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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互联网+”场域中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表达

楼主:田野工作 时间:2018-06-20 07:10:43

       本文原刊《民族学刊》2017年第8卷第5期,第11-20、97-101页;引用请标注原刊。(本文承蒙«民族学刊»副主编王珏教授在2017年中国人类学年会期间的精彩评议并郑重约稿,并谨致谢忱!)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微信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中国人们的生活。微信本来只是一种新的通讯方式,但微信与“朋友”结合使得微信朋友圈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人们对微信朋友圈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12年,但近年成几何级增长态势。截止2017年8月22日,在中国知网(CNKI)篇名检索“微信朋友圈”有559篇文章。这559篇文章主要集中在“信息传播与舆情分析”(176篇)、“广告与营销”(165篇)、“技术、安保与治理”(140篇)、“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72篇)以及其它领域(6篇)。但是,从人类学角度探讨的论著较少,仅见于《民族学刊》、《探索与争鸣》等刊发的少数几篇文章[1][2][3][4][5][7][8][9]。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身份、场域与表达不失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视角。

 

一、微信、朋友和圈: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场域变奏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0%,互联网络普及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平均点,达到54.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其比例由2016年底的95.1%上升到96.3%。微信朋友圈和QQ空间作为即时通讯工具衍生出来的社交服务,其用户使用率分别达到84.3%和65.8%。[10](p.1、2、32)数据表明,基于互联网和手机即时通讯的微信朋友圈用户已经超过QQ空间用户近20个百分点。

根据微信的官方介绍,微信 (WeChat) 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人们开始用微信进行聊天和谈生意。由于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需消耗少量网络流量)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同时,也可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从此,微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微信用户可以通过朋友圈发表文字和图片,同时可通过其他软件将文章或者音乐分享到朋友圈。此外,微信用户可以对好友新发的照片进行“评论”或“赞”,但微信用户只能看相同好友的评论或赞。

微信功能的拓展,为微信朋友圈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纵观微信7年多来的发展,微信朋友圈是在腾讯QQ和其他社交软件平台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

 

表1 微信发展的主要历程

时间

版本

功能

用户数量

备注

2011.01.21

1.0测试版

支持通过QQ号来导入现有的联系人资料,但仅有即时通讯、分享照片和更换头像等简单功能。

截至2011年4月底,注册400-500用户。

1.1、1.2和1.3三个测试版增加了对手机通讯录的读取、与腾讯微博私信互通以及多人会话功能的支持。

2011.05.10

2.0版本

新增了类似Talkbox的语音对讲功能

2011年底,微信用户超过5000万。

2011年8月添加“查看附近人”的陌生人交友功能。

2011.10.01

3.0版本

加入摇一摇和漂流瓶功能,增加繁体中文语言界面和港、澳、台、美、日等地区用户绑定手机号。

2012年3月,微信用户数突破1亿。


2012.04.19

4.0版本

增加了类似PathInstagram一样的相册功能,并且可以把相册分享到朋友圈。

2012年9月17日,腾讯微信团队发布消息称,微信注册用户已破2亿。2013年1月15日深夜,腾讯微信团队在微博上宣布微信用户数突破3亿。

2012年4月,微信4.0英文版更名 “Wechat”,后推出多种语言支持。2012年7月19日,微信4.2版本增加视频聊天插件,并发布网页版微信界面。2012年9月5日,微信4.3版本增加了摇一摇传图功能,该功能可以方便地把图片从电脑传送到手机上。这一版本还新增了语音搜索功能,并且支持解绑手机号码和QQ号,进一步增强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把控。2013年2月5日,微信发布4.5版,支持实时对讲和多人实时语音聊天,进一步丰富了“摇一摇”和二维码的功能,支持对聊天记录进行搜索、保存和迁移,还加入了语音提醒和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进行导航的功能。

2013.08.05

5.0 for  ios

添加了表情商店和游戏中心,扫一扫(简称313)功能全新升级,可以扫街景、扫条码、扫二维码、扫单词翻译、扫封面。

2013年8月15日,微信海外版(WeChat)注册用户突破1亿。2013年10月24日,腾讯微信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6亿。

2013年8月9日,微信5.0 Android上线。2013年12月31日,微信5.0 for  Windows Phone上线,添加了表情商店,绑定银行卡,收藏功能,绑定邮箱,分享信息到朋友圈等功能。2013年12月31日,微信5.0 for  Windows Phone上线了 ,添加了表情商店,绑定银行卡,收藏功能,绑定邮箱,分享信息到朋友圈等功能。2014年1月28日,微信升级为5.2版本,Android版界面全新改版。2014年3月, 开放微信支付功能。2014年3月24日,电脑管家牵手微信上线聊天记录备份功能。

2015.01.21

App Store

 6.1版本

增加了附件栏发微信红包更换手机时,自定义表情不会丢失可以搜索朋友圈的内容和附近的餐馆三大功能。还有安装之后的开场幻灯片——统计你过去一年送出的赞以及收获的赞

不详

2015年3月9日,微信开放WiFi入口  ,用户无需账号密码即可上网。2016年9月21日,微信小程序开启内测2017年1月9日0点,微信第一批小程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体验各种各样小程序提供的服务。2017年3月23日晚,微信官方推出“微信指数”功能。2017年5月4日,微信支付宣布携手CITCON正式进军美国。

2017.05.18

7.0版本

新增“微信实验室”功能,目前启用“看一看”和“搜一搜”两个功能。

不详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综合

 

从表1统计资料看,微信版本的每次升级都增加了用户实用的功能,而且在每次大版本升级之前,都会进行若干次小版本修订,使之更符合用户体验和需求。

从微信的功能服务上看,它的基本功能包括添加好友、聊天、实时对讲、微信小程序等。此外,还包括微信支付、微信红包以及朋友圈、语音提醒、通讯录安全助手、QQ邮箱提醒、私信助手、漂流瓶、查看附近的人、语音记事本、微信摇一摇、群发助手、微博阅读、流量查询、游戏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多类型智能手机平台、多语言界面、账号保护、微信网页电脑版等其他功能。这些微信功能的拓展和提升,是信息技术变革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反映,也是互联网+时代文化与技术结合的重要场域,它为微信、朋友形成“圈”奠定了基础。

人类学学者认为,文化具有场域性,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测度。技术发明、制度变革与创新构成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动力和场域。换言之,文化在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中形成新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有学者提出了“文化是制度之母”[11](p.119)的基本命题。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互联网+”的功能不断拓展,也使得“朋友”在现实社会和带有虚拟性质的互联网世界中的“圈”中兼备工具性和根基性的“双性”特点。前者表现为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陌生人)交往是功利性的,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中的朋友(熟悉人)在互联网时代的带有虚拟性的微信空间里的交往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大同小异,更倾向于世俗性和道德性。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中,微信、朋友和“圈”构成了隐性和显性的双重场域。

 

二、微信朋友圈的身份建构

 

近年来,微信朋友圈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新兴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微信中的朋友圈与现实社会中的朋友圈有共性,但差异更为明显。

“朋友”是一种身份,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交往而建构起来的。在中国古代汉语字典中,《说文解字》不收“朋”。《康熙字典》【辰集上】【月字部】释“朋”:“【疏】凡言朋者,非惟人为其党,性行相同,亦为其党。”“又【易·兌卦】君子以朋友讲习。”孔颖达疏:“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周禮·地官·大司徒】联朋友。”《说文解字》卷三下“友”部:“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同志为友。周礼注曰:‘同师曰朋。同志曰友。’从二又相交。二又,二人也。善兄弟曰友,亦取二人而如左右手也。”《康熙字典》【子集下】【又字部】“友”:“【说文】同志为友。【礼·儒行】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丛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又善于兄弟为友。【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又凡气类合同者皆曰友。【司馬光·潜虚】丑,友也。天地相友,万汇以生。日月相友,群伦以明。风雨相友,草木以荣。君子相友,道德以成。”可见,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朋”和“友”各有其含义,无论是“同门曰朋”、“同师曰朋”,还是“同志曰友”,或者“兄弟为友”,都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结果。中国古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金兰之交”、“倾盖之交”、“君子之交”、“小人之交”、“莫逆之交”、“患难之交”、“贫贱之交”、“金石之交”、“半面之交”、“一面之交”、“总角之交”、“尔汝之交”、“忘年之交”、“忘形之交”、“八拜之交”、“再世之交”、“青云之交”、“文字之交”等交往实践,甚至有“酒肉朋友”、“狐朋狗友”等说法。可见,社会交往和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关系密切。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交往是社会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交往就无法形成社会关系。“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2](p.68)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早提出“交往”的概念时,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团体以及许多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因此,交往与生产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如此,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亦然。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具有特殊性,这是由其特殊中介所决定的。”[13](p.72)20世纪60-80年代,“交往”概念全面形成,交往研究也完全走向多学科化和国际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有关“交往”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综合尝试。他试图用“交往范式”取代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为主体取向的传统理性,以实现生产和交往双重超越。“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交往理性要求主体以语言为中介,进入互动状态。其中实际操作的应是交往行为,才能保证主体平等参与。”[13](p.73)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即时通讯工具,微信具备语音、视频、图片以及表情包等符号化的生动语言,为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提供了用户喜欢的社交平台和即时通讯互动的文化场域。

基于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媒介,“朋友”在微信场域中具有多重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前已述及,微信是在腾讯QQ和Foxmail电子邮件等当代通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融合和借鉴了其他社交软件平台的功能,因此,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一方面来源QQ通讯录或QQ号绑定的手机号码所保存的通讯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微信用户“摇一摇”搜索陌生人申请添加为“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朋友”把自己的QQ好友或其他微信群里的“朋友”拉入新的微信群而成为新微信群的“朋友”。尽管这个新的微信群的“朋友”对这个刚刚被拉进来的“新朋友”并不熟悉,但只要微信群主认可(通常要求通过更改实名的群名片方式表示“接纳”,“新朋友”则以此表示“驯服”),其他群友一般都会以发送鲜花或鼓掌等表情包表示欢迎“新朋友”入群。有的微信群还约定俗成地要求刚入群的“新朋友”发送微信红包,以聚人气。
    微信群的“朋友”往往因“群”的性质不同而身份建构和认同有异。因工作需要即时沟通而建立的微信群里的朋友一般都是本单位的同事、同学,很少有本单位以外的人参与。这类微信群朋友是现实同事、同学在虚拟网络世界里的延伸,但现实社会中的朋友和虚拟网络里的“朋友”(微信好友和未添加成为微信好友的同群成员)交往行为和实践是有差异的。现实社会中的同事、同学见面少不了打招呼,但微信群的“朋友”则不一定相互问候了,有的人甚至在微信群的表现与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判若两人,长期潜水,遇到群友发红包则积极开抢,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尽管单位同事群、同学群里的人都认识,入群亦需身份建构,但其认同因受互联网“虚拟中的真实和真实中的虚拟”双重属性的影响,身份有所淡化,本单位的领导和下属之间、同事之间的会话可能会比现实当中显得“轻松”、“自在”一些,同学群的对话可能会更活泼一些。

从总体上看,单位同事群、同学群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把现实社会关系延伸到压缩时空的微信空间“脱实向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社会中的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嵌入了微信朋友圈当中。例如,笔者单位的教工微信群从今年开始,每逢教工群友生日(以居民身份证上的日期为准),学院的工会主席都会以工会的名义为“寿星”发送66元的微信红包以示庆生,其他同事(包括领导)都会给“寿星”发给微信鲜花或“生日快乐”之类的文字祝福。有的同事是真心祝福,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同事是出于从众心理,担心自己不发送祝福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以至于有的同事第二天还补发前一天的生日祝福。作为回应,“寿星”一般也发一些红包回馈同事。因此,一旦遇上同事“生日”,单位同事群的“生日快乐”、网络鲜花、蛋糕之类符号或表情包便铺天盖地,频频刷屏,而想正常发送日常通知等等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与此相似,学校还有教学微信群、科研微信群、组织、宣传、学工、团委、学生会、校友会等基于工作需要建立的微信群,群友是本校或曾在本校学习、工作的人,单位属性是这些群的主要特征。

相对于单位群、职工群和同学群、校友群来说,另外一种微信群基本上是由陌生人建立起来的,通过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拉进群里,或者通过搜索申请入群经群主审核同意后入群的。这些微信群具有明显的行业或商业特征,群友大多相对陌生,少数人可能交往较多,但多数人可能只是一面或半面之缘,甚至从未谋面,大家在同一个微信群交流信息,或就某些大家或多数人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通过群里的发言、语音、视频、文字、图片等信息,了解群友的品性,慢慢地从原初的陌生人变成微信群里的“熟人”。这种化“生”为“熟”的过程,正是微信朋友圈群友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熟人建构的单位群、职工群和同学群、校友群,还是陌生人建构的行业或商业群,都离不开语言沟通和互动交流,并通过点赞、投票、评论、讨论等实际操作来完成交往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人类学家认为,中国社会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可能主要是人情、关系和面子。重人情、讲关系、好面子是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当然,这种人情、关系和面子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微信朋友圈。微信好友在朋友圈里“晒”的,一般都是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东西,很少会有人会把自己的困苦或“不好”的一面展示给好友,以免别人笑话。同时,那些“晒”出来的图片、文字或视频等内容,总期待好友“点赞”或“评论”。其实,现实生活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晒”出来的,更不是装出来的。人类学家认为,每个人所见,都是他/她心中想见之物。据此逻辑分析,每个微信好友在朋友圈里所“晒”的,都是他/她心中想晒之物。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我国由来已久,并在当代的互联网微信中找到了更为直观的载体。笔者认为,“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但文化反映历史多于反映现实社会,或者说,文化反映现实社会少于反映历史。”[14]从这个文化观去分析微信朋友圈的文化现象,或许更能理解文化与技术融合的历史走向。

总之,微信朋友圈是互联网和即时通讯等多种技术融合的社会交往场域。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人们在互联网的世界中大多是虚拟性的,网名、账号或用户名基本上是自主建构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通讯、资讯、资金、资源等等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而介入人们的工作、生产和日常生活,互联网开始转向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多网融合时期。此时,互联网中的身份建构出现了虚拟回归真实。这一方面是基于互联网信息和互联网金融等安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对于屡见不鲜的网络诈骗等互联网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因此,所谓的互联网身份建构,其实经历了一个由虚拟走向真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是需要现实社会真实身份验证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等公共领域,互联网用户的身份建构必定出现原初的虚拟回归当下的真实。而在微博、微信等更个性化的私人空间当中,用户则更倾向于使用虚拟的身份建构自我。换言之,互联网用户的身份建构存在着规约的真实和自主的虚拟,是虚是实取决于国家治理和个人情境的张力对比。

作为信息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微信朋友圈试图相对开放的虚拟公共空间中维持自我中心的封闭圈子。对于每一个微信朋友圈的“主人”来说,让不让朋友圈里的“好友”查看自己的朋友圈虽然只是添加微信“好友”时的朋友圈设置“是”或“否”的指尖左右滑动的一瞬间,但它却昭示了微信“好友”之间的微妙社会关系问题。不让“好友”看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想保留个人空间,有的则可能是不想泄露自己的行踪,特别是那些喜欢旅游和随时更新微信朋友圈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样,能否查看或接收到对方朋友圈的信息,就成了微信“好友”的一种社会区隔,并逐步型塑了微信朋友圈“陌生”的“熟人” 和“熟悉”的“陌生人”。要言之,微信朋友圈的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社会过程与文化过程,文化认知影响身份建构,进而影响社会交往。“熟悉”的“陌生人”和“陌生”的“熟人”是微信朋友圈人际关系的两种主要状态。

 

三、微信朋友圈的文化表达

 

“互联网+”是我国工业、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成果和标志,也是进一步促进信息消费的重要抓手。互联网里的文化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符号等等,往往因人而异,有时却又众人共享转发同一内容。但碎片化、快捷化、新奇化、娱乐化成为其主要特征。“不好好说话”、“不好好画画”、“不好好写作”,是互联网时代文化表达的生动概括。[1]作为中国互联网即时通讯的一种主要方式,微信中的文化表达同样具备上述特征。

从微信空间上看,它主要由“微信群”、“通讯录”、“发现”、“我”、“订阅号”、“公共平台助手”以及搜索和添加的符号构成,具有群聊、直播、搜索、添加和订阅关注公众号等功能。在微信群聊中,可输入文字或发表情包,也可以语音输入、打电话(即语音聊天),还可以拍摄、选择相册里的原图或视频、发红包(0.01-200元)、查看电子名片(通讯录),此外还有“我的收藏”和“位置”发送和实时共享等功能。在微信“通讯录”中,除了按拼音顺序由上到下依次排列微信朋友外,还设置了搜索和添加新朋友、公众号,另有标签和群聊的功能。在微信“发现”中,除了可以搜索和添加朋友圈外,还可以“扫一扫”、“购物”、“游戏”和寻找“小程序”。在微信的“我”中,置顶仍然是微信搜索和添加的功能,随后自上而下依次是我的微信号(包括头像、姓名、微信号、二维码)、钱包、收藏、相册、卡包、表情和设置等项目,每个项目之下又设置了更多的子项目和子子项目等多层级的细化项目。这些名目繁多的空间设计和日趋完备的功能,为微信朋友圈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文化表达提供了条件。

微信中的文化表达因其快捷可能更加具有场域性、情境性和工具性。这在信息消费社会中应该引起关注。

首先,通过多样化的象征符号及其表达,微信朋友圈的即时互动和超域性使其具备了现实朋友圈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本动员能力和文化张力。

在中国的语境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一条出(生)路”等传统意识曾一度充斥社会,“朋友”的重要性为人们所重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超地域的社会资本动员能力。因此,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在现实社会不同群体的生活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张力。借助于互联网和微信等当代社交平台,公众投票越来越具有社会资本化的特征。至于公众投票的结果,很难说是高票者自身实力决定的,而与包括微信朋友圈在内的社会资本动员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原因很简单,谁的“朋友”多,谁的社会资本就相对大,网络和微信投票得票数就相应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投票主要不是比被投票者自身的实力,更重要的是比他/她的“亲友团”和包括微信朋友圈在内的“朋友”投票“点赞”、“拉票”的实力。这样,微信朋友圈就成了“顺人情”的社会资本动员的一个“卖场”。如果朋友圈里的“朋友”不多,许多人便借助自己已经加入的微信群来展开“拉票”救援了。

除了“拉票”,微信朋友圈还有着多样化的象征符号和文化表达。例如,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一般会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转发不同的“美文”、“美图”、“美景”、“美食”、“美视频”等等信息。不过,不同的人与“朋友”分享的内容不同,既有生活化的内容,也有对国家、社会的关怀和个人情怀,抽象与具象兼容,理性与感性并包,个性与共性相济。尽管微信朋友圈本质上仍然是公共的社会空间,但不少人往往会模糊微信朋友圈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边界和维度,倾向于把微信朋友圈作为展示自我和自我展示的窗口与平台,使得“DIY”在微信朋友圈也流行起来。这种超域性和互动即时性使得微信朋友圈在现代社会中具备了现实朋友圈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本动员能力和文化张力。

其次,微信红包、微信点赞、微言众听、微群讨论甚至微商广告等等,构成了互联网+时代微信朋友圈的基本业态和常态。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实践的成果,它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发生演变。“互联网+”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互联网功能的拓展,符号“+”代表着添加与联合;二是“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深层意义是通过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完成产业升级。[15](pp.5-9)[16](pp.61-62)微信红包、微信点赞、微言众听、微群讨论等等,是“互联网+”的添加和联合;微商及其广告则是“互联网+”的传统产业的网络化升级。

红包是一种利是,更寓意着一种美好的祝福。微信红包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现象。2014年1月28日下午,“新年红包”图标首次出现在微信“我的银行卡”界面中,6亿多用户可以直接进入微信红包的页面开始发红包。2015年春节期间,微信联合各类商家推出春节“摇红包”活动,送出金额超过5亿元的现金红包,单个最大红包为4999元,另外还有超过30亿元的卡券红包。首轮春节“摇红包”活动于2015年2月12日晚上正式开启,当晚派送2500万个现金红包。[17]微信数据显示,2017年1月27日0点至24点的24小时内,微信收发红包142亿个,同比增长75.7%,最高峰时段在24点到来,收发高峰每秒达到76万个。[18]

根据2017年2月3日微信发布的《2017微信春节数据报告》,从除夕至农历初五,微信春节红包收发数达到了460亿个,同比去年增长43.3%。其中,广东以58.4亿个的红包收发个数成为春节期间“红包大省”。紧随其后的是江苏29.3亿个、山东26.4亿个、河北24.2亿个、浙江24.2亿个。从流向上看,广东向湖南发了最多红包,其次为湖南—广东、广东—广西、广西—广东、北京—河北。从春节红包的年龄段流向来看,同龄人之间红包往来往往更活跃, 80后、90后是红包主力军。春节期间,80后与80后之间互发最多红包,其次是90后与90后之间互发,80后—90后、70后之间互发、90后—80后则紧随其后。从性别比例上看,2017年春节红包男性互发占比32.4%,女性互发占25.5%,男性发给女性的红包数量占比为24.6%,女性发给男性则为17.5%。[19]

微信红包的收发除重要节庆外,微信“朋友”的生日或有值得高兴、庆贺的事情,当事人一般也会发个微信红包给“朋友”,以示庆贺;甚至为了微信群里的“朋友”开心,或调节一下群里的氛围,群主或一般的群友也可以发给微信红包给大家开抢,比比谁的手气更好。至于微信红包的金额,不在多少,而在于“抢红包”的过程和“抢到红包”的结果,哪怕只是“抢到”1分钱,有的人也是满满的幸福。正所谓“1分也是钱”,“有缘才有钱”、“抢到”即“福到”。这与现实社会中的红包有所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几元、十几元的红包一般拿不出手,在发达富裕的农村,成百上千的红包也不会觉得大。但在微信红包中,如果能够“抢”到十几元或几十元的红包,不少人会感到自己手气很好和很幸运。更重要的是,微信红包一般没有“还礼”的压力,因为发红包者是完全自愿的,他们也不期待“抢”了红包的“朋友”也要发个红包“还礼”回来。当然,如果微信群里的“朋友”竞发竞“抢”红包,群内必定热闹非凡,各类祝福的话语和诸如“谢谢”、“谢谢老板”、“多谢老板”、“发红包的真帅”、“送给发红包的人”、“谢谢红包”、“多谢红包”、“谢谢你的红包”、“祝发红包的发大财”、“能用红包解决的,咱们尽量不用语言来表达”、“我发现一个问题,长的好看的人都喜欢发红包”、“这个发红包的好帅”等表情包将会不断涌现。反之,则微信群内相对冷清,且多数人将处于“潜水”状态。

此外,2016年除夕至2017年正月初五,微信用户共发送了160亿次表情,其中37%的表情由90后用户发出,成为微信表情的主力玩家,“鸡年大吉”表情成为春节期间最火的表情。具体情况见图1。


 

资料来源:新浪科技2017年2月3日

 


图1 2017年春节各年龄段发送微信表情的占比情况

 

2016年除夕至2017年初一,微信用户音视频通话时长达21亿分钟。其中,男女音视频通话占比为31%,女性用户之间音视频通话占比29%,女性拨给男性音视频通话占比为26%,男性之间音视频通话时长占比为14%。[19]微信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与微信同时具备语音、视频、红包收发、资金转账等便利功能密切相关,它能够较好地融合物质、精神的生产与交往。

不仅如此,微信点赞、微言众听、微群讨论甚至微商广告等等,也构成了互联网+时代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的基本业态和常态。前已述及,“晒”朋友圈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个人的自我展示和展示自我,更重要的是期盼朋友圈里的“朋友”关注自己,为己点赞,甚至留下正面的评论。此乃人之常情,不难理解。

微信朋友圈是相对固定的,也是相对“封闭”的,因为它是在微信朋友里“圈”出一些或有共同兴趣爱好,或有共同语言,或有共同价值理念等等的人相互认可而共同建构成为一个圈子。这个“圈”是相对稳定的,一旦入“圈”成为好友后再把对方拉黑,肯定会伤害对方的感情。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微信朋友圈中,微信“朋友”的数量往往因人而异,有的人有很多微信朋友圈“好友”,有的则比较少。这与现实社会中最多150个常联系朋友的统计概率可能不尽一致。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少的人,有时为了进行社会资本动员而从微信朋友圈延展到微信群,借助数量众多的微信群“朋友”力量去实现“拉票”或点赞的目标。

对于专业性或行业性的微信群来说,微信讨论、微言听众和微商广告是其主要的群内活动。学者建立的微信群的学术性会较强一些,群友发布和讨论的话题也相对学术化,一般人很难参与讨论和交流。例如,笔者加入的“经济学、经济史与公共政策”微信群目前有413位微信“朋友”,但时常参与各种话题讨论的“朋友”可能不到四分之一,多数人长期处于“潜水”或“旁观”状态,充当微言听众,而遇到群友发微信红包,则从潜水状态转入开抢红包状态。其他微信群如“中国城市、区域与房地产”、“城市少数民族研究”、“应用人类学”、“人类学与微信民族志”等微信群的情形大体相似。微商及其广告是传统商业与互联网+微信社交平台融合的产物,现正方兴未艾。“广告仍是社交平台商业化的主要模式,2017年上半年,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综合社交平台基于用户属性与兴趣,利用图片、文字、视频等展现方式,开展精准广告推广。”[10](p.33)不过,目前的微商基本上还停留在“拉人头、扩下线”的营销模式,微信朋友圈不过是提供了“拉人头”和广告投放的载体而已。

再次,微信朋友圈的出现和流行,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与技术融合的现代性产物。文化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是困扰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从技术上讲,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亦即技术是工具性的。文化则是情境性和历史性的。“文化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文化决定社会系统进化的轨线和人民的命运。”[20](p.233)在人类学者看来,应该是“技术适应文化”,而不应该是“文化适应技术”。可喜的是,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的出现和流行,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与技术的日趋融合。

当然,作为文化与技术融合的当代社会交往媒介和载体,微信朋友圈已开始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端倪。互联网即时通讯技术和微信功能的日益拓展,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边界问题。由于微信朋友圈具备公共空间的性质,越来越多的微信用户开始反思微信朋友圈的公私边界,并采取个性化的行动。“最近翻朋友圈的时候,发现以前的一些熟悉面孔,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然后我翻看了不少好友头像,不是设置了三天可见,就是发现,上一条动态停留在了几个月前。的确,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怎么发朋友圈了!曾几何时,朋友圈是我们分享生活的世界,无论是生活中的趣事,还是看到的不错的文字,还有那些旅行去过的好地方,我们愿意与所有人,去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许不是我们不喜欢发了,而是不敢发了!微信中越来越多的非生活中的关系,有上司,有客户,有亲戚,有朋友,我们总要用各种各样的面孔,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群,所以在发每一条信息的时候,总会斟酌再三,是否会伤害了谁,是否有人会对号入座,从而曲解了你的意思……不可否认,微信朋友圈,不再那么自由无拘无束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说话的人却越来越少;微信好友越来越多,能谈心的,还只是那么几个!我们都逐渐学会了沉默,学会戴着面具面对每一个人,却忘记了那个最初的自己!”这里以较长的篇幅引用了“臭事百科”一位网友个人空间的表述,藉以说明微信朋友圈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后现代社会发展的端倪。尽管这并非所有微信用户的认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用户对于微信朋友圈后现代反思。

 

四、结论与讨论

 

微信朋友圈是近年国内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根据前面的论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初步结论:

第一,基于互联网通讯媒介,“朋友”在微信场域中具有多重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微信中的朋友圈与现实社会的朋友圈有共性,但差异更为明显。“熟悉”的“陌生人”和“陌生”的“熟人”是微信朋友圈人际关系的两种主要状态。

第二,通过多样化的象征符号及其表达,微信朋友圈的即时互动和超地域性使其具备了现实朋友圈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本动员能力和文化张力。微信红包、微信点赞、微言众听、微群讨论甚至微商广告等等,构成了互联网+时代微信朋友圈的基本业态和常态。

第三,微信朋友圈的出现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看是文化与技术融合的现代性产物。当然,作为文化与技术融合的当代社会交往媒介和载体,微信朋友圈已开始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已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并对物质、精神、制度、行为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学术界对微信的关注和研究才刚刚起步。尽管国外学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网络人类学[21][22][23][24],但是我国学者对网络人类学的研究大约始于2000年前后,至今也不过十多年时间,不仅力量薄弱,也尚无基本的学术共识。[1][2][3][4][5][6][7][25][26]

微信的出现和流行刺激了人类学者对互联网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文本表述的思考。近两三年来,一些学术敏锐的中青年人类学家如赵旭东教授等人开始反思传统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民族志的“写文化”危机,提出了微信民族志的新见解,呼唤了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与此同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和分析:

首先,微信民族志与网络人类学的关系如何?微信民族志能否取代网络人类学?微信民族志究竟是网络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还是网络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新面相?这些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思考互联网时代中国人类学的新发展。

其次,如何准确理解微信民族志?是“微信的民族志”、“微信民族志”,还是“微民族志”?微信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方法和文本写作是否真正有别于传统的民族志?在哪些方面有区别?有多大程度的区别?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微信民族志的发展定位和未来走来,实难忽略。

再次,微信信息的碎片化是否容易产生文化误读?传统人类学的整体观在微信时代是否会失去其解释力?微信信息的便捷获取是否冲击着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式?微信中的观察、参与观察和观察参与基本上是在同一场域中进行的,能否合理中立地实现资料搜集和民族志文本写作的场域转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过,微信朋友圈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也为微信民族志研究和互联网田野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田野素材和空间平台。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田野工作将与传统的田野工作共同构成人类学研究的基石。

 

注释:

①截至2017822日,中国知网(CNKI)篇名检索“微信朋友圈”所得的559篇文章中,发表于2012年至20177月底的各年份发文数分别为1108917819486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从学科分布上看,新闻与传媒最多(238篇),其次是贸易经济(92篇)、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38篇)、社会学及统计学(28篇)、高等教育(26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24篇)等;从基金资助上看,有23篇文章获得各级各类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社科基金12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1篇;从研究层次上看,社科类的基础研究171篇、行业指导168篇、政策研究96篇、职业指导44篇,自科类的工程技术12篇、专业实用技术4篇、行业技术指导3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2篇,大众科普6篇,大众文化6篇,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各2篇,经济信息1篇;从文章影响上看,聂磊等人发表在《新闻记者》2013年第5期第71-75页的“微信朋友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虚拟社区”成为下载量和被引量最多的论文,分别达到12776185次。

②柒兒:《柒兒的个人空间》,臭事百科,2017-08-13https://www.qiushibaike.com/users/ 32395344/page_3/

 

参考文献:

[1] 赵旭东.微信民族志与写文化——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新探索与新主张[J].民族学刊,2017,40,(2).

[2] 赵旭东.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来临——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J].探索与争鸣,2017,(5).

[3] 方李莉.人类正在彼岸中注视——论自媒体时代人类学的学科自觉[J].探索与争鸣,2017,(5).

[4] 姬广绪,周大鸣.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J].思想战线,2017,(2).

[5] 叶宏.微信与民族志:田野、写书以及自媒体时代的人类学[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7,(5).

[6] 马旭.“微传播”场域中的信息碎片化与误读——基于“罗尔事件”中一个细节的网络民族志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5).

[7] 吴震东.身份、仪式与表述——“微时代”网络亚文化的人类学反思[J].民族艺术,2016,(5).

[8] 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0).

[9] 黄华,张旭东.朋友圈里的“我”:青少年的经验[J].当代青年研究,2014,(6).

[1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40.PDF版)[DB/OL].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

[11]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黄平,罗红光,许宝强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4] 廖杨主编.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前言).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

[15] 黄楚新,王丹. “互联网+”意味着什么——互联网+”的深层认识[J]. 新闻与写作, 2015,(5)

[16] 刘彦.对“互联网+”的深层认识[J].科技传播,2016,(8)

[17] 佚名.支付宝扔1.56亿微信砸5亿 除夕夜将上演红包对决[N].北京青年报, 2015-02-10.

[18] 佚名.2017年除夕夜微信红包每秒76万个[N].北京日报, 2017-01-29.

[19] 新浪科技.微信2017春节大数据:春节红包收发数达460亿个![DB/OL].新浪科技(网络),2017-02-03.

[20] []欧文·拉兹洛编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M].戴侃, 辛未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1] Escobar A.HessD.Licha I. etc.,1994. Welcome toCyberia: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CurrentAnthropology35 (3): 211-231

[22] Downey G. L.DumitJ.Williams S,1995.CyborgAnthropologyCulturalAnthropology10 (2): 264-269

[23] Wilson S. M.Peterson L. C,2002.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31: 449-467

[24] Coleman E. G.,2010. Ethnographic Approachesto Digital Media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39: 1-19

[25] 李志荣.网络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课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1).

[26] 庄孔韶,方静文.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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