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辞书学学科发展报告

       辞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需要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的研究基础，也需要相关学科的综合应用，还必须应对数字出版产业迅猛发展的严峻挑战。追踪全国辞书界的动态，首先应关注的是辞书出版向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其次是语义研究理论方法的应用，以及辞书界组织的有关学术活动等。

辞书数字化、编纂技术现代化研究。在去年举行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成立60周年纪念会上，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谈到词典编纂的未来发展时特别强调数字化的问题，提醒大家针对纸本市场面临的日益萎缩的形势提前做好准备，未雨绸缪。《辞书研究》第6期集中刊发了一组辞书数字化、编纂技术现代化的论文。吴明致等《数字化辞书的技术基础》一文根据我国辞书的特点、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扼要介绍可支持数字化辞书发展的计算机信息技术。陈飘平《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研究文献综述——分析、思考和展望》在统计分析国内30余年来关于数字化工具书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研究的特点，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并预测了数字化工具书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张亚斌等《数字化辞书协同编纂系统的设计》一文介绍了该系统基于数字化业务流程对辞书的内容编辑和生产流程进行了改造，充分利用全媒体语料库，采用基于XML的在线编排技术，实现内容的协同创作和审校，可使编辑人员摆脱大量机械性的工作。

       在辞书编纂的现代化方面，语言研究所应用语言学研究室也进行了探索。9月在井冈山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上，张永伟报告了《面向语料库辞书编纂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一文，从设计和实现两个角度介绍其所在课题组研发的编纂系统，涉及该系统的系统结构、编纂功能、管理功能等方面的设计思想。该系统的研发，为辞书工作者更高效率地编纂与修订词典提供了技术支持。

科技创新与出版相融合的数字化辞书产品。科技创新与出版的融合，其真正的动力源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只有不断地顺应市场需求，借助科技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以内容为核心和出发点，才能让读者和用户真正享受到科技创新的成果，无愧于这一科技创新时代。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汇聚了商务印书馆120年来出版的100余种畅销、长销精品中外文工具书，总字数3.5亿余字，词目360余万条。这些数字工具书在内容上保持了纸质书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在功能上开发了强大的全文检索工具，构建了具有关联性、立体性和动态性的知识系统。未来商务印书馆还将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提供基于工具书云平台的精准、权威、便捷的知识搜索与知识学习服务，实现文化担当，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6月11日，《新华字典》APP正式登陆智能手机应用市场，迅速得到媒体、公众和业内专家的关注与热议。APP业务也是商务印书馆工具书数字化的另一重要方向，目前已完成上线的产品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IOS版、《精选汉英词典》等18个小语种APP。

当代语义理论与辞书释义研究。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运用范畴化来解释语言可以使他们的经验知识趋于结构化和系统化，但是基于经典范畴和原型范畴的释义研究和实践都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方法来为词典释义提供理论支撑。章宜华《基于原型与图式范畴的词汇关联与释异——以现代汉语的范畴化释义为例》（《辞书研究》第5期）一文从图式范畴的性质特点、原型与范畴图式-示例关系和认知域与范畴网络图式的构建等方面，阐明了图式范畴释义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提出基于图式-示例关系的释同与解异模式。

       语义图模型是近20年来语言类型学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方法，词典编辑室张定的《“穿戴”动词语义图》（《当代语言学》2017年第4期）在国内较早采用语义图模型研究实词的语义演变，为多义实词的语义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依托中国辞书学会以及高校、研究院所的学术活动。近一年来，中国辞书学会年会及其各专业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学术活动，全国高校、科研单位也举办了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对词汇学和辞书学的诸多问题进行学术探讨。主要有：中国辞书学会中青年辞书工作者第九届学术研讨会（4月21日至23日，河北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第六届全国汉语语汇学暨中华谚语研究学术研讨会（8月18日至20日，甘肃天水，天水师范学院承办）、第十一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9月9日至11日，江西井冈山，江西教育出版社承办）、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五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研讨会（11月17日至19日，天津，河北工业大学承办）。词典编辑室研究人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词典编辑室是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两年一次举办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研讨会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已于9月召开；第十届研讨会论文集《语文辞书论集》第10辑已于8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互联网时代，辞书编纂团队的核心工作已经从内容生产向内容管理转型。从全国辞书编纂的水平来看，整体质量不高，选题重复，粗制滥造和抄袭行为时有发生，加强辞书理论研究与辞书事业规划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科研水平和学术研究实力及学术影响力是《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以下简称“二典”）权威性的保证。根据时代发展和辞书发展需要，加强辞书编纂的数字化和现代化，，7月19日院发文（社科研字〔2017〕13号）批复语言研究所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作为辞书事业发展的科学管理平台，辞书中心以“二典”为依托，整合了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外相关单位的优势资源，统筹领导既有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和新成立的《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新型辞书编辑室。作为院级非实体研究中心，辞书中心接受语言研究所领导，实行主任负责制，由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主任。

为使学科发展适合时代发展，成立新型辞书编辑室。，我院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来临的时代，辞书编纂的现代化给辞书出版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至今仍停留在传统纸质辞书阶段，工作局限在规范型辞书“二典”的日常修订维护工作，这需要我们以研究我国辞书发展与文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强化互联网思维，在推动传统辞书和数字辞书深度融合上创造新经验，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辞书产品。2017年，为适应当前数字出版迅猛发展的形势，专门设立新型辞书编辑室，承担数字化辞书以及“二典”系列之外辞书的编纂。

为使“二典”应对细化的社会需求，成立《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现代纸质辞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辞书专门化，针对不同专业领域、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编写不同类型的辞书。我们应该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加强辞书规划和顶层设计，着力于编写“二典”系列辞书，充分满足各层次、各领域读者的需要。2012年10月，财政部、，将《新华字典》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这督促我们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开发适合学生适用的功能，将“文化民生”政策落到实处。2017年，为使“二典”应对日益细化的社会需求，专门设立《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承担《新华字典》修订和相关系列辞书编纂。

       2017年，《新华字典》第12版的修订工作在语言研究所的领导下，在修订组负责人程荣、王楠的组织下，得以基本完成。本次修订依然注重保持《新华字典》原有的风格特点，在加强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同时，不失简明性和实用性。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修改、调整部分字头及其附列字和相关义项；修改、调整部分注音和相关义项；分析现实语料，适量增补新词、新义、新例，适当改进和完善某些释文；从方便读者的角度，协调处理部分相关条目及少量体例；依据最新语言文字规范和有关资料更新了附录内容。

      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作为辞书编纂研究的国家队，我们责无旁贷，每位辞书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使命呼唤担当，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就会激发出巨大潜能。辞书中心的成立正是为科研人员实现人生出彩搭建了舞台，每位辞书人尤其是中青年科研人员要不断学习、积极进取，对标国内外辞书编纂研究前沿，奋力在更高层次上打造自己，追求卓越。

       创新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连续出台了很多支持创新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让科研人员有获得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政策红利。辞书中心应该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创新辞书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项目责任制和绩效考核办法等一整套适合新形势的工作制度，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对标国内外辞书发展高地，搭建国家级辞书中心平台，吸纳院内外各类优秀人才参与我院辞书编纂工作。

      辞书作为文化的浓缩和体现，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以解字释词为主要内容的“二典”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能够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另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都需要汉语推广，需要发展辞书事业。辞书中心必须切实担负起辞书编纂领域国家队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探讨并构建当代辞书学的理论体系，加强对辞书事业发展的领导、管理与规划，及早规划并组织编纂时代、社会急需的各种辞书，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原载于“今日语言学”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26-27日），作者略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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