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说文解字》：认识汉字之门｜葛兆光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部字典，它是东汉人许慎所编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有系统的字典。

也许有人会说，字典有什么可谈的，这不就是人人会查，碰上认不得的字就翻翻的字书吗？现在这类书有的是，什么《汉语大字典》《中华大字典》《新华字典》，谁家都有一本两本，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地介绍它？可是，有三个理由使我们不能不重视它的意义：

第一，在世界所有语言文字中，大概只有中国还使用着直接从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符号系统，其他如古埃及文字等早已消亡，且不说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就是亚洲的日文、韩文也逐渐成了拼音文字。要知道，拼音文字已经和它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相去甚远，“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几乎无法解释。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任意的符号”，因此无法探究早期人类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的关系。可是汉字却不一样。比如说英文sun，为什么用这三个字母来表示太阳，这似乎没法解释；但汉字“日”，古文作，一看就知道是太阳的象形。这样，汉字就为我们了解古代人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我们了解自己的语言特征提供了一条坚实的路径。而许慎的《说文》则是了解汉字的最重要的大门，大门一侧是汉字的古代形态，大门的另一侧是汉字的现代形态。打开了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从古到今、顺利地弄清汉民族的语言与思维特征。

第二，如果说《说文》仅仅是一部字典，倒也罢了。但实际上《说文》不仅是字典，而且是汉代经学的产物。汉代经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极重要的一环，对中国思想影响甚大，经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古代经典，而解释经典又需要靠语言文字之学。于是，、思想、文化的一把钥匙。事实上，许慎的《说文》就是为了经学而编的，它与经典解释有很深的关系，因而这部字典又涉及了中国思想史的重大问题。

第三，字典常常是人人皆有而人人都忘的东西。其实，这种看似普通的东西可能是用得最多的，有不少学者和作家是爱读字典的，因为字典会告诉你很多不了解或没时间了解的知识，读《说文》也是一样，更何况它还是通向古文字学、上古文化史的第一道大门。

《说文》的内容与体例

《说文》部头并不大，页数也不多，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缩小的影印本，大概也只有300多页，相当于一本20万字左右的铅印书。而且《说文》收录的字数也不多，比起《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总共也只有1万字上下，只是上述大字典的几分之一。但是，其重要性却远远在各种字典之上。

《说文》收录9353个“字”，加上“重文”又有1163个，这些字按部首分成了540部，每个字首先列出小篆（或“古文”）字形，然后进行解释。

把字按部首分类，这是许慎《说文》的一大创造。所谓“部首”，就是每一类字有一个可以统辖它们的首领字，这个字常常是这一类字的意符（偶尔体例不纯也有音符）。这个意符用现代通行的话来说，就是表示意义的偏旁，从文字结构上来说，又通常是这一类字共有的一个表形符号，比如说“噤”“听”等字的部首就是“口”。之所以用它们来当部首，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考虑到同一部首下所收的字，由于共同以这个部首为基础，所以，彼此间有意义上的联系。二是许慎心中有一种文字衍生的观念，在他心目中，作为部首的字不仅是决定这一类字意义类别的“统帅”“首脑”，还是这一类字的“祖先”，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一类字都是从它那里孳生发展出来的。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字总是从简单到复杂发展变化的，近人章太炎作《文始》，就认为汉字本有“初文”，而章氏所说的“初文”，大多数就是许慎的部首。三是许慎认为，这些部首和宇宙天地间事物的门类是一致的，部首将文字分为540类，天下事物亦是540类，文字在部首下有条不紊，正如天下的事物各归其类的有条不紊。

在每个字的开端登录的篆体字形，对于现在的人也是很重要的，这绝不是指书法家要用它照猫画虎，或篆刻家要用它镂诸金石，而是指它能给后人指示一条通往更古老的文字的途径。《说文》不仅保存了秦汉之间通用的篆体（包括大、小篆），还收集了逐渐消失的“古文”（六国文字）和逐渐滋生的“或体”“俗体”（汉代民间流行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战国到汉代丰富的文字资料，而这一时期又恰是汉字形态变化最大的时代。我们读《说文》，就可以通过它追溯与破解更早的甲骨文及金文，如果没有它作为中介，也许我们将无法解读那些与现代汉字差异极大的古文字。

当然，对于现代人最为重要的是《说文》对每个字的解释和分析。《说文》中记录了大量词汇的古义和古音，如“自”的古义是“鼻也”，“听”的古义是“笑貌”，都对今人十分有用。但是，《说文》解释和分析的最大意义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它肯定了汉字结构分析的“六书说”对于文字分析的作用，并在《说文》中运用它对每个汉字的字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析，从而使人们了解了每个汉字的字形结构及字义来源。所谓“六书说”，是指汉字的六种构字法：一是象形，就是用简化的形式画出它所表示的事物，如“犬”作、“人”作等；二是指事，就是用一个抽象的符号在所表示的事物上标志出它的所指，如“本”字就是在木下加一横表示树根；三是会意，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某种含义的字，如“牢”是用“宀”和“牛”合起来表示关牛、羊的地方；四是形声，就是用一个表示意义的形旁和一个表示声音的声旁合成的字，如“伟”是“从人，韦声”；五是转注，关于转注，古今说法不一，可能是指可以与形旁互训的字，也可能是同一部首内引申变化出来的字，也可能是指形体变化但意义相同的孳生字（许慎举例“考”“老”）；六是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表示这个意义的一个字，便用一个同音字来充当这个字，如来来去去的“来”，是用本义为麦的“来”字充当。这六种构字法虽然还不精确，但已经大体总结了汉字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种类。许慎在《说文》中就运用了这些构字法，对每一个汉字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字义的由来。

用部首分类，用篆、籀、古文表字，用“六书说”为基础的字形分析来解释，这构成了《说文》严密整齐的体例，也奠定了中国字典的基本框架。后来，几乎所有的汉字字典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所以，可以说《说文》奠定了中国汉字文字学、字典学的基础，也是汉文字从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演化中的关节点。从《说文》起，中国人开始对自己使用的汉字有了明确的、理论的认识。

怎样读《说文》？

前面说，这部《说文》可以读一读，但不了解《说文》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法读，所以这里要说一说怎样读《说文》。

读《说文》，首先要懂《说文》解释字的体例。古人解释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形训”，是根据字形来解释。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就是说从字形上来看，止、戈两个形旁合起来是个会意字，表示“武”，意思是制止干戈。当然这一解释不太对，但它是根据字形来解释的，这个路子是对的。二是“义训”，是直接陈述字义。这个方法简洁明了，但缺点是没有讲出所以然来。三是“声训”，是用同音或近音字来解释。比如《说文》中有“八，别也”“户，护也”。但使用这个方法要十分小心，弄不好就成了牵强附会。

《说文》用得最多的，是第一种“据形以解义”的“形训”方法，许慎根据“六书说”的理论，几乎对每一个字都作了字形的结构解说，而他对字义的解释，也大多依据这种分析。例如“竹”字：“，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由此可知“竹”字是个象形字，许慎还告诉读者，“竹”和“草”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笋皮与竹箬是下垂的，所以它是象形字。

象形字往往是最古老的“初文”，在汉字中占的比例不太大，更多的是会意，尤其是形声字。例如会意字：“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就是说，“旦”字是太阳和大地（日、一）的会意，表示天明。又例如形声字：“，木方受六升。从木，甬声。”就是说，“桶”字的意义和“木”有关，，但声音却与“甬”有关，读作“他奉切”。

比较复杂的，有两种字，一是会意兼形声字，如：“，瑱也。从玉、耳，耳亦声。”就是说“珥”字是从玉、从耳，表示用来作耳饰的玉器，而“耳”字又同时表示它的字音。二是省声字，就是表示字音的那个字没有写全，只写了一部分来象征，例如：“，况词也。从矢，引省声。”说明“矤”是一个虚词，就是表示何况、况且的“矧”字，表示声音的本应是“引”，但它只用了“弓”这一半，所以叫“省”。

以上就是许慎《说文》“据形以训义”的解释体例，此外读者还应该了解《说文》对字音的解释方法。一般的形声字，《说文》都有“从某，某声”“从某、某，某亦声”“从某，某省声”，这样它的大体读音便可以一目了然，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也有不少字，许慎则采用了“读若某”或“读与某同”的直接注音方法，例如“瑂”是“读若眉”，读者就应当参照它所指示的另一字的读音来判断。这里应当提醒一句，古音和今音有大不相同处，切不可用现代字音去套读。

了解了许慎《说文》对字形、字义、字音解释的体例与方法，也许我们就可以读懂读通《说文》了，因为汉字的三个要素就是——形、音、义。

《说文解字》（大字本）内文版式

读《说文》的功用何在？

也许有人会问，就算我们懂得读《说文》的方法了，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样一本字典，读了它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以为，读《说文》的直接用途至少有三点。

第一，可以了解现在我们仍然在使用的汉字，尤其是它的字形、字义的来龙去脉。原始汉字是什么样子，现在尚无法得知。虽然大汶口、仰韶等原始遗址的某些器皿上刻的符号，曾被一些专家视为最早的汉字，但毕竟数量有限，难以判断。现在可以知道确定的早期汉字，有殷商刻在甲骨上的卜辞一类的文字，有殷周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下来就是战国、秦代使用的篆、籀、古文了。此后经汉代隶书到魏晋以后的楷书，便形成了现在通用的文字。其中，汉字形变最为巨大的是篆、隶之间的那一次，这次变化使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距离原始汉字开始遥远了，很多字失去了造字时的基本形状，于是，我们常常不明白这些字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我们读《说文》，看看它对字形的分析，看看它保存的篆、籀、古文，那么，很多疑问就能迎刃而解，因为篆、籀、古文毕竟保存了较多的汉字原型，而到了隶、楷书就变化较大了。例如“衆”“聚”二字，《说文》指出：“，多也。从，目衆意。”“ ，会也。从，取声。”于是我们知道，“衆”“聚”的下半部原来是一个三个人形组成的“”（即简化字“众”），而“”字的意思就是“衆立也”，表示人多，故而“衆”也表示多，“聚”也表示聚合、会合。可见，读《说文》了解古代字形结构，对理解现在使用的汉字是大有好处的，甚至还能从《说文》所说的字本义来分析字义的逐渐演变过程。

第二，《说文》也是我们探索更古老的汉字字形、字义的一个大门。前面我们说过，古今字形变异最大的就是篆、隶之间，而篆又正是上承甲骨、金文，下启隶书、楷书的中间环节，就像隔断古今的大门，但如果能打开这个大门，那么，它又是沟通古今的一条坦途。因而《说文》在识别古文字上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读《说文》，那些更古的甲骨文、金文就可能无法认识。例如甲骨文中有，这是个什么字呢？一看《说文》，其中有，是“草木之初也。从丨上贯—，将生枝叶也，—，地也”，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才”字， 就是草木（）还没有冒出来地面（—）的形状。可见，《说文》就是通向古文字的一扇门户。

第三，《说文》还是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绝好材料。《说文》所收的字（词与字在中国古汉语中分别不是很大）是古人使用过的，古人的一些偏好、习俗，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想象常常反映在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指出，如果把《说文》和我们现在的常用字表对照，就可以看到古今的不同。比如，《说文》示部有62个字，除了“社”“祈”“神”“秘（祕）”“祖”“祝”“祥”“禁”“福”“祸”“斋（古字作斎）”“禅”这12个字现在还常用外，其他的都几乎接近绝迹，就连这12个字也改变了一些意思，否则恐怕也会被打入冷宫。可是，古人创造了示部这么多字，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字字有其用途的。原来古人重视祭祀，大至祭天地，中至祭祖先，小至祭灶台，名目繁多。为了区别这些不同的祭祀仪式，便有了这些不同的示部字，比如“祫”是“大合祭先祖”，“禘”是王正月郊祭天及先祖，等等。从这些今人已经很陌生的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也证实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话。我们知道，文化常常表现在语言上，语言的特征常常就是文化的密码，作为语言记录的符号，文字系统中往往蕴藏了丰富的文化资料，上面举的只是极普通的例子。

最后，我们也要注意，即《说文》一书也有一些错误，读它的时候应当小心，毕竟许慎一人知识有限，思考未周，而后来的学者经过长期研究，发掘材料，对它有不少匡正。例如，在部首的安排上，许慎就有自相矛盾之处，像“白”和“自”，他自己就说“此（指‘白’）亦‘自’字也”，甲骨卜辞中表示“自”（即后来的“鼻”字）的有，也有、，金文中表示“自”的有、，显然许慎误把它们当成了两个不同的字而分作了两个部首。又像“蓐”“教”“箕”“雲”，本可属入艸、攴、竹、雨各部，许慎却又为它们另立了部首，这显然违背了建部首的本义。还有一些更以表音的声旁为部首，像“句”“不”等等。以“句”部为例，句部下所收“拘”“笱”“鉤”三字“句”皆为声旁，虽然“句”义或有会意的功用，但完全可以将三字分入手、竹、金部。这显然是许慎自乱其例，违背了“以形说义”的原则。特别要小心的是，由于许慎没有看到甲骨文等更早的文字，所以在分析字形时也出现了不少错误，比如“牢”字解释成“从牛冬省”简直莫名其妙，其实在甲骨文、金文中“牢”是个从牛、从宀的会意字；“企”字解释成“从人，止声”，其实应是“从人、从止”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经典十种》

葛兆光著

书号：978710106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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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启正；编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