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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送# 汉语俚俗词语在近代学人心目中的位置 |2018年2期

楼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时间:2018-06-19 23: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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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荐(1957--),男,天津人,博士,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研究。

汉语俚俗词语在近代学人心目中的位置

摘要

词汇存雅俗之别,俚俗词语在士大夫看来是非正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非正统的俚词俗语会逐渐在一些人心目中发生改变,有些变得不那么俚俗甚至是典雅的词语了,渐登大雅之堂,受到垂注。此一变化在唐代之后次第展开。中国古代学人对词语雅俗认识不一;不唯中国本土学人为然,西方学者对词语雅俗的认知也曾经历类似阶段。学者之间认识的差异,与他们所持立场、所浸染的文化有关。

关键词

雅言;俗语;本土学者;西儒;文化

一、雅言与俗语相对

世界上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都有雅俗之分。书面语的出现造就了雅言。雅言未出现时,俗语是无所谓俗的。雅言的出现,造成了雅俗的对立,也强化了这种对立。【1】汉语的雅俗之分,先秦时即已引起时人的关注。时人眼中的雅、俗,可分从社会阶层和地域两个角度理解:统治阶层口中用的,易被视为雅,底层人民嘴里说的,易被看作俗;中央或通语区域流行的,易被视为雅,小地方或小范围流行的,易被看作俗。《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所谓的“雅言”,是“雅正的言语”的意思,是上层贵族间通行的,是典雅的。《方言·第一》:“钊、薄,勉也。秦晋曰钊,或曰薄。故其鄙语曰薄努,犹勉努也。南楚之外曰薄努,自关而东周郑之间曰勔钊,齐鲁曰勖兹。”《方言》这里所谓的“鄙语”,就是在小地方流行的方言词,是俚俗的。在孔子为代表的士大夫看来,雅言、雅乐等都因周天子这位正统的统治者而雅;而贩夫走卒所用,或方言里流行的,不登大雅之堂。这种语言雅俗观,就是凡正统的才是典雅的,凡非正统的则是俚俗的。俚词俗语,有的去古已远,有的于史无征,时人理解起来不无困难。在周天子渐失权威的春秋尤其是战国时代,列国自有各自的口语,下层百姓的语言运用日益活跃,这些口语在运用中产生的歧异令不同地区、阶层的人们彼此交流困难【2】。古籍中引用的谚语、名言,被当世的人们(尤其是士大夫们)视为俚俗的语言成分,称之为“俚谚”“俚语”“俗语”“俗谚”“常语”等,其实它们未必就真的俗,或只表明它们距离士大夫心目中的那个周的古代标准远罢了。然而,正如胡适所言:“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1](P4)士大夫的眼睛只盯着古圣先贤,而对他们自己每日嘴里所用的所谓的俚言俗语取自轻自贱的态度,令人匪夷所思。这些俚言俗语,其实就是最能代表当世的语言词汇成分,它们中的一些,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其实就是典型的成语。例如《春秋左传·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今天看来可能无人不认其为典型的成语,非常典雅,但在时人看来却是俚俗的谚。当然,不排除一些在当初的人们看来是俚俗的谚语,经两千余年演变,今人不觉其俗反觉其雅,变成了典雅的成语。【3】雅俗词语当然也会彼此渗透,有时甚至难分彼此【4】。但雅言和俗语的对立是主流,而且这种对立一定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

二、本土学者对俚言俗语的认识

与正统文学相对的是俗文学。中国的俗文学,郑振铎先生认为发轫于先秦。郑先生指出:“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2](P1)俗文学所反映的多是俗文化,俗文学的载体相当一部分就是俚言俗语。俗语入诗,《诗经》时代即很常见;但俗语为诗人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用于诗中,却是自唐开始的。郑先生复指出:“到了唐代,佛教的势力更大了,从印度输入的东西也更多了。于是民间的歌曲有了许多不同的体裁。而文人们也往往以俗语入诗;有的通俗诗人们,像王梵志、寒山们,所写作的且全为通俗的教训诗。”[2](P10)唐宋以降的文言文虽大体以周汉文章为轨范,但词汇不可能将旧有的僻词废义悉数继承,也不可能不吸纳口语中的成分【5】。唐之后,宋元勾栏瓦舍文化更催生出灿烂的俗文学,自然,大批的俚词俗语也在此一时代被创造出来。有学者在谈到基本词时也指出:“汉语的很多基本词在历史上发生过新旧替换,其中有不少是在近代汉语阶段(晚唐五代-清初)完成的。”[3](P83)

中古与近代衔接时期产生的俚词俗语,有两类典型代表,一是歇后语,一是多为三字而被人稱作“惯用语”的单位【6】。歇后语的产生可追溯至唐,时人创作有所谓歇后诗。如唐·彦谦《题汉高庙》“耳听明主提三尺,眼见愚心盗一抔”就分别歇去了“剑”和“土”。是为歇后。后人据前人诗而作成新的歇后诗,更为常见,如唐·韩愈《遣兴》诗的“断送一生惟有酒”句,《赠郑兵曹》诗的“破除万事无过酒”,北宋·黄庭坚《西江月》分别化用为“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成为了歇后诗。歇后诗还不就是歇后语,歇后语是歇后诗走向民间,进一步俗化的产物。从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甚至明中叶,在长达二三百年,甚至三四百年间逐渐成书的《水浒传》,其中的大量歇后语,反映的正是这部书集体创作的特点,也可作为歇后语发展史的语料加以研究。书中的歇后语如:“武大郎的扁担——长不了”“西门庆请武大郎——没安好心”“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好大的力气”“景阳冈上武松遇大虫——不是虎死就是人伤”。产生歇后语的土壤,也催生出被后世一些学者称作“惯用语”的俚俗的词语。这类俚俗词语,始见于唐。唐·李义山《杂纂》收异引同注的歇后语凡108组,其中诠释语为三字词的有64个,例如“不相称、怕人知、有智能、不可过”。明·陈士元《俚言解》也收有一定数量的三字词,例如“照胆清、二形子、小家子、老顽皮”。清·翟灏《通俗编》不仅是有清一代且是自唐至清千余年间收条较为完备和科学的一部词语类工具书。【7】《通俗编》所收的5,558条词语单位中有696条由三字构成,占全书收条的12.5%,例如“不敢当、稽颡拜、下财礼、招魂幡”。近代以来思想束缚逐渐解除,使俗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歇后语等俚词俗语更成为了民间惯常使用的重要的语汇,随处可见,随口造出,风行于世,蔚为大观。

学者看待词语之雅俗,一般循如下四途:第一,单字词有雅有俗,一般而言,于古有征、用于圣贤书的,视为雅,其他则看作俗;第二,单字词与复字词比,单字词多雅,复字词多俗;第三,同是复字词,音步平稳的偶数音节词语,多宜表雅的内容,奇数音节词语,多适合表现俗的内容;第四,词长不同的词语比较,字数简短的词语,宜被归入雅类,字数较长的词语,易被归入俗类。

汉语词汇的雅俗,在词汇还是单字词为主的时代即已存在。三代已有的字,尤其是为统治者认可的字,是正统的字,该字所代表的就是雅词;后世造出的,特别是民间自造的字,是非正统的字,该字所代表的就是俗词。俗字与俗词是不同的。刘复、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收的是俗字,而明清一些俗语类著作所收的单字词汇则是俗词。例如明·陈士元《俚言解》除收“太阳、屈戌、耳边风、井底蛙、痴鸡引鸭、铁树开花、一字值千金、远水不救近火”,也收“憨、何、舅、鞋”等。这后者,则是单字的俗词。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所收“姐(呼少艾曰姐)、材(棺材义)、庹(以手量物长短曰庹)、大(今以年长于人为大,年少于人为小)”等需释义的条目,也是单字的俗词。清·顾张思《土风录》除收“笊篱、粪箕、抱佛脚、敛衽拜、不阴不阳、四时八节、磕头如捣蒜、千里送鹅毛、郎不郎秀不秀、蛇无头而不行、今朝有酒今朝醉、路上行人口似碑、见怪不怪,其怪自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势败奴欺主,神衰鬼弄人”之外,另收“哥、奶”等单字,也是俗词。更值得注意的是,是书还收“妾曰小、守候曰等、满足曰够、竖棚架曰搭、以草盖屋曰苫、不认曰赖、补足曰找、食变味曰馊、待客曰款、手提物曰拎、两手转物曰搓、振去余物曰抖、手牵物曰扯、以勺取水曰舀、色不鲜曰蔫、鸟卵曰蛋、抛弃曰丢、行急曰跑”这样将释义和被释词并作一个词条的条目。条目中的“小、等、搭、苫、赖、找、馊、款、拎、搓、抖、扯、舀、蔫、蛋、丢、跑”等单字都是后世出现的,单字的意义所反映的也正是市井生活的内容,因而就都被视作俗词【8】

词语的生成,对词汇雅俗的进一步分化起到推动作用。双字词自上古与中古之交大量产生后,历一千数百年发展,逐渐在人们心目中取代字的地位。近代开始前,士人心目中具正统地位的语言词汇单位还是字,而不是由字与字合成的词或语,尽管在古汉语词汇的主干尚由单字充任的先秦,由复字构成的专属词语即已出现【9】。复字专属词语是复字普通词汇的先声。先秦已出现的复字专属词语,如表人名的“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武灵王”,表地名的“朝歌、镐京、九疑、博浪沙”,表职官名的“太宰、司空、膳夫、寺人”,表器物名的“达常、盖弓、轻吕、黄钺”,表部族名的“华夏、犬戎、东夷、匈奴”,表专门的动作行为名的“备酒浆、备洒埽”。总之,人名、地名、机构名、作品名等,到先秦时有不少都已不是单字词了。事物大量出现,都需命名,原应付裕如的单字如今显已不敷使用,难以避免同音现象,古人最终选取走复字词语的道路。虽然复字词语在先秦已有出现,但大量出现,还是在上古与中古之交。近代以来,复字词语更如雨后春笋般生成,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主体。然而,这解决了大问题的复字词,却被不少士大夫将其与单字词对立起来,视之为俗词语,的是憾事。

   三字俚俗词语较多出现始于唐,逮明清两朝,更涌现于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如今已成汉语词汇的重要成员之一【10】。四字词语早在三字词语之前即已存在,历史悠久,数量不菲,如今也已成为汉语词汇的主干之一。作为汉语词汇重要成员的三字词语,无论是当初还是如今,多宜表现俚俗的或并不典雅的内容;而作为成语最习见的形式,四字格始终是汉语雅词语的典型代表。

   谚语在先秦时代即已大量出现,历代续有增添,明清时已蔚然可观。然而,谚语若不截长去短,使之在形式上符合或四字或八字的偶数音节的要求,便很难转化为典雅的成语,而永远是俚俗的谚语【11】。歇后语转化为成语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

三、中西学者对俗词语不同的关注度

   中国古人编纂字典的历史晚于编纂词典的历史。字典编纂的历史虽自东汉许慎的《说文》始,但嗣后,晋有《字林》,南朝梁有《玉篇》,宋有《类篇》,明有《字汇》《正字通》,清有《康熙字典》等,历代都不乏名世之作。词典编纂,大概可从周秦之际的《尔雅》算起;之后,西汉有扬雄的《方言》,东汉有刘熙的《释名》等,但从东汉末直至唐前却鲜少重要的词汇学著作出现。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古书亡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彼时关注词语的学人少于关注字的学人。

   词语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近代开始重获发展。唐·李义山《杂纂》,宋·无名氏《释常谈》,龚熙正、吴子良《续释常谈》,是唐、宋两朝代表性的著作。逮明、清,终于迎来了丰收季:明有陆嘘云《世事通考》,陈士元《俚言解》,郭子章《六语》等,清有钱大昕《恒言录》、陈鱣《恒言广证》、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梁章鉅《称谓录》、郑珍《亲属记》、胡式钰《语窦》、高敬亭《正音撮要》,以及李光庭《乡言解颐》、王有光《吴下谚联》等,不烦列举。清建政初期的震荡过后,政权渐趋稳定,社会复归平稳,人心思治,统治者也急需一个祥和的社会,于是知识分子重拾旧业,投身到文化建设中来。但清统治者惧怕汉人知识分子反清复明,担心政权不稳,又大兴文字狱,这让士人不敢问政,不敢稍越雷池,而只能将时间和精力转投到故纸堆中来,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对小学的研究。乾嘉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至鼎盛。该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认为儒家典籍愈古愈真,他们小学研究的重点始终是典雅的经典而不是引车卖浆者流嘴里的俚词俗语。但毕竟学者众多,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在了俚俗的语词上。这些学者中,不光有专注于俚俗词语研究并以此名于后世者,也有当世的著名小学家,如钱大昕(《恒言录》)、钱大昭(《迩言》)以及翟灏(《通俗编》)。明清学人广泛搜求俚言俗语,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语言词汇真实面貌【12】

《通俗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系统、有规模的汉语词典,今人无论给予它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但在翟灏自己看来,他所搜集的复字词汇单位却都是“俗”的,所以他为其所著书取名《通俗编》。从该书收条不难看出,双字词已成为当时词汇中的重要单位。也需注意的是,四字成语和三字词汇单位亦已在明清蔚为大国。四字成语和三字词汇单位从中古开始大量涌现出来,缘于士大夫阶层和市井阶层对清新文化蓬勃发展的要求,也反映着雅俗文化的对立。近代以来创造出来的三字词汇单位,其中的一些成员的表义机制就与俚俗的市井文化相适应。比如今天常用的“捞稻草、穿小鞋、碰钉子、打秋风”,出现在宋代,甚至更早,明清开始此种俗语更批量产生,如清·王有光《吴下谚联》所收的“百丑图、步步高、吃白食、回味甜、开盘笑、十样锦、受清斋、吸西风”即是。《通俗编》所收的三字词汇单位,从所表达的事物对象上看,有不少是当时的曲目,如“王昭君、崔莺莺”;时人的饮食和饮食习惯,如“醉如泥、劝双杯”;时人的服饰,如“东坡巾、烟毡帽”;时人特有的家俱等用具,如“太师窗、礓礤子”;时人的娱乐玩耍等习俗,如“拜星斗、染须发”;时人的宗教习俗,如“城隍神、二郎神”;时人的婚丧嫁娶等习俗,如“下财礼、戏新妇”。

认真说,明清时期关注词语的学人虽众,但他们多数还是打心底里认定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俗而不雅的。这一点从他们为其著作所起的名称(《常谈搜》《俚言解》《直语补正》《乡言解颐》)上不难看出。《土风录》也一样。《土风录》不仅书名很“土”,而且《土风录》中还有出自“俗对俗诗”中的一类单位。何谓“俗对”“俗诗”?作者说“门户对联及相传诗句往往沿用而不省所自来”,这大概就是他的定义。所谓“俗对”“俗诗”,他举例如“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可见,即使是对联、诗词,只要它们是“往往沿用而不省所自来”,便被称为“俗对”“俗诗”,而不是“雅对”“雅诗”。

古人所造并流传下来的词语有雅有俗,后人所造的词语也有俗有雅。士大夫之所以厚此薄彼,扬雅抑俗,或因其每日所读多为圣贤书,很少机会与底层大众接触。语言词汇中能够凭借书面流传下来的多是为士大夫看重的典雅的单位,而活在引车卖浆者流口头上的鲜活、俗白的单位却往往不为士大夫所重视,不大容易被记录并流布开来、流传下来。虽然士大夫阶层更为关注典雅的词语,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俗白的词语,但到了清代,还是有一位叫易本烺的有识之士敏锐地看到了词语的雅俗问题,并为其作出了成功的分类。易本烺晚翟灏大约一个世纪在世,他纂辑的《常谭搜》(同治三年,1864年,京山易氏刊本)首次将语言词汇单位分别为雅和俗。复字词有雅有俗,是易本烺之前从未有人有过的认知。易本烺不再像他的前人甚至同时代的人那样,将全部的复字词统统看作是俚词俗语,而尽己所能为之作出雅俗的恰当分类。《常谭搜》共四卷,收词和熟语共计1,348条。该书最大特点是将所收入的词和熟语分为雅、俗两类。该书卷一、卷二为雅类,共收666条,卷三、卷四为俗类,共收682条。雅类、俗类所收条目的数量基本持平。从《常谭搜》中不难看出,雅俗不以词语形式分开,任何词汇单位都既有典雅的成分也有俚俗的单位。该书分出的雅类,从一字词至由十数字构成的熟语均有收列:一字的如“幺”,二字的如“技痒”,三字的如“烟火气”,四字的如“儒家者流”,五字的如“松封五大夫”,六字的如“孔子一车两马”,七字的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八字的如“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九字的如“天下事常八九不如意”,十字的如“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超过十字的,如十一字的“布衣暖,菜羹香,诗书滋味长”,十二字的“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十四字的“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该书分出的俗类,也是从一个字的到十数个字的不等:一字的如“睡”,二字的如“快活”,三字的如“抱佛脚”,四字的如“酒囊饭袋”,五字的如“谩上不谩下”,六字的如“求人不如求己”,七字的如“为他人作嫁衣裳”,八字的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九字的如“驼子压直了,人吃了亏”,十字的如“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超过十字的,如十二字“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十三字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十四字的“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道短长”,十六字的“立夏不下,田家莫耙;小满不满,芒种不管”。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四字词汇单位在该书多列为典雅的成分,少算作俚俗的单位【13】。虽然《常谭搜》为雅类、俗类词语所作的分类未必能得到今天所有学者的首肯,但它首次勾画出词语的雅俗类别,功不可没。

中国学者关注俗语,似不如西方来华传教士,显得那么积极和主动【14】。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之后的天主教传教士除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外,也有人编纂词典,把目光投放到俗语上,注意汉语俗语的收集。如葡萄牙籍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Afonso Gonsalves,1781~1841年)撰有《汉字文法》(澳门圣若瑟修院,1829年)一书,专设第六章“俗语”,收357条。这些“俗语”,从词长上看,有四字的,如“口甜心苦、恶贯满盈”,有五字的,如“水火不同路、穷嫌富不爱”,有六字的,如“亲是亲,财是财、疑人秃自己秃”,有七字的,如“受恩不报非君子、世事莫如杯在手”,有八字的,如“火烧眉毛且顾眼前、食饭似马超追曹操”,有十字的,如“事忙先上账,免得后思量”“师严乃道尊,友良斯德备”,以及超过十字的单位,如“真金不怕火炼好酒不怕人尝”“有被褥的不会睡 会睡的没被褥”“好男不吃分家饭 好女不穿嫁时衣”;从语型上看,有成语,如“得陇望蜀、望梅止渴”,有谚语,如“八月十五云遮了月,赶到来年雪打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有惯用语,如“上梁不正下梁歪、话是开心的钥匙”,也有歇后语,如“背着盒子上树——沿枝有礼(言之有理)”“蒲天云里掷弦子——弹上来了(痰上来了)”。357条“俗语”无一条是双字词、三字词,更无一条是单字词。这说明,在江沙维看来,俗语的词长与词的词长,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江沙维1831年出版的《Diccti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洋汉合字汇》)中也收有一些俗语,如“眼大肚小、贪多嚼不烂、吃惯了嘴头儿、我不是省油的灯”;1842年生于澳门,1912年逝于澳门的葡萄牙人伯多禄(Pedro Nolasco da Silva)也很关注现代俗语,他1886年出版的《LINGUA CHINEZA》就将一些古汉语的句子译成现代白话和现代广州话,如将“吾辈皆为君子”译成现代白话“我们都是好人”,现代广州话“我地都係好人”,将“晋国天下莫强焉”译成现代白话“天下再没有比晋国强的了”,现代广州话“天下至强係晋国咯”;近年发现的朝鲜1883年的手抄本《中华正音》,也是一本俗语集,对汉语俗语的搜集和分析倾注了热情【15】

   《现汉》专为一些词条设计了〈书〉符、〈口〉或〈方〉符,以作为词语“雅”“俗”的标记。此种做法在该词典1960年出版的“试印本”中即已出现,是早于仓石武四郎1963年出版的《岩波中国语辞典》的。当然,最早为汉语做此一工作的,似也不是中国本土学者,而是西方学者。例如德国人赫美玲(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1878-1925年)1916年出版的《官话》(原名: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话)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出版者: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就将所收汉语词汇分为四类:1.口语及俗语字词,标记为“俗”(例如“发呆、冷孤丁的、弄合式、颏啦膆”);2. 书面用语,标记为“文”(例如“放恣、经始、致仕、自暴自弃”);3. 表达新概念的现代词语(主要来源为古典汉字及日语),标记为“新”(例如“演说、珠算、茶话会、附属品”);4. 1912年由严复主持的教育委员会选定的通用技术术语,标记为“部定”(例如“概念、个人、理想、植物学”)【16】

四、余论

中国本土学人对俚词俗语的态度,由鄙夷而轻视而重视,是经历了一段不短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的自觉,是促使他们觉醒并最终行动起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郑振铎先生在谈到文体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当民间发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其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型式了,渐渐的这种新文体得了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的支持了。渐渐的这种的新文体升格而成为王家贵族的东西了。至此,而他们渐渐的远离开了民间,而成为正统的文学的一体了。”[2](P2)郑先生这里说的是文学的文体,语言的词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本土学人开始只认单个汉字中的一部分是典雅的语言成分,之后逐渐地,那些曾被他们认作俚俗的单位不再被认为俚俗,甚至进入典雅的行列中。学者亦然,开始几无学人措手研究俚俗的词语,但是久而久之,终于有人对之发生了兴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以此名世。

   至于说,学者们开初为何排斥俗语?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19世纪初的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准:“一向被中国文人所忽略的俗语,并不意味是‘低级趣味的措词’,只是对那种仅仅适合读书人的,高雅、古典、佶屈聱牙的形式而言,是一种大众化的语言。就像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认为每一本正统的书都应该使用拉丁文,而不是俗语那样,中国的文人也一样。”[4]看来,俗语开始时遭忽略,并非它们自身的过错,而是士大夫心态的问题。而心态存在这种问题的,又不仅仅是中国的士大夫,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带有普遍性的。

注释

【1】雅俗,当然属于语体问题。仓石武四郎《岩波中国语辞典》将语体特征分出11级,汪维辉先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假如今后我们要给《现代汉语词典》标注语体特征,应该在《岩波中国语辞典》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汪维辉2015;见远藤光晓、石崎博志:9)不过,笔者这里说的雅俗,强调的是两端,并非语体特征的尽举。谈到词典标注,科学性固最重要,实用性也不可忽略。《现汉》只择出最有代表性的几种语体特征加以标注,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可不谓审慎。

【2】详参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此一观点,周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反复论述过,认为:“部分谚语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成语,从客观上讲,一般都历史久远,而且在经典而权威的著作中出现过;从主观上说,乃是语言发展到后世,人们比较前代的某个谚语,因其古旧不觉其俗反觉其雅所致。”可参《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语文研究》1994年第3期);《论成语的经典性》(《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论四字语和三字语》(《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诸文。

【4】详参徐时仪《汉语白话史》第4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详参太田辰夫著,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第187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

【6】之所以说歇后语、被称作“惯用语”的词语是俚言俗语的典型代表,有很多理由,其中之一是:古谚语有不少后世化为成语,歇后语、被称作“惯用语”的词语,很少有化为成语的。

【7】《通俗编》的收条已达现代权威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下略作《现汉》)收条总数的十分之一弱。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纂辑的词语工具书的收条数目远不及《通俗编》。《通俗编》之外收条最多的工具书是钱大昕的《恒言录》,收746条,只约占《通俗编》收条总数的13%。

【8】当然,这样将释义和被释词并作一个词条的条目的,《土风录》中不仅仅是单字的俗词,也有复字的俗词,例如“嬉游曰白相、体面曰行当、跑马曰放辔头、喷嚏曰人说我”。

【9】详参周荐《词汇论》第354-3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0】我们曾对《现汉》1996年版本作过统计,该版收由三个字构成的词语4,924个,占该词典收条总数10%以上。

【11】详参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第288-2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2】详参曾昭聪《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第1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13】详参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第386-40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14】详参王铭宇、周荐《明末及清中叶中西文献所见汉语熟语》,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第3期。

【15】详参朴在渊《新发现之汉语俗语、惯用语集〈中华正音〉》,收入远藤光晓、石崎博志主编《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第96-11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6】详参沈国威编《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第219-232页,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

参考文献

[1]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汪维辉.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4]朱凤.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的成语和谚语[A].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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