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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林:我和第四版《金文编》

楼主:墨香学术 时间:2018-06-20 0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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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第四版《金文编》

中山大学张振林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同首都师大甲骨文研究中心的同学们见面!我此次来北京是为了参加古文字学研究会的年会,没有准备讲课。你们这里的陈英杰老师临时给我出了这道题——“我和第四版《金文编》”,我想这就给了我漫谈式的自由,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一、容庚先生和《金文编》


说起《金文编》,现在一般搞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包括上至研究甲骨文的,下至研究战国秦汉文字的学者,大概手头都会备上一本容庚编撰的《金文编》。类似《金文编》的金文字典,如今有了很多新的扩充的版本,但是容庚先生的《金文编》自有它的价值。


容先生活到了九十岁。他生前常常跟我们这些学生说:“我容庚有什么本事呢?一个东莞中学生,到北大当研究生,毕业后在北大当了一年教师,之后到燕京大学去当襄教授、教授。主编燕京大学学报,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社。然而真正让我吃了一辈子的是《金文编》!”老先生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尽管一辈子写了上千万字的东西,有《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等名著存世,但在他看来,花他的心血最多的、体现自己的成就和贡献的代表作,首先要算《金文编》。1925年他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候拿出的成果是《金文编》。过了十四年,于1939年增补出版了第二版。又过了20年,于1959年出了第三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群众斗争运动频繁背景下,容先生只要见到有新的铜器铭文发表或新的研究成果出现,都会及时抄录补充到第三版书上。1980年底修订工作告一段落,剩下的主要是重新摹写誊抄工作了。1985年第四版面世时,容先生已去世二年,离第三版的出版,又已过了二十多年了。为了使《金文编》与时俱进,满足有关读者的需要,容先生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啊!


一部书那样多次地增修订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增加的。金文这个东西,从认识比较少,慢慢积累的越来越多,靠的是什么?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因为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不断增加,第二点是要有新的研究成果,第三点是要有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三点中,特别是新材料的出现,对我们搞研究的人来说,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东西。有了这三方面新的东西出来,我们才能创造性地研究出新成果来。所以,《金文编》是跟着这些新材料、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不停地增加、补充、修改,所以就有了初版、二版、三版。到最后容老临终时,又增补出版了第四版。可以说,容庚先生的七十年学术生涯,起于斯,终于斯;一直在努力使《金文编》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记得1976年末,容老八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发抖了,一拿起毛笔就会不停地颤抖,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写几个字。1977、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在他第三版的底本上增加了很多补充意见、补充材料。因为文革结束了,1978年科学春天到来,研究室内师生关系缓和了, 容老对室内的年轻人表示要继续修订《金文编》,并征求了我们大家对修订《金文编》的意见。但是他的抄写助手在文革初已经辞退,偶尔帮忙查找资料的暨南大学马国权先生,又已决定于1978年秋移居香港,而容老自己长期挨批斗的情绪没有完全消除,认定研究室内的这些年轻人都参与了提倡造反的文化大革命,当自己的助手会难于合作,所以找助手帮忙修订《金文编》,成了1978年容老心中最大的困扰。

 

            二、容老选我当帮手


1978年党中央号召全面落实政策,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中文系系主任一起多次找容庚先生,希望他快点将学问写出来,不要让学问烂在肚子里,同时再培养几个弟子,晚年再为国家做点贡献。容老几次都说老了,做不了了。领导先是以为容老对文革的怨气未消,后来见容老的手确实已经无法控制地颤抖,于是系主任说:“年纪大了,手不听使唤了,就更需抓紧时间干自己想干而未完成的工作了。研究室内有你的四个弟子,外面传说中的四大金刚,任你调动,或者联合起来一起帮你做,可以快一点完成”。老先生对系主任说:“人多容易扯皮,意见不统一。你主张这个意见,他主张那个意见。那怎么办呢?我只要一个人帮忙就行。但是身边的人都被我骂过了。我想请外面的人”。系主任说:“外面的人要是真懂行,我们可以想法帮忙调进来。若不懂古文字,帮你摹错字写错字怎么办?”最后,容老终于说出了他的苦恼:“我原来期望暨南大学马国权能帮我,没想到他很快就要移居香港。我还是要张振林吧。只是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帮我。因为我骂他骂得多,而且他也要有时间搞点研究,发表点文章,才能提升职称。”系主任在校长和容老面前当即许诺,做好张振林的思想工作,叫张协助容老完成修订《金文编》的任务。系主任将这些情况告诉我时,我即说:“您不用做思想工作了。两个月前容老已找我谈过修订《金文编》的意见,并将马国权用塑料笔芯摹写的墙盘和裘卫诸器增补字交给我,令我用毛笔重新摹写一遍。以后又安排我看他的增补目录,要我继续增补其目录之外的新器、新字,并用透明纸将所有增补字摹写出来。同时我已写信向多个考古队和博物馆,征集新拓本。容老对你们说那些话,可能是担心我不能专心帮到底吧?因为完成后续增补工作,并将容老原来手书字全部改为规范的繁体字,起码需要三、五年时间。其实,老师手有疾,弟子服其劳,也很应该啊。何况我在收集资料和分辨各家考释差异时,也会有不少收获啊。”系主任听了很高兴地说:“从58年到虎门劳动认识你,二十年来,五、六次上山下乡与你共事,知道什么新鲜工作交给你,你都会边学边干,不声不响圆满完成的。听了你后面的两句话,我可以叫容老尽管放心。同时我也要你放心,只要我和黄校长还在,就可作容老挑选你为合作修订《金文编》的见证人;至于新版水平如何,那要取决于学术界的评价。”在座的同学们,我想当你们的黄老师需要学生帮忙做点事时,你们也会帮着做的,对吧。


在此说一说容先生骂我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群众性的批判斗争运动不断,我在班级中因年纪小,历次运动中总是当作旁观者,身在潮流中,满脑子却许多疑问,但不能说出来。1961年我当研究生第一次去容家报到时,容先生说的“搞科学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自己没主见,不会有新发现”,深深印入了我的脑子,知道其话是正确善意的,同时又话中有话,包含对青年学生年年把批判资产阶级挂在嘴上,以胡适为靶子,并作为标签往教师身上贴,内心反感。1965年底我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稿)第一页上,我就说“在唯物辩证法的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结合观点指导下,将甲骨文字分5阶段、金文分8阶段,对每个字的结构进行分析、统计,纯客观地看结构方式的发展变化态势。不采用选择代表性强的部分进行比较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认为那样做,虽有实证,亦难免陷入胡适鼓吹的杜威实用主义而不够客观。但在具体的难字考释时,在符合客观发展变化态势框框下,大胆假设推理,小心求证的原则是可取的。”我是三名研究生中最后交论文初稿的。黄昏交到老师手,第二天早饭后,中文系研究生回到宿舍尚未投入学习,忽听有人在窗边叫:“那个自行车骑得飞快的白发老头是容老吧?马上就到楼下了,出了什么大事急事呀?”我赶紧到楼梯口,把老师接进自己宿舍间。几位饭后在我室内聊天的古音韵和古代文学研究生同学,见老先生的脸色不对,立即躲到隔壁室内去。容老劈头就声色俱厉说:“张振林,你写文章就写你的文章,为什么牵扯出胡适来批判?胡适先生是我在北大研究所读书时的老师,你批我老师就等于骂我!你们年轻人不懂历史,未必讀过胡适的文章,只是跟着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断章取义,人云亦云!胡适和陈独秀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不是什么人封的。人都有缺点,做人要隐恶扬善!”我知道容老性子急躁暴烈,多年挨批判忍气吞声,现在找到我这个发泄口,便再也憋不住了。所以一大早骑车到学生宿舍,急着登上三楼痛快骂一通。老人家发泄了十几分钟后,才慢慢坐下来,要我说话。我说:“老师四年前就叫我们不要人云亦云,我一直牢记着,所以没考虑隐恶扬善,而是将各家的理论、方法,摆在一起比较,然后决定取舍。” 我对老师的经历和脾气虽有些理解,但对老师如此激烈的反应,我起初也感到出乎意外。在容老发泄过后,我们之间就逐渐进入师生沟通对话了。


容老说:“你那前面的一万字的理论和统计数字,我看不懂,可以不要。留下后面五千字的考证文字就行了(指我在毕业论文初稿中,用五千字写了26条考证,涉及32个字)。毕业论文不在长短,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解决实际问题。”见老师怒气减小,我再说明自己对论文的思考:“我听人说,论文或要求有理论、方法的创新,或明确使用某种理论、方法解决一些现实难题。因此我前面分阶段统计古文字结构的发展变化,它是我三年学习古文字的主要收获,借此整理了我对早期汉字发展规律的认识,我才敢于大胆分析《金文编》中的附录字,根据不同时期的构字特征,使用不同的合适的方法,才有最后那些考释成果。两部分相辅相成,作为几年学习的成果,向老师和向国家汇报。”


一位七十多岁白发老先生大清早赶到学生宿舍骂学生,对躲在隔壁房间的中文系其他研究生来说,是非常震撼和难忘的。


半年后进入1966年6月,一天之内,紧跟北大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揪出容庚等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小标语,贴满中山大学校园。过了一天,没有具体的揭发、批判大字报跟进,于是鼓动反动权威身边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站出来革命的口号标语出来了,高音喇叭也响起来了,学校中心区都搭建了大字报棚。中文系的古文字、古音韵、古代文学的在校6位研究生,在此强大的“革命造反”氛围中,连夜集合一起,根据大家的回忆、确认,拼凑了12条“容庚先生的反动言行录”,半年前还为了胡适而气急败坏骂学生那件事,自然也列在其中。那时我不在学校,同学们给我打电话,告知他们在写大字报,要我务必在当晚12时前回去签个名,不签名或晚一天贴出大字报,都可能陷入被动。所以在这种“只争朝夕”情况下,我立马赶回中大研究生宿舍。见同学们围着两张大纸在做文字和标点的最后检查,文末签名是从底边倒向签起的,只在6位同学签名前面保留了一块空位。我未参加大字报的各项工作,不想在领衔位置签名。此时时间已近半夜,我在同学们的劝说声中只好在空白处签了名。谁知这份大字报在中大校园里竟成为一颗重磅炸弹,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号叫着中文系张某某等7名研究生揭发、批判反动权威的大字报。可以设想,那份大字报给了容老不知多大的压力和精神伤害!我虽然4月份就被省委暂调在外,但每天听到学校消息,都有做错事孩子怕回家的不安感。1972年10月,我从干校回到学校,上班第一天,容老一见面就对我说:“我恨死你啊!你为什么要带头写大字报批判我?”我本能地向老师一鞠躬,说:“容先生,我是签过一个名,有责任向你道歉。”他说:“你们提出的12条,确实是我说过或做过的;只是你们认为是反动的,而我认为我说的做的是正确的,这不跟你讨论。现在你既然道歉,就回答我,作为题目的两句话,‘砸烂鬼锁,宰掉野马’,太狠心伤人了,是谁说的?”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是晚上大家已写好了大字报,电话叫我从校外回来签一个名即贴出去的。”他说:“虽然你第一个向我道歉了,但是你若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仍把你也当作搞事情的人。”不久,容老又因对批孔运动不满而遭批判。直到1978年中央拨乱反正,参与过写大字报和批判过容先生的人,先后向容先生道歉,容先生才逐渐释怀。


容庚先生选我当帮手的直接原因,可能与我当研究生期间,他对我的印象有关。我在当四年制研究生的前三年,没有搞政治运动和到农村劳动,虽粮油不足,但特珍惜有读书时间,天天泡在古文字研究室的资料室里面,大方桌上摆满了各家的考释书,以郭沫若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的考释作主读本,一篇一篇地查对过很多专家的考释书,也查过很多原著拓本。我重点把当时所有铜器铭文做过卡片,写了铭文校读记,并对郭老《大系》所用的铭文作了篇章句子语法图释(我50年前的这些作业,陈英杰在中大学习时都见过)。容老每次去资料室,都看到我在那里专心读书,他只是点点头,不出声,悄悄走掉,知道我能坐冷板凳,几年没有偷懒。


容先生为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到学生宿舍发了一通脾气后,叫我过两天后去他家取论文,转呈商承祚教授评阅。容先生对我说:“你的论文前边1万字,你要保留就保留,我不评。我只评你后边的考证部分。我可以接受7个字,其他二十多个字虽分析在理,但例证不充分。我教过多少弟子,还没有一个能象你,在刚刚学了三两年基础课,又去参加了一年的农村四清工作,刚回校不久就能够破解一批难字,凭这点,我可以给你打5分。”后来,容老在给我的评语里又建议学校把我留在研究室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到了1978年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误解后,容先生也曾跟我讲:“我骂了你十年,你每次见到我还是像做学生时的样子,所以我让你来帮我的忙。你愿意,我高兴。”我想,这就是容先生选我帮他修订《金文编》的主要原因吧。

 

            三、第四版《金文编》的立项答辩


1982年2月,容老夜晚在家不慎摔跤,股骨碎了,住了一年多医院,最后他不想活了,就拔掉插管,于1983年的3月6号去世了。


1982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社科部语言学科规划的领导小组,发现语言学科的重点项目都偏重于语词、语法、方言,缺少专项文字方面的,得知《金文编》已经基本改编修订好的消息,决定将“修订《金文编》”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之中去。1983年2月发函给中山大学通知3月20日在太原召开语言学规划会议,转知容庚等做好重大项目申请立项的准备工作。没等到开会,容老就已去世了。3月中旬领导小组就决定,通知让我作代表去参加立项会议。当时语言学科规划会议领导小组是由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两位老前辈当顾问,语言所所长李荣先生为组长,北大朱德熙先生为副组长,下边还有好几个组员,都是六十五岁到八十岁之间的老专家。当时我四十岁出头,是参加会议的小字辈。大家都知道,唐兰先生勇于开拓,在古文字方面提出过比较多的新见解。他解放以后就一直批评容老太保守,有时当面批评说:“你的《金文编》太保守了。许多能用六书分析的字,还放在附录之中”。但容先生认为,作为字典会影响很多读者,自己觉得解释还不够圆满或缺少充足例证的,还是应该归到“阙疑待问”。老一代学人就是这样,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就讲出来,批评归批评,但在个人关系中、生活当中还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的老朋友。


答辩的时候,有位北师大的老先生首先发言说:“容老是我很尊重的老前辈之一。他的《金文编》是常年摆在我的案头上的必备工具书。早年王国维曾赞扬过当时学习古文字的四个青年才俊,(指唐兰、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四先生,)学风严谨;又说过阙疑之法,参事弟子容希白、商锡永用之尤严的话。也就是前几天会议一再强调的学风严谨。但是容先生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他是过分严谨,严谨到大家都认识的字,他还当作不认识,好像牛头形的象形字,他还放在附录。唐(兰)先生、徐(仲舒)先生都写过批评文章,好多学者都批评过容先生保守。”此时,主席台上的正、副组长不停点头肯定老先生没说错,同时引起了许多中老年参会者的共鸣。老先生于是更自信地放慢声速,一句一顿地发问:“张振林先生,我要问的是,容先生现在不在了,你作为弟子和合作者,有没有权力、有没有胆量、有没有水平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反映学术界研究成果,在导师不在的情况下,修改《金文编》?”参加会议的四、五十位学者,多数比我年长,都知道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是唐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弟子,而且熟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批判运动,起初都跟着那位老先生的话,此起彼伏小声附和着。前几天11个项目的答辩,专家教授们都是积极善意地提些补充意见或建议,而今忽然出现连续三个“有没有”的拷问,吓得全场鸦雀无声。我也忽被孤立、压迫感所袭,想要避免出现顶牛局面,就不能针对“权力”、“胆量”、“水平”作解释,不能对批评容老的老专家指名道姓,只有以谦卑的态度、以谈自己学习的感想形式来答辩。我把答辩重点放在:一,能用“六书”分析的符号是否就是认识的文字?二,学术上有争论,我是否必须服从名家和大多数?


我说:“《金文编》是容先生编撰的,不是我的。我作为他的弟子,只是帮助他做一些新的修改、补充和摹写。凡是我有修改意见,必先征得老师同意,否则不修改。这是我跟老师预先谈好的一个原则。我要尊重老师。老师认为牛头画虽然符合‘画成其物,随体诘曲',但并非象形字啊,不能据其物形象画为牛头就读‘牛头’啊,所以容先生还是把它放在附录里。多少人批评,容先生还是不改变。大家都知道,与郭沫若和唐兰先生比较,理论方面是我老师的短板。老师1939年时就曾说过自己的不足:‘联系社会,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立庵’;但他在一些符号的释读方面坚持己见,我想自有他的道理。老师多次对我们几个研究生说:‘他们认识很多字。但其中有许多我还是不认得,只能继续放在附录里。’老师始终未能将自己坚持的道理,用明白的语言向学生说清为什么。1963年我看了电影《李双双》,触动了我的灵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鈅匙。


 

(图一)这是什么字?能说是象形字牛吗?容先生说,‘我知道是画成牛头,随体诘诎;若说是字,我不认得,还是把它放在附录里’。(图二)这是什么字?小孩都知道不是字,这是钥匙图,对吧?(图三)这个是字吗?能读“丫头”、“闺女”或“妮子”吗?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以两个图画代替两个词语,是李双双的发明,她生活的时代早就不是象形造字的年代,无缘当仓颉了。她只是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村人,她被大家选为妇女队长,下地前在门板上给她很怕事的丈夫喜旺留言,鈅匙在老地方,丫头在四婶家。她的丈夫从外面回家,看见门板上用粉笔写的图画加文字的留言,伸手向门框上端一摸,把钥匙拿下来开了门,然后到四婶家去接丫头。我在此问大家,这个丫头跟那个牛头的画法是否差不多?一个头脸两个角,女孩头上竖起的羊角辫,与牛角近似,两个圆圈是眼睛,旁边还有两耳朵。能算字么?不也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能肯定说“象形字也”吗?我们只能说那是象形图也,图不等于是字也!钥匙也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它的意义是明确知道的,但你肯定不能读“鈅匙”两个音。古汉语钥匙叫什么?就把它读成“鈅”或者“键”?也不对呀。那丫头画不读“丫头”或“女儿”就读“女”吧?它明显不是女字。我们说這三个都是图画符号,虽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所代表的意义也清楚明白,但不是文字。安阳那个大墓里出土的大鼎,鼎里面还残留着牛骨头,有这牛头符号,说明是举行重大祭典,用来烹煮牛头的。这样的图画符号,既然不是文字,那就放到非文字族氏符号一类的附录里面,不是很合理么?!我觉得容老在区别这些符号方面,算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的符号学理论。然而,区别文字符号、图画符号、指事符号的意识,我们的老师一直在朦胧中不自觉遵循和运用着。


判断一个符号是否文字,必须落实到形体固定,读音和意义稳定。也就是被大家共同承认和使用,最好符号有当作文字的历史继承性,即有文字形体演变的链条,这样文字就锁定了。如果不具备这些,符号就还是符号。好像图画形态的山、虎、鱼、它(蛇)、鸟等等,或单独存在,或在句子中出现,从商代甲骨文到春秋战国金文,存在着一个时代约定的线条化、简约化的过程。甲骨文中的虎字,从不固定的长身花斑象形虎字,到线条化的虎字。西周以后都使用线条化的虎字。故宫里藏有几件西周后期的虎簋,器、盖各有一个侧身花斑虎图,其虎斑与簋身花纹的表现方法一致,容老认为不是字,把它放进附录。以有些图形当作象形字进入正编,有些图形可用‘六书’解说而入附录的事例,批评《金文编》自乱体例,容老不能接受,我认为容老有文字时代发展观念,他的处理是对的。有些符号,即使使用起来,形、音、义三者统一明了,能准确完成信息交流的任务,也未必就是文字,还要看所处的文字历史时代。我们年青时候,没有手机电话,有同学约朋友但又怕打扰其他同学,于是写张纸条:‘我们上午去图书馆看书,下午5时一起打球,好吗?’书字作两个斜口相连,球写作一个圆圈。两个符号都是形音义统一,准确互通了信息。同学们都知道那两个不是字,但很好玩,于是,下午5时不再做作业的同学,就欢乐地大叫‘打圈去’!除了图画符号,还有指示符号,几何图形代号等等,在殷商铜器铭文中也有好多,我们不一定能知道古人所赋予的准确涵义,更无从知道其准确读音。近似我们在胡同口看见立着一块牌,画着一个圆圈中间一横,那是美术体的‘日’字吗?不!那是表示禁止的指示符号,其意为禁止机动车进入胡同。在公共场所画这个符号再加一支点燃的烟,表示禁止吸烟。这种约定俗成有固定的意义和形体固定的符号,就是没有固定的读音,也没有稳定的形体历史流传,同样不能称之为文字。


再谈谈我对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认识。我认为,搞研究做学问,一方面要踏踏实实,从尽可能占有相关材料、并进行精密甄别分析出发,或提升为理论,或用以解决实际难题;另一方面,也不反对有人提一些比较前卫的想法,可以互相切磋,多角度寻找问题的解释;而且学术成果的认定也有难有易,一时的共识或部分人的共识,未必就是终极真理。比如学者们都声称自己按照‘二重证据法’考证,根据形体演变、语音通假、上下文义推求、历史文献比较等多种方法考释,但由于各人的思维习惯不同,标准宽严不一,结论可能很不相同。容老的老朋友郭沫若先生,碰到铭文中的难字,常依据自己对上下文的理解,找个形体近似的字,然后求助于宽松的通假,在自己设想的语义环境中,在形、音、义三方面自圆其说。郭老在解读铭文方面既有不少贡献,其天马行空、尺度之宽,也常被学者诟病。学术研究有不同意见,本很正常,不能简单评为‘解放、先进’或‘保守、落后’,不宜引用‘少数服从多数’规则,或强求定于一尊;另外作者和编者,也应各负其责。”


我答辩完后,没有人再发言提问。休会十分钟后,领导小组拿出我带去供领导审查的300页手稿,让参会的所有人传观。手稿上,原来三版上的金文全部重摹过,新增补的金文都采用摹本剪贴,说明文字全部改用繁体正楷,一目了然。李荣先生代表领导小组特别号召大家,学习一笔一画都不苟且的严谨科研精神。

 

          四、关于第四版祖本和未继续修订的说明


容先生坚持让我一个人协助修订《金文编》,我就干了六年多。别的同事年年都有文章出来,我发表得很少。我一个人埋头在摹写,新补充的(字)都用透明纸摹出来,然后剪贴。我觉得在这个第四版《金文编》方面,我算是按照我的老师既定的体例和修订意向,尽了我的努力。在答辩时,我还发挥了一些容老认定了但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一些东西。学术在发展,任何个人都有局限,第四版《金文编》也同样,不如人意之处肯定不少,多听、多看别人的不同意见,可拓宽自己的思路,少走错路弯路。


第四版《金文编》出版后,有过好些评论文章,作为博士论文的也有几部。2012年出版了容老著作全集,把他家里藏的全部能够体现容老所下的功夫的著作,都印刷出来了,里面有很多批注。其中有第四版《金文编》,也有第三版《金文编》批校本,现在许多朋友说,这批校本就是四版《金文编》的祖本。有些先生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写了比对文章。也有人拿一、二、三、四版互校。如果拿各版本加上每一版的批注本,还有容先生所有关于铜器铭文的著作,进行联合比较,通过其增减、取舍、自我肯定与否定的转变,用来客观研究容先生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将是很有趣又很有益的研究工程。


这里,我想说一说批校本和出版本的问题。每位学者都有自己做学问的习惯方法。容先生特别看重他的成名之作《金文编》,每一版出版后,他都取一部放在家里书房案头,每当读书碰到对增补、修改《金文编》有价值的资料,即以朱批形式摘要登录。这就是所谓批校本,所登录的资料主要是供自己进一步做学问时备忘、参考的。我和另二位同学当研究生第一次到容老家报到时,容老楼上楼下跑了三趟,把《金文编》初稿本、剪贴本、一版批校本、二版批校本、第三版本一起搬到客厅给我们看,然后手翻二版批校本,指着附录上密密麻麻的或朱或墨或蓝黑墨水写的批注对我们说:“你们看,专家们把附录中的大多数都认识了,可是我还是基本不认识,所以第三版还是没移到前边正编去。”容老1978年上半年科学春天到来后,带来一部拟作第四版底本的三版《金文编》,朱批简洁明确,置于研究室的案头,同事们常见他对着《文物》杂志上的裘卫器拓本和文稿纸上写好的选录字,核对那部《金文编》上的批注。每过一个钟头左右,他就会进旁边书库与资料员聊天一段时间。同事们私下都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天天这样上下班,真难得。久而久之,我和资料员都发现,容老确实已老,每天翻开杂志都是从头看起,谈不上效率和效果了。容先生虽然对研究室内的年轻人都征求过修订《金文编》的意见,但都没有提出需要协助的要求。目睹老人没有助手的苦恼和无奈,我就不管他是否还在记恨我,主动问他是否可让我来帮他做校核摹写一类的工作。容老心里一高兴,愉快而又严肃地提出,要我就如何修订《金文编》先准备一下自己的设想,改天再一起谈谈两人都可接受的做法。听得出,容老不仅需要我代替他颤动的手,还希望我能作为合作者继续按照他原有体例增补,有个君子协定。这次容老考察我的谈话要点,我已写入第四版《金文编》的后记中。下半年容老通过系主任找我谈话的方式,落实了师徒合作关系后,便常常把我拉到他家去看他的藏书,叫我有需要时去他家翻阅。我就看到他家住室的靠窗边,有一张大的工作台,放着这部第三版批校本。旁边两个砚台,一个是墨的,一个是朱的。我见他家这部批注较多,新补字则比研究室那部少,问容老需不需要我将两部互相过录。容老说,家里这部是读书随笔性质,研究室那部是按照他自己的编书体例,以新增字形和修改为主,注释点到为止,尽量简单,是准备当作新版底本的。


他说:我当年作为一个农村县城的中学生,在编写《金文编》的时候,买书不容易。当时那些京师的拓本著作,不容易找到。即使有,都是很宝贵的典籍,要价很高,一般的人也买不起。所以自己出的《金文编》,主要是传承金文文字形体,说明的文字一般都是不多的。我经历过买书难的阶段,我希望我的书出版之后,不仅是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大图书馆买得到,就是普通喜爱古文字和喜爱书法、篆刻的人都能够买得上,再穷的人都能买得起。所以后记里面提到老师要我谈意向时,特别表示我尊重老师这意见,不要过分扩大版面,以前一千页的书增补到大概一千五百页左右为目标。我说个小故事。1990年古文字研究会在太仓开国际会议,以评论新版《金文编》为一个中心议题。有的学者称考释了100多字,有的称300多字,一位新毕业的博士称他的论文对四版《金文编》提出了2000多条意见,并重点讲述他本人创立了破译古文字密码的7条方法。当时才31岁的美国学者德国人罗泰,头一次到中国访问,参加了太仓会议,后来他到广州特来我家,说他很疑惑,象改换一些名词概念夸张声势的学术风气,德国在七十年代初曾流行了几年,很快就消声匿迹了,为什么中国现在还那么有市场?好像那位说破译密码的年青人所说7条破译法,并没有超过唐兰所说4条考释法,而唐说又是源于孙诒让啊。我说,《金文编》正编才立2000多个字头,他的博士论文就称有2000多条意见,确实够吓人的。假如他能分清《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诂林》等工具书,各有各的编纂目的和体例,取材、特色、用途均有差别,他就不会说话那么夸张了。《金文编》不是定位为诂林,除了有特殊解读外,没有必要登录文句,更无须抄录各家不同意见;与篆书形体差异不大,学者容易认识并无纷争者,没有必要注出第一个写文章的人名,存所谓引通人说;与金文形体识读无关的《说文》重文,也没有必要转录,否则《金文编》就会繁杂臃肿得多,失去自己的特性。上述各点,都寄托着容先生的编纂思想,希望既能满足学者查阅金文字形的需要,更能让广大的初学者买得起和学用简便;至于专业研究人员有更多需求,即使有诂林、索引类工具书,他们也应有能力和必须自己寻找原著、原材料。罗泰最后若有所思地说:“张先生对年青人宽容,大会上只听不说。博士生浮躁,他的导师尚未指导到位也有关。”我心里真佩服这位洋青年的学识和严谨作风。


但是容老有一个让有些专家觉得很奇怪的方面,就是乐于奖掖后辈。比如《金文编》开头就有引:“高景成云”。一个侧立人字上顶一个脑袋这个字,高景成云:“乃元字初文,与兀为一字。”这位高景成是他1941年的研究生,后来在教育出版社工作。学生的好的见解,他能接纳的,他都会写上去。但是很多名人通释,他不是都引名。他认为早已成为共识,若是研究者追寻来源,完全可以自己查找,所以这点恐怕普通人不会这样做。他在《金文编》底本上写上马国权、张振林摹补。马先生是我的师兄,是解放后容老第一届的弟子。他1977年曾帮老师找材料,用塑料芯笔摹写了裘卫簋和墙盘铭的增补字。因为1978年马先生到香港大公报工作去了,所以其他工作他都没有参与。不是用毛笔摹写的摹本,不能剪贴进第四版的稿本,容老叫我重新摹写。容先生怕我不高兴,特别对我说:“马国权曾经帮过我,所以写上他和你两个名。马国权是在你之前帮过我,年纪又比你大嘛,所以把他放在前面。”我说:“我帮老师做,是做弟子的本分。我没意见。”后来马先生从香港回广州探望住医院的容老,又到中大来,我告诉他老师有这样的署名决定。他说:“不要让后人来骂我马国权。我不过就是临写过几张纸的字,而且是弟子应该的。不应该加我的名字,你老兄才是参加全过程摹补的人。”我俩经过一番讨论,后来折中的结果,就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的名字放在后面。这个我必须向社会交代清楚,因为里面包含着容老的思想。


同时我也认为,帮助老师修订著作的过程,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在修编过程中,我就对各种形体变化跟时代的关系、跟地域的关系做了分析、归纳、清理工作,找出了金文形体发展的时代标记,完成了一篇《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在第二届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上获得好评。


按照容先生的思想,二十年左右应该对《金文编》重新修订一遍。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看到,第四版《金文编》出来之后,我们的古文字学习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后浪推前浪,同时有很多新的材料、方法出现。就如我刚才讲过的新的观念方法,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必定引起再次的增修补充,所以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种字编类著作,包括《新见金文字编》、《新金文编》等。至于有一些人说每个字下都应该有一句话,这个意见还不好?好!对研究者来说很方便。我查到那个字在哪个材料中,它所在的句子应该是怎么样,对研究的人来说真是好方便,但是它的篇幅就必定很大很大。这样就不是容先生所追求的《金文编》。篇幅很大,一般人不会买,除了古文字研究者。而古文字学家应该自己去找原材料,其他的比如书法家他就只需要可靠、保守、稳定的字形。为人民服务,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都服务到,专业研究者你就要自己根据标明的器物自己找原材料。不是专业研究者的还有很大的人群,比如书法、篆刻爱好者,社会、历史、哲学等学科中有兴趣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希望看到简明易学而便宜的字汇,用着很方便。离开了商业赚钱的思想,离开了求全求大的要求,考虑到其他行业比如书法界和更多的业余爱好者也能够运用,使用起来方便。这个是容先生他长期思考的问题,所以他出版的几版《金文编》都维持着这样的体例。既然有许多类似体例的新书可供应用,所以我也没有再去补充修订。(就讲这些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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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树老师:听完张先生这个报告,我有很多感触。我这里提两点。第一个,张先生没有讲我们都不太清楚,比如这个书的价格,我们一般都没有从读者的角度去考虑。比如当时85年,我就买了一套《金文编》。那时候一本书30块,也很贵啊。我记得当时一般的博士生的补助,一个月就四、五十块,我当时是有工作,能有九十块钱,但是买一本《金文编》三十块钱,也很贵。另外我很有感触,就是容先生编这个书,考虑到读者方面,有一些还要考虑到比较广的读者。我们现在做这个摹本大系,还没有扩大,我听说已经卖好几万了。根本也没有考虑到读者。

第二点我就感到,容先生选张老师编写《金文编》,也很不容易。现在这个工具书一般都不太有人愿意编了。时间很珍贵,编这个东西不会有什么研究成果。张先生编了六年,这个还是非常麻烦的,须一个一个字的摹写下来。现在才知道主要是张先生一个人摹写的,真是不简单,六年的时间啊。现在如果有人叫他不写论文,专门修订工具书,真是得具有奉献精神的事情。

张振林老师:我就是这六年多沉浸在这件事里面,所以那几年就没有新东西出来。人们说中大容、商门下有四大金刚,那三大金刚每年起码有一两篇文章出来。1983年评定职称了,我只是讲师,他们都是副教授,因为我当时已发表的论文只有五篇。惭愧!(四大金刚除了张振林教授之外还有:曾宪通、孙稚雏、陈炜湛三教授,这四位都是容庚和商承祚先生的高足。)

黄天树老师:我们对张先生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


讲座日期:2016年10月26日,整理者:齐济济。图片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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