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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年，说说话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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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话剧110岁的好日子，可喜可贺。为此，笔者就说说话剧的“话”吧。

先抄录一段《文艺知识小百科》：

“话剧是戏剧种类之一，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在欧洲，一般将发端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之为戏剧（我们通常的译法），并将它与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

这个剧种从20世纪初传到中国来，最初称之为新剧、文明剧、爱美剧等。中国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将其与传统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相区别。

它综合文学、表演、导演、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成分，而以说话（对白、独白、旁白）为主要表现手段。演员的表演则是以说话和动作来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直观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话剧的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艺术形式，也不断丰富发展。”

老实说，这些话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既然话剧是以说话和动作为主要展现生活的艺术形式，那么就集中说说“话”吧。

什么是话剧的“话”呢？中国语言大师、剧作家老舍先生为这个“话”规定了四条标准：“说着上口”、“听着入耳”、“容易记住”又“不忍心把它忘掉”。言简意赅，精彩至极。他认为话剧“千万不能废话连篇，专门用‘话’来‘锯’人。那样观众的耳朵受不了，心就更受不了啦！”遗憾的是，他所批评的毛病现在还大量存在着——“话剧里的语言往往欠结实，欠生动，话里没有色彩，没有形象，一句只是一句，使人不能联想到生活各方面，不能使观众听到话就看到了图像。”

大约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作为中国语言大师、剧作家的曹禺，常常把一本《新华字典》带在身边。只要是遇到生僻的字或着含糊的词，都会恭恭敬敬地请教字典。有一次，曹禺给剧院编辑出版的论文《攻坚集》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一句“终于攻破千人的窠臼”，打字员误把“窠”字打成了“巢”字。曹禺在校对时发现了，不但指出了这一点，还特别叮嘱办公室主任说：“‘窠’字千万不要读成更不要写成‘巢’字。以后，凡是我们剧院发出去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校对，不能有错别字，北京人艺可不能丢这个丑啊！”

老舍先生在《茶馆》里，就让常四爷说出这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话——“我爱国啊，谁爱我呢？”巴金先生称这句话为：“这是老舍的遗言！”

曹禺先生说：“写戏的人要时刻想着观众。要从观众中去学习技巧。观众是活的，要研究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哭，在那个地方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鼓掌，在另一个地方又一点声音也没有。应该从观众眼睛里，看出什么叫‘紧凑’、‘简洁’、‘洗练’，什么叫‘震撼人心’，什么样的文章有‘光彩’，有‘音乐性’，有‘节奏’。如果我们写的戏观众不理解，不欣赏，不来看你的戏，那不什么都完了吗？”

在《雷雨》第二幕里，蘩漪原来有这样一大段独白：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口，热烈烈冒一次，什么都烧得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没有想到的是，在1954年，也就是《雷雨》诞生20年后的排练当中，曹禺觉得这段独白过于冗长了，于是把原有一百多字的台词，硬是删改成只有19个字的台词——“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雷雨》里还有这样的台词——周萍一怒之下打了鲁大海一个耳光，鲁妈赶忙上前制止，并说：“你是萍……凭什么打人呢？”周萍答：“你是谁？”鲁妈说：“我是你……打的那个人的妈！”一次，扮演鲁妈的朱琳演出中丢掉了“凭”字，刚好来看戏，回到家里以后，让邓大姐打来电话说：“好的台词是不能够改动的！”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什么是一个戏的好效果？什么是好的台词？”

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

“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当然，我们的演出，企图感动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

他还说：“我们是否完全做到了呢？没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没有做到。”

我以为，这样一个严格的审美标准是很有份量的，也是很有针对性的，需要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