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鲁迅、奥威尔、奥兹…想读懂作家们，就要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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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提供好书资源，评析即时热点，2016这一年，我们连续发布366天，点滴积累，总阅读量超过2100万。

这一年，我们发布了几十篇阅读过10万的原创文章，同时，也发布了一些阅读量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深刻分析、评论、反思，极具独立思考价值的文章，下面这些文章就是如此。这些文章反映了书评一直以来坚持的，严肃阅读、专业品格、独立精神和公共立场的态度，不浮躁，不张扬，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1957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这消息震惊了加缪本人，也震惊了巴黎文学圈。不仅因为他战胜了如马尔罗、萨特和贝克特等几位声名更显赫的大师，更因为他才44岁，是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三年后，1960年1月4日，加缪遇车祸身亡，世界再度震惊。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对英年早逝的作家盖棺论定：“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

然而这还不能充分说明加缪的价值所在。诚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一九六〇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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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一个四十年（1936年10月至1976年10月），，；而在逝世的第二个四十年（1976年10月至2016年10月）又被还原为一个“人”。今天书评君要和大家一起来回看的，是这第二个四十年间，人们对鲁迅的印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曾经，这个国家需要他是神圣的；后来又需要他：时而是反叛的，时而是励志的；时而是文学家、思想家，时而是艺术家；时而是严肃的，时而是有趣的；时而是一个完整的鲁迅，时而是一个碎片化的鲁迅。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鲁迅被塑造成什么样。对鲁迅印象的变化，见证的是中国在变、我们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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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做的，。133年前的今天，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乔治·奥威尔出生。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阅读奥威尔，会让人产生一种受虐的快感，同时获得一种思考和挣脱的力量。

奥威尔最著名的身份是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

在《一九八四》描述的那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为终极目标并对权力顶礼膜拜。但奥威尔并不畏惧这一切，以一己之心力在垂危之际完成了一个反乌托邦寓言。我们有理由致敬这样一位写作者，致敬他冷峻的良心，也忍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乔治·奥威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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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这位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颇高的以色列作家，最近第二次来到了中国，书评周刊的记者柏琳对阿摩司·奥兹进行了专访。但这篇文章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人物稿，它更多地像是一个记者细致入微的采访手记，也是一名喜爱奥兹的读者的坦诚讲述。它让我们看到奥兹柔软、亲切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何他的作品无论在谈什么，谈的都是爱。

奥兹说，“不要为你自己的柔软感到抱歉”。显然，柏琳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是柔软的：“对我来说，这回以一个文化记者的身份去报道他，太难了。从十九岁开始，我就读奥兹的书。而今过去九年，《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地下室里的黑豹》、《咏叹生死》……奥兹的小说一本接着一本读过来。那时候，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那本最有名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翻得太多，掉了封面，内页也掉了好多，已经不好意思归还，就没再归还（赔了十倍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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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乌托邦之声”最后一部——《二手时间》的中文版面世，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发去了详细的采访请求。两个月后，在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中，67岁的阿姐发来近一万四千字的回复。

据说，为了回答中国读者这些问题，她写了好几天。我们截取其中的七分之一，让每一个着迷于俄罗斯民族复杂性的读者，让每一个对自由的含义有理解困惑的读者，一睹为快。如果您有兴趣畅读书评君与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的完整版，敬请关注近期出版的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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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过独居的生活。有年轻，也有年老；有自主的选择，也有不得已的无奈。而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变革更是早就开始发生。到2013年，我国独居人口比例已达14.6%，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28%，从美国社会学学者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中我们知道，独居已经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家庭形式。

但独居依旧总被认为是一种孤独的、负面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不是不可理解，因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独居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需要去学习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怎样去看待它。

书评君今天去“访问”的这位女士——梅•萨藤，或许能为独居者们提供一种真实的生活范式。她曾是美国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却在后半生选择了独自隐居。在独居的日子里，她一面读书写作、接受采访、出席讲座，一面照顾猫狗、接待好友、钻研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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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周六，或许你和我们一样，在昨晚便决定了要睡一场懒觉，但还是被“生物钟”敲醒。懒躺在初冬的床上，打开微信朋友圈，指尖很熟练地自下向上滑动“刷屏”，即便在“贴了膜的屏幕”上已磨得有点麻木，却也停不下来。

但你或许又和书评君有一样的体会：大概三四年前，朋友圈里真的都是朋友，大家记录生活、表达心情。但后来，人越加越多，微信代替了部门的小会议室，代替了工作中的名片……朋友圈也变成了宣传栏。为了能没有顾虑地表达几句个人心情，有些人干脆又匿了真名回到了微博。

为什么会这样？如今的微信，再也不是那个更亲近的“熟人社会”，我们很难再在其中放松地表达自我，而是多出了重重自我审查与潜在的尴尬。内在情绪的表达看不到了，而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又是微信天生的局限所在，于是微信的私人与公共领域在交叉之中相互拉扯，“公共”是晦暗的，而“人”也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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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12月19日，538位代表各州的选举人在各自所在的州议会大厦及华盛顿特区投票；明年1月6日，在现任副总统拜登的主持下，国会两院将计票。历史上，选举人都遵循了本州选举的结果，谁赢了，就投给谁。尽管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并没有严格限制选举人的投票方式，也出现过“失信选举人”（faithless elector）不遵守该州普选结果，然而两百多年里，失信选举人共计不过约100位选举人，从未影响选举结果。特朗普的最终当选，仍很稳妥；。

但特朗普当选，是精英与民众的共识被撕裂？民粹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胜利？全球化面临冲击？这些热议的观点，在过去四十天里占领着社交媒体。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我们身在大洋此岸，是否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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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是一个“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买房经历与体会。她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倾尽两家父母的所有、动用全家亲戚的支持，凑出首付，在北京寻找自己够得上的房子。之后的过程充满艰辛、纠结、妥协，但平静下来，看看继续暴涨的房价，无论自己还是旁人，都只能感慨这已经很幸运了。

“有房”“无房”已经成了不无敏感的话题，但书评君觉得，我们除了受其困扰，更要严肃地想想这一问题——高房价造就的普遍压力和焦虑，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房价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大城市的高房价影响的不止是经济数据，更是一个个人的现实与选择，并终将汇合为一代青年人的心理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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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四成北大新生患“空心病”的新闻，引起大家热烈讨论。所谓“空心病”，是北大徐凯文老师提出的概念。它的典型症状是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大家对“空心病”的讨论，逐渐分化为两种声音，两种“派别”。一种认为，“空心病”是受到应试教育体制荼毒的结果，学生只知道念死书，考高分，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所谓“空心病”，其实正指出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甚至是人们不敢面对的真相：人生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无意从学理上去争论谁对谁错。只是很坦诚地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意义”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所思所想。分享这样的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可能在于：让有同样挣扎的人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并且，你可以试图与这种挣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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