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明先生论诗词创作当下的发展

诗词创作当下发展的思考

      当代创作诗词的人很多，中华诗词正走出低谷，从复苏走向复兴。好像什么人都能写诗词，诗词创作大军据说有几百万。

      读古人诗词佳作，特别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唐诗，例如“白日依山尽”、“红豆生南国”、“举头望明月”……好像并无难字僻字古奥字，使人觉得识字不多就可写诗，因为这些佳作大多词语浅显，似乎有了小学生的语文水平就能创作诗词。

      可是品味这些诗词作品的内涵，觉得思想深邃、感情丰富、识见高超，诗性灵动。这些境界、思想、襟抱、情怀……即使是当代的大学生、大学教授，也未必能修炼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怎样的文化程度才能创作诗词？当代诗词作者，有官员、商人、白领、演员、工人、农民，老干部，大中学校的学生……大家都在写诗。

      不是识五千字的人就一定比识四千字的人诗写得好，也不是识四千字的人就一定比识三千字的人诗写得好。背得出新华字典不能就算是诗人，。识字当然越多越好，但诗人能通过形象思维或者叫诗性思维把汉字搞到鲜活，不能把字搞活就只能做死学问。所以叶燮在《原诗》中说：“世固有成诵古人之诗数万首，涉略经史集亦不下数十万言，逮落笔则有俚俗庸腐，窒板拘牽，隘小肤冗种种诸习。”这样的当代教授我也见过，学问很渊博，但是所写之诗甚是板滞，毫无灵性。

      人人可以写诗，但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真正的诗人。这就像是人人可以打乒乓球，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运动员；人人可以唱卡拉OK，但不可能人人成为歌唱家。

      孔子主张“小子何莫学乎诗”，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但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没有写诗，他们只是一群很有诗性的人。只有成为有诗性的人，才会有诗人的襟怀，才会有对好诗的识别力和鉴赏力。

      当代人写了很多诗，却大多还不是诗性的人，所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写诗需要“清气”，最忌“浊气”和“俗气”。有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十几个头衔，有“世界文化名人”，有“桂冠诗人”等等，。我对他说，我相信名片上最后一个“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的头衔是真的，其余的头衔如果你以为是真的那么你就是一个“傻子”，如果你明知道是假的还到处炫耀那么你就是一个“骗子”。这么在乎“诗外功夫”的人，怎么写得好诗？

      叶嘉莹教授认为：“现代人不懂格律平仄，没有写古诗的质素。”她还为现代人不懂平仄而感到悲哀。我遇见几位学会了平仄的老年诗友，他们对我说：“原来李白也不懂平仄。”我听了感到更悲哀。我劝他们先不要学平仄，要读李白的诗读出诗味来，然后再学平仄写诗。

      怪不得严羽主张“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他还说：“先须熟读楚词，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读诗先要读出诗味和诗感并为之动真情，感动读者的首先不是格律。不像当代有些人（包括很多诗词刊物的编辑）一读诗先检查格律，有一字出律出韵即认为诗不合格。当然大多的诗不但格律不合，而且本来就不是好诗，毛病并不仅仅出在格律上。

      平仄和韵部是写旧体诗词的手段，像是一个门坎，好像很高，把多数人拦在门外。但是有的人一入门，就把门坎当做梁柱，以为得了诗词创作的真谛，这实在是很可笑的。

      与之相反走另一极端的是极力否定平仄韵律。有人认为当代诗词讲平仄对于大多数读者毫无意义。格律对于一部分读者也许没有意义，因为这部分读者不懂平仄。但是对于诗词作者，不仅要懂，还必须熟练掌握。就像音乐家作曲，也许部分听众可以不十分懂音阶和节奏，但是作曲家不能不懂。岂止要懂，还要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严羽说：“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

      目前诗词作者印成的诗集铺天盖地，似乎大多是处于第一阶段。第三阶段的“信手拈来”与第一阶段的“肆笔而成”似乎极为相像，但是如果不经过“羞愧”、“畏缩”、“透彻”，绝对上升不到“头头是道”。真想 “七纵八横“，谈何容易！

      当代诗词创作的作者和作品铺天盖地，怎样才算是佳作，或者怎样的诗词才能脱颖而出、夺人眼球和脍炙人口？好诗有没有标准？当然有，然而似乎又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特别是诗词作者思考。

      我觉得诗词的高境界是“意深词浅”，也叫“深入浅出”。这个“浅”，不是浅俗到俗而不雅，不是浅白到毫无意蕴，也不是浅淡到淡而无味。这浅乃是千锤百炼，化繁为简，出于自然，毫不留雕琢之痕，让人回味无穷。

      袁枚《随园诗话》云：“‘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

      当然“意深词深”也可，但是我不喜欢“意浅词浅”，更不喜欢“意浅词深”。

      遣词造句应该“雅不避俗，俗不伤雅。”语言随时代而变。最能广泛和长久流传的语言，最有生命力的语言，是“口语化的书面语”，是“带书卷气的口语”，例如唐诗。太口语化，就太熟，而且口语未必“长寿”，例如元曲。太书面语，就太生，反而不易流传，例如汉赋。

      语言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写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来。

      流传至今的一些唐诗名篇，大多读来通俗易懂，语言新鲜得就象是昨天才写的，不象当代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倒反而象是几百年前写的。白居易的诗语平易，传说“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个“老妪”，不会是文盲，她不写诗，但是一定有些文学鉴赏能力。

      美人必然“淡妆浓抹总相宜”。穿着绫罗绸缎披金挂银当然美，但是穿戴朴素素颜淡妆也还是美人，或许更惹人怜爱。如果是个塑料模特，那浓妆还有什么意义？许多思想平庸感情贫乏却堆砌大量华丽词藻和生僻典故的诗词，就象釆用了过度包装的劣质商品，惹人生厌。即使这些包装“严守平水韵”又有什么意义？“意浅词深”的诗词，让读者折腾了老半天，以为包装盒里面是一支野山参，结果却是一支干瘪的胡萝卜。

      当代诗词创作要不要体现当代？目前好像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严羽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这是一种标准。当代也有这样的评论，说是写旧体诗就是要放在唐诗宋词中可以乱真。我觉得如果当代作品放在唐诗宋词中可以混为一体，那也只能放在三四流的唐诗宋词一起，如果放在一流的唐诗宋词中我们一定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代诗词的立意和情感全是古人的，那就是假古董，是唐诗宋词的山寨版的赝品。

      袁枚认为作诗“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 胡适认为“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也。”这又是一种标准。写诗的目的不是混在唐诗宋词中去乱真。当代优秀诗词放在唐诗宋词里应该依然能够闪耀着当代思想的光辉。写诗只求酷似唐诗宋词，就没有了诗词创作的当下发展。

      诗词创作中，继承是过程，创新是目的。不肯继承是偷懒，是无知；不肯创新是更大的偷懒和无知。懒人不肯继承，庸人不肯创新。写诗要体现当代性。要写出与李白杜甫一样的诗你就先要生活在唐代，即使你真能活到唐代哪里就那么容易写出经典的唐诗。

      唐诗登唐代巅峰，宋词登宋代巅峰，当代诗词登当代巅峰。都要反映当下。生活在当代，连当代的好诗也写不出，不可能反而写得出优秀的唐诗宋词来。

      当代诗词创作，不能复制古人。叶燮说：“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明代诗“言必盛唐”，结果很少读者，人们读明诗，还不如直接读唐诗，这是明诗创作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代诗词创作有没有读者，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白居易在旅途中听僧侣歌女村民吟他的诗，白居易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柳永的词只要在有井水处就可听到传唱，可见那时读者多于作者。

      当代却是作者大大多于读者，基本上读者就是作者，而有些作者还不愿当读者。这是个厨师多于食客的时代。没有读者的诗人，写了诗没有用，就像没有食客的厨师，开不了饭店。

      凭什么人家要读你的诗？你为诗付出了多少？屈原把命也赔上了，李白吃过官司被流放，杜甫几乎一辈子颠沛流离，苏东坡、黄庭坚被贬谪到蛮荒之地，黄仲则更是穷病而死……唐人选唐诗似乎还不大肯选杜甫的诗，杜甫生前没有出过诗集，死后多年才出第一本诗集。我们很幸运，饱食终日，游山玩水，品茗谈诗。读者是买不来的，他们精明得很，诗人应该老老实实写诗，争取有读者，一有读者就应该感恩。

      诗词创作有三个层面：技术层面、艺术层面、思想层面。想从心所欲表达思想层面的“意”和艺术层面的“象”，不能逾技术层面“音”的矩。人的气通过笛子的孔才能转化成美妙的乐曲。

      对于诗词格律，有人主张传承，不主张创新；，对传承不以为然。我觉得所谓创新，应该主要是思想内容和语言的创新，而不仅仅限于形式。

      创作诗词，第一要写得“通”（顺），这是体现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第二要写得“美”，这是体现作者审美情趣。第三要写得“妙”，这是体现作者的思想和智慧。只有写到妙，读者才会拍案叫绝。

      当代诗词应该用旧瓶装好酒，否则就成了“瓶装水”。所谓旧瓶，就是旧体诗词的形式和格律；新酒，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内容和文字。我们只有酿出当代的好酒，装入严守平水韵的传统典雅的瓶子也好，装入时尚新颖的新声新韵乃至新诗的瓶子也好，都会有广大的品尝者。

      有些当代诗词，“泪痕”，“伤心”，“断肠”、“青衫湿”，等等词语俯拾皆是，情绪很是低沉，却并不感人。屈原为“民生之多艰”而“掩涕”，杜甫是因为“国破山河在”而“感时花溅泪”，李煜是因为亡国后“垂泪对宫娥”……如果仅仅描摹伤心，却写不出伤心的理由，或者说出的理由一点也不充分，读者就会觉得你在无病呻吟。

      诗的创作源泉来自于何处？应该来自于自己的生活。如果光把古人的语言作为诗的创作源泉，写出的诗就会显得空泛和苍白。有一篇评论当代拟古诗词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值得深思：“以学习古人为名，掩饰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漠然，掩饰自己关怀精神的缺位，这种行为，难道不是缺乏诗人襟抱的表现吗？在他们的词作当中，见不出一点作为当代人的独特感受，仍然是宋代市民阶层的离愁别绪，历史仿佛根本拨动不了他们的心弦。作品的主语是古人，不是作者。”

      当然，当代诗词创作的许多作者正在做着可贵的尝试，我读到过当代诗词中不少优秀的作品，能够反映当下，诗意盎然，闪耀着当代诗人思想的光辉，富有诗词的艺术感染力，被读者争相传诵。这些作品的产生，无一不是源于作者对于当代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充满热情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的优秀和先进的思想，歌颂高尚和美好的人性，揭露丑陋和庸俗的风气，敢于担当，运用诗词的智慧、力量和形式，贡献我们当代诗人的赤诚之心和绵薄之力。

（ 本文系杨逸明先生提交首届“黄河诗会”暨第五届“天下诗林大会”的论文，今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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