谈会之后慢慢启动的,湖南不但提前三四年上收了财权,而且此后一直没放。


1988年4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放权承包”。在这次“放权承包”的浪潮中,不少省又把上收才几年的财权下放了,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湖北省,他们认为财权下放之后,“省店解脱了,基层解放了”。这时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但还是坚持不放,一门心思经营好“双重领导,省管为主”的架构,千方百计争取地方领导的认可和支持。1989年7月,新闻出版署派出以发行管理局吴克明局长为首的调查组,同时赴湖北、湖南两省,考察两种不同类型的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调查组回京后,实事求是地将两省的调查报告,以同样的字数、同样的版面,不加任何评论地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湖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组平等的报道传递了一个信息:体制改革可以从各省实际出发,不必追求一个模式。这算是湖南书店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二次例外。


三、上收人权且机构升格


湖南1974年财权收归到省,人权仍在地方,这种“人”“财”脱节的管理体制带来很多新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职工编制很难控制,地方不停地塞人;干部队伍很不稳定,地方抽强补弱。这时,省领导机关和省新华书店都在考虑:能否将全省书店的人权也收归到省。


恰好这期间形势的发展为实现上收人权的设想带来契机:


一是1978年成立了省出版局,加强了对新华书店的领导。二是198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其中提到“基层书店人员的管理,在条件具备时,应由省级新华书店同当地有关部门共同负责,以省级新华书店管理为主”。三是1984年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三个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党政部门还权给企业,使企业在人财物的处置上有充分的自主权。


这些新情况和新精神促使省领导机关下决心改革全省书店的人事管理体制。经过省店的反复请示层层报告,最后取得省领导的认可。1984年8月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组织部联合发出通知,将全省新华书店人事管理以地方党政部门为主改变为以省新华书店管理为主。


精彩的“折子”还在后面:省新华书店在起草贯彻两部通知的实施细则时,向省委宣传部提出将地市县新华书店的机构和干部配备提高半级,即地市店为副县处级,县级店为副科局级。当时省委宣传部的领导问我们:省店怎么办?我们明确表示:只解决地市县店,省店级别不动。部领导当即表示:那就好办。1984年10月省委宣传部在批转省新华书店关于全省书店人事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中,明确地市县店各升半级。这次人权上收的圆满实现在全国引起的反响更大,1990年11月新闻出版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要求我作一个关于全省书店管理体制改革情况的大会发言,并作为会议材料印发全国。这算是湖南书店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三次例外。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心怀忐忑的尝试,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小步的挪动,但是作为曾经参与设计和施工者来说也就够满足的了。


解放初期基层新华书店卖的什么书


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时还只有几亿人口,知识分子的比重很小,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识字的不多,有阅读能力的更少,因此一般图书的需求量不大。叧一方面,国家出版事业还刚起步,出版社极少,图书品种单调。再者,新华书店门市规模较小,陈列能力有限,图书流转也慢,那时图书的供求矛盾尚不突出。基层书店常销书大体是:


一、社科类:第一是领袖著作。那时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皆未出版,到后期才有部分选集。《毛泽东选集》虽然在1953年前出版了前三卷,但都是预订,基本没有零售。因此,领袖著作能零售的都是单行本,这些单行本首先选进了“干部必读”丛书,这套丛书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出版的12种马列主义著作,是全国书店的常备书。此外,领袖著作其他的主要篇目单行本,早期的新华书店、解放社和后来的人民出版社都先后出版过。


第二是通俗政治读物。那是一个改朝换代、改天换地的新时代的开始,通俗政治读物是新华书店常备书中的主流。最著名的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比江西艾寒松的那本早了几年,在解放区就出版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解放社的《整风文献》《社会发展史》,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之类的启蒙性通俗政治读物。


第三是政策法规。最早的有《婚姻法》《土改法》《工会法》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其配套的政策文件,如《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另外还有很多对上述法律的宣讲读本、图解等辅助读物,这些书发行量都很大,某些局部几乎达到人手一册。1953年底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法律图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活页文选》是传达时政文件的最好载体,是当时重要的出版手段,不需要逐级征订,由上面主动发货,一篇一份,一两分钱,很受欢迎。书店门市专门设置书台摆放《活页文选》。


二、文教类:第一当然是教材。那时的课程基本上沿用了旧时模式,教材比较单纯,篇幅也小,早期尚未实行信用预订,全部摆在门市零售。学校少学生也少,课本发行量不像现在这样庞大。倒是业余教育已经很普遍了,《农民识字课本》《工人夜校课本》《农村冬学教材》《妇女三字经》《农村日用杂字》之类的业余教材,发行量几乎超过了课本。


第二是教育理论与教学参考。以凯洛夫《教育学》为首的一大批苏联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的图书最早进入中国。我们自己出的教育理论很少,推广教学方法的书倒有,最红火的要算《速成识字法》,实际上就是推广汉语拼音,这方面的挂图很多。那时还没有“教辅”,只有“教参”。教参是老师备课的工具,只卖给教师,是老师的“饭碗”,对学生绝对保密。语法修辞类的图书是文教书中的主要品种,朱德熙、张志公、黎锦熙、吕叔湘等人的著作是学校师生的必备书,像吕叔湘的《语法修辞讲话》一直再版不停,可说是新中国汉语语法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第三是工具书。那时工具书极少,只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点老版字、词典。《辞海》《词源》,已经很难买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四角号码词典》就是其中的姣姣者,一度统治市场。那时基本上没有知识类词典,不像后来连“文学描写”都有词典。但是一些民间应用类工具书却十分走俏,像《农村应用文》《农村日用大全》是全国农村的常销书。


三、文艺类:第一是文学。最早进入基层书店文艺书台的是冠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延安时期作品,如《白毛女》《穷人恨》《赤叶河》《血泪仇》《李闯王》《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等。到后期有了大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书。抗美援朝的优秀文艺作品开始陸续出版,像《谁是最可爱的人》《三千里江山》《上甘岭》《打击侵略者》等书一上市就走俏。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柔石、胡也频、叶紫、叶灵风等“左联”时期著名作家的文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新、老出版社都在出版。苏联和西方的著名长篇小说也开始出版了,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童年》《大学》《在人间》《复活》《怎么办》《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红与黑》《俊友》《包法利夫人》《高老头》等名著,我就是在那时读的。稍后还有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中青版的《牛虻》,连很多从不接触外国文学的青年人都为此书着迷。


文艺理论书不多,主要是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之类的书。后来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林黙涵、何其芳等人那时还没有出版什么理论著作。


上海留下来的少数民营出版社,像“泥土社”“棠棣社”“新文艺社”出版过查良铮的普希金译诗,巴金的小说,郑君里的表演理论以及胡风、阿垅等人的文艺理论。


第二是戏剧。那时正逢第一届全国戏曲汇演,剧本创作特别繁荣,除了前面说到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剧本外还有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地方戏剧本,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罗汉钱》,川剧《洛神》,豫剧《花木兰》,花鼓戏《刘海砍樵》,桂剧《拾玉镯》,汉剧《宇宙锋》,黄梅戏《天仙配》……一个剧目一本,最小的定价只有两分钱。北京宝文堂以古香古色的旧式土红封面出版曲艺作品,很有特色。它在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合并后,仍以原社名出版过这些老曲目。


第三是革命故事。许多革命前辈和英雄模范人物,都有单本的革命故事图书,有中国的也有苏联的,像《洋铁桶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女共产党员》《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丹娘》等都是青少年的热捧读物。


那时常销书中的散文、诗歌不多。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中国进入了另一个文学时代。


第四是连环画。可以说连环画就是当时学生的主要课外读物,品种多数量大,占了门市部很大比例的陈列面积。其艺术表现形式若从儿童的欣赏习惯来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手绘的美术作品,以钢笔画为主;另一类是电影故事,用的是蓝色的黑白电影画面。小读者多数喜欢前一类,不喜欢后一类,认为电影画面不清晰。


第五是领袖像、年画、宣传画、地图。那时领袖像品种多,需要量大。除了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还有金日成、胡志明、乔巴山、霍查、伊巴露丽、德田球一等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画像,一套二十多张。那时还没有挂历,北方贴年画的习惯却已推向全国,发行量很大,年画发行成了书店从冬季到春季小半年的中心工作。


宣传画是当时的一种独特宣传形式,每逢重大政治活动或节日,准有一批单张对开的宣传画出版。抗美援朝时有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摄影作品,画面上一对男女儿童亲热地各捧着一只小鸽子,天真烂漫,可爱极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贴了这幅宣传画。


地图的销量也很大,新中国刚刚开始,学校、机关、工厂、村镇、人民团体都要张贴新地图。


四、少儿类:少儿读物已经开始逐步增加,主要还是老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等人的作品,如《罗文应的故事》《蓉生在家里》《大林和小林》《大灰狼》《一只想飞的猫》《好骆驼寻宝记》《小溪流的歌》。还有安徒生的《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以及格林兄弟的童话,这些书那一两代人几乎都读过。


五、医学类:科技书中一枝独秀的要算医药卫生类图书。西医的老版《內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少有备货,不容易买到。中医的老医书开始陸续整理出版,像《汤头歌诀》《黄帝内经》《金匮要略》《衷中参西录》等都是当时的常备书。其实多数民间中医在旧社会并无多少医书,全凭经验行医;倒是新社会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当时书店门市部“缺书豋记簿”上豋记最多的是中医书。大众卫生类图书开始排上出版日程,那时正在全国推广“无痛分娩法”,这类科普读物和挂图是当时的重点品种。


六、苏联进口原版中文书:这部分图书纸张好、装帧漂亮、价格便宜。像精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日日夜夜》和豪华的《苏联画报》《苏联电影画报》都是几角钱一本。从这些书中我们第一次见识大方耐用的布面精装,第一次领略塑胶封面的光鲜靓丽。


七、期刊类:1953年之前,全国的期刊都归新华书店发行,书店承担期刊的征订和批发零售业务。像《时事手册》《学习》《展望》《中国青年》《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教育》《人民音乐》《人民画报》《语文学习》《连环画报》《世界知识》《新观察》《新中国妇女》《说说唱唱》《儿童时代》《中苏友好》《广播歌选》《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南农民》《宣传员讲本》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主要期刊,书店门市部常年陈列不断期。


我这里没有单独说科技书,我的记忆中这是常备书中最薄弱的一个门类。那时工农业生产都还在恢复阶段,五年计划还没有开始或刚刚起步,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尚未启动,对科技书的需求处于孕育之中,理论科学图书的需求就更少。加上我对科技书也不太熟悉,想不起有哪些畅销的科技书,这算是本文的短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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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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