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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张金梁康里子山名字考

楼主:峻德文化工作室 时间:2018-06-19 12:32:32


张金梁︱康里子山名字考

 

康里子山(1295—1345)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朝廷重臣,也是罕见的少数民族汉学名流和书法家。但康里子山的名字是“巙巙”(kuikui)还是“巎巎”(nao nao),后世模糊不清,在当代具有权威性的中华书局校点出版的《二十五史·元史》中,特将原来的“巙巙”改为“巎巎”,并注明读音“挠”,学术界多从之,似乎成为定论。其正确与否,大有讨论的必要。

 

一、《元史》之思考

 

在明初所修的《元史》(后简称《元史》)中,有《巙巙传》曰:

 

巙巙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传。祖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巙巙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除浙西廉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巙巙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谥文忠。[1]

 

由此可知,子山出身元朝贵胄之家,长成后仕途较为畅顺,官高职重,颇受朝廷重用。其爱好汉学博览群书,善真、行、草书,为元代大家。在《元史》中,所有子山之名皆书为“巙巙”。

 

《元史》修于明洪武二年,总裁官是宋濂、王祎。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明史》谓其:“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2]宋濂在元代生活了五十馀年,因博学有史才曾荐为翰林编修辞而不就,后受知于朱元璋,成为明初朝廷文官之首。由于宋氏学问博深,特善治史,故人们尊称其为“太史公”。宋濂生于元朝中期,比康里子山小十五岁,子山去世时宋氏三十五岁。《元史》载:“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3]不知宋氏与其有无交往。但子山在去世前一年“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4]成为宋濂家乡的最高行政官,宋濂对于这位名动朝野的封疆大吏的名字及读音不会不知。虽然《元史》的纂修疏漏较多,但对于列传中熟悉的著名人物名字,应该不会写错。


康里子山《自作秋夜感怀七言古诗》 纸本 28.9×82.2cm 至正四年(1344)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另外,参预修《元史》的王祎、胡翰、陶凯、曾鲁、汪可宽、赵汸、陈基、高启等,《明史》中多有传,皆为由元入明的中老年学者。子山去世后二十三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所以子山在世时,这些《元史》的纂修者,大都是成年文人,所以对子山名字应该非常清楚。再者,《元实录》保留完整,为修《元史》提供了极大方便。《明史·危素传》载:明军破元都,危素(1303—1372)欲投井死,“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5]因危素曾为元翰林承旨之高官,“上访以元兴亡事甚悉。同时被征之士有胡翰……等凡十六人,皆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6]危素“(元)至正元年用大臣荐授经筵检讨”, [7]而“至正元年,……是岁康里巙巙以翰林学士承旨亦在经筵,在上前敷陈经义”, [8]正为危素的上官。且危素对于子山非常崇敬,拜在子山门下学习书法,到子山至正四年拜江浙平章政事,在一起约四年左右。解缙《书学传授》谓“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素、饶介之得其传授” [9]便指此时。危素比子山小八载,子山去世时他也四十三岁,他对上司、老师之名不会不清楚。危素入明后,在翰林院任职,其与宋濂私交颇深,濂之子宋璲为危素的书法弟子。[10]由此可知,因子山是元末重臣及书法大家,其众多的下属官吏及书法门人活跃于明初,文人墨客对其名讳都非常清楚,宋濂及《元史》纂修者,决不会搞错。

 

二、俗体字问题

 

对子山之名提出异议的是清人,乾隆四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聚集了齐召南、杭世骏等文人学士对选定的前朝蓝本进行整理,并将考证附于各史每卷之末。《元史》校勘者之一官候补直隶州知州王祖庚,他在《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后附言云:“《巙巙传》,臣(王)祖庚按:《字典》云:巎音挠,俗作夔者误。”[11]所谓《字典》当指《康熙字典》,然其中明确指出:“巙,渠龟切”;“巎,奴刀切”,没有王氏所按内容,方知王氏将《正字通》错为《字典》,而所按之意亦模糊不清。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卷三十四亦附有校勘曰:“巎巎,据至顺四年巎巎手书《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见《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题款改,《类编》云:‘《正字通》云:巎音挠,俗作巙者误。”[12]不难看出,其是在王祖庚之说的基础上考证而成的,由此便直接将《元史》中所有“巙巙”之名改为“巎巎”,并注明读音“挠”。由于中华书局点校本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因此学术界、教育界凡涉及到康里子山之名时,都书为“巎巎”而读音为“挠”了。

 

阅读子山手书不难发现,不仅《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落款为“巎巎”,诸如《谪龙说》、《跋赵孟頫〈常清静经〉帖》、《奉记帖》、《竹温台碑》、《宣圣庙碑》、《达摩大师碑》等款书皆如此,这正是后人误解子山名字的原因所在。试想子山为元朝晚期名扬四海的人物,而宋濂等《元史》纂修者都有机会看到子山众多作品及款名,为什么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其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子山款名的本字是什么,应该怎样读法,所以没有被其自书名字所迷惑,在修《元史》时,为了避免造成混乱,用了其名字的正体本字。而后世点校者,发现子山墨迹书名与史书所记不同,没加深入考证便认为《元史》修撰者用了错字而加以改正,恰好误解了《元史》修撰者的一片苦心。岂不知子山手书“巎巎”却是“巙巙”的讹变俗写,并非真是“巎巎”。

 

关于“巎”、“巙”二字,《说文》不收,《集韵》云:“巙,渠龟切,音逵,人名。”《玉篇》云:“巎,奴刀切,同峱。”《说文》:“峱,峱山也,在齐地,从山狃音。”从古字书中可知,“巙”字宜用于人名,而“巎”字同“峱”,特指峱山,是齐地的古山名。实际上“巙”、“巎”为形声字,其义与“夔”、“夒”有密切关系。《说文》:“夔,魖也,如龙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古有“舜臣名夔,典乐之官”, [13]故后人名亦多用之。历史上曾有起名不能用神物之说,所以人们将夔字加上山旁进行改造,暗存其义更增气势,专用之于人名,虽然书写繁琐,但世人皆识。《说文》:“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夂其手足。”段玉裁注曰:“《诗·小雅》作猱。毛曰:猱,猨属;《乐记》作獶,隶之变;郑曰:獶,弥猴也。”[14]由此可知峱(巎)山之名,应与有此类猴子有关。而“巎”字只是古峱山之别写,非常生僻,很少使用,况且内涵不雅,子山及其父亲皆为满腹经纶的学者,决不会用此等字为名。

 

那么为什么子山书款多将“巙巙”写成“巎巎”呢?其中原因便是字体俗写与正写的问题。清人顾南源《隶辨》“夒”条云:“碑讹夒为夔,……《集韵》夒与猱同。此碑(《刘宽碑》)与下二碑(《上尊号》、《繁阳令杨君碑阴》),夒字皆人之名,必无以贪兽为名者,故知其讹为夔耳。《玉篇》夔俗作,亦即夒字也。……夒夔莫辨,相仍积习,有所自来。”[15]特别是《上尊号》为魏朝廷所立,碑中有“太仆臣夒”者,则为太仆何夔,《魏书》有传,这说明汉魏时便有将“夔”写为“夒”的现象。近人秦公《碑别字新编》中,“夔”下收别体字十三个,其中四个为夒,证明顾氏所说不虚。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夒”字使用极少近于死亡文字,而“夔”字使用频率较高,为省简笔画而成。“巎”、“巙”为形声字,子山将名子“巙巙”书为“巎巎”,是承袭了历史上汉字讹变俗写所致。元朝廷重视蒙文而对汉字的书写规范性关注较少,子山是书法家,在对自己名字用字书写上更加自由随便,其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渊博,对自己的名字追求奇异用字书写是可以理解的。

 

乾隆武英殿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对于“巙巙”、“巎巎”的问题,都涉及到了《正字通》。此书是明末清初所流行的字书。《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作者有所考证:“旧本题明张自烈撰,或题国朝廖文英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考钮琇《觚賸·粤觚》下篇,载此书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购得之,因掩为己有,叙其始末甚详。然其前列十二字母,则自烈之时所末有,殆文英续加也。裘君宏《妙贯堂馀谈》又称文英殁后,其子售板于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以此也。”[16]《续文献通考》载:“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祯末南京国子监生。”[17]其博物洽闻,颇善著述,明亡入清后,“累征不就,晚卜居庐山,年七十七卒。无嗣,南康太守廖文英重其品,葬于白鹿洞山之郑家冲,书其碑曰:‘清故处士张芑山墓’。” [18]廖文英,字百子,连州人,明崇祯末曾官南康府推官,入清后又于“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 [19]由此可知,张、廖交往颇深厚,《正通字》之易主问题不难推知。《正字通》面世后颇为流行,“其视梅膺祚《字汇》考据稍博,然征引繁芜,颇多舛驳,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非善本也。”[20]乾隆武英殿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以此为依据来断定子山名字,所出现的问题不在《正字通》本身,而在对其理解的片面。《正字通》所谓“巎音挠,俗作巙者误”的记载,了解到“巎”代“巙”现象的存在,而“俗作”的时间,应是距作者相近的元、明时期,在此时期的典籍中,罕见其他关于“巎”“巙”二字使用之处。因此可以断定,元、明时期以“巎”代“巙”俗写的出现,与子山之名广为流传有关系。而明人对于《元史》中子山之名的用字从来没有提出异议,说明他们知道其中奥秘所在,这从反面证明了“巎巎”是“巙巙”俗写的事实。

 

三、蒙古字之音译

 

蒙古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统治需要,不得不接触汉文化。但在朝廷乃至全国,大力推广蒙古习俗及文字,规定圣旨等朝廷大制皆以蒙古字书写,“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进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诸内外百司应出给劄付,有额设译史者,并以蒙古字书写。”[21]连官印也多以蒙古文铸造。并令各路广设蒙古文教授,要求汉人习蒙古文。而在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中,对汉文化的学习非常浅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22]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执笔书写,可见其汉字水平之低下。蒙古、色目人,起名皆用蒙文,我们现在所看到他们的汉字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蒙古、色目等贵胄们以便与汉人交往,将自己或家人的蒙文名字借用音近的固定汉字代之,形成汉字名字;二是后人根据元人的蒙古文资料音译而来,若被译者原先有自定汉字名,而译者不知,则可能出现音近字异的情况,如同两个人一样。另外,后世整理元人典籍时,认为以前所译字音不准,便确定标准重新翻译,这样便会出现一个人而有几种汉字名的情况。近人陈垣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云:“始余读叶刻本《元秘史》,开卷即见腾汲思名字的水,不峏罕名字的山,与连筠本之作腾吉思、不儿罕者,译音用字不同也。”[23]说明对于蒙古文书籍译音用字有差异,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如乾隆四十九年刻印《四库全书》,重新对辽金元史的译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提要》云:

 

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案,纳新原本误作乃贤,今改正)《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称为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令馆臣详加廛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24]


康里子山 草书诗书卷之《李白古风诗卷》 纸本 35.0×63.8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在修定中的,《元史》的改动尤大,对其中众多的元人用语、物名、地名、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译。从读音上看,可能更加接近于原蒙古语言。但对于汉人已习惯了的词语再加变动,有不知所措之感。特别是人名,使人更觉不适应。不少蒙古、色目人如泰不华、康里子山深谙汉学,他们选用的汉字名,不只是简单音译,与汉人之名一样重视汉字涵义,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此二人都是汉学者和书法家,有不少汉名落款的诗文、书作、碑刻传世,若重新翻译他们的蒙文名而否定原先的自选汉名,除不尊重古人的意志外,也使后人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增加难度,这是学术界一般不用四库本《元史》所译人名的原因所在。

 

康里子山蒙古文名字为,在四库本《元史》中被译为“库库”,《元史语解·人名》卷二十一对此还加以说明:“(读音)乌枯乌枯。库库:青色也。卷一百三十九作巙巙。”[25]其首先承认了《元史》中子山之名为“巙巙”,又认为用“库库”音译更为贴切而改之。在此我们有幸看到了子山之名的蒙文写法和读音,“乌枯乌枯”的联读音和“巙巙”读音非常接近,而与“巎巎”(nao nao)毫无关系,这为子山之名本字应为“巙巙”提供了铁证。

 

在此应该说明的是,在《元史》中有与子山蒙文名字相同者,《元史语解·人名》卷十一载:“(读音)乌枯乌枯。库库:青色也。卷四作阔阔,卷三十四作夔夔,并改。”[26]按,《元史》卷四载:“中统二年(1261),阔阔为中书左丞。”时间在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前二十年;而《元史》卷三十四云:“至顺元年(1330)正月庚辰,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礼部尚书巙巙兼监群玉司事。”[27]对照可知,《元史语解》将“巙巙”误书为“夔夔”,应是音同所致。四库全书本《元史》将“阔阔”与“巙巙”皆改为“库库”后,造成了很大混乱,《元史语解》自身也不能免,如卷十一“库库”条将《元史》卷四之“阔阔”与卷三十四之“夔夔(巙巙)”混为一人,后者距前者相距近七十年,显然非阔阔之事。而《元史·巙巙传》有子山顺帝时“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的记载,显然此处的“巙巙”是子山无疑。

 

以上考证,可以断定康里子山的名字应为“巙巙”,为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元史》再版时改正为好。

 


[1]《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3413—3416。

[2]《明史》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3784—3788。

[3]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3415。

[4]《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3416。

[5]《明史》卷二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7314—7315。

[6]夏燮《明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52。

[7]《明史》卷二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7314。

[8]《元史》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3357。

[9]解缙《春雨杂述》,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页500。

[10]解缙《书学源流详说》:“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素)、饶介之得其授传,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见解缙《文毅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武英殿本《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年版,页399。

[12]《元史》卷三十四校勘记,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771。

[13]《康熙字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页264。

[14]段玉裁《说文解文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页223。

[15]顾南原《隶辨》,中国书店,1982年版,页52—53。按,中国书店在影印出版时,封面名为《隶书字典》,而扉页标明《隶辨》。

[16]《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378。

[17]《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江西通志》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正字通”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378。

[20]《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元史》卷一百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2615。

[2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刻名印”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27。

[23]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民国廿三年二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本。

[24]《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415。

[25]《钦定元史语解》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钦定元史语解》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27]《元史》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750。





张金梁,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书协副主席,吉林省民盟书画院院长。


长期从事书法教学、研究、创作工作,出版著作有《<续书史会要>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明代书学诠选制度研究》、《<书史会要>校正》、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卷六《反思之旅》及《张金梁书法集》、《张金梁行书<千字文>》、《优游四体—张金梁书法集》、《吉林省书画名家·张金梁卷》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及吉林省长白山文艺作品奖。多次担任中国书协举办的兰亭奖、全国书法展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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