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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忙年歌”,一部实用的春节生活指南

楼主:太原道 时间:2018-05-15 13:45:23

中国的乡村百姓,其实一年四季都在忙,但平时的忙,忙的内容不同,忙的程度不同,可说是各忙各的。唯独到了腊月二十几的这几天,大家都为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年”,几乎是忙着同样的事情,即所谓的“忙年”。

由于过年的习俗十分古老,传承之间,乡民们将这一段日子要办的事情归纳、整理,编出了一首首“忙年歌”。因地域不同,习俗有别,各地的“忙年歌”便有所差别。即使在一乡一村,也往往大同之中有小异。我记忆中的“忙年歌”,是这样的:

 

二十三,灶神爷爷上了天;

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下字;

二十五,扫了房子糊窗户;

二十六,割回刀刀肥羊肉;

二十七,关住门只洗臭脚;

二十八,馍馍蒸下一笸箩;

二十九,提上壶壶打烧酒;

年祖下,肉蛋蛋扁食都包下。

 

每一句,说一件事。一一读来,会勾起记忆深处一些十分美好的回忆。

 

二十三,灶神爷爷上了天


在民间,灶神是个很奇特的神仙。像天地爷,土地爷等众多神仙。虽家家供奉,却都供的是同一个人。而且,这些个神仙仿佛离小民百姓的生活稍微远了些。故敬畏之外多了些生疏,从这个“爷”,那个“爷”的称谓中就可嗅出些许端倪来。而灶神却不同,他是一家一个,而且在谁家都是“一家之主”。既是家里人,称呼便亲切了许多,叫作“灶神爷爷”了。



█ 灶王爷


记忆中,贴于灶台上方的灶神像,一副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样子。旁边的灶母同样的和蔼可亲,仿佛就是家中的一对慈祥老者。然而传说中的灶神,却是玉皇大帝钦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不仅掌管着这家人的命运——司命,而且还是个咬舌头好告状的主儿。他一年到头蹲在你家灶头,关注着你家的一举一动,让人心存畏惧。据说,腊月二十三,就是他回天宫述职的日子。当晚,家家都要举行一个祭灶的仪式。供品主要是用饴糖作的糖瓜瓜和稀蛋蛋。这种既粘又甜的东西,灶神爷爷吃了以后,一是嘴被黏住,二是甜在心头,即使到了天庭,也无法说坏话或不好意思说坏话了。



小时候,一到腊月二十三,便多了一份期盼。这倒不是因为祭灶时,我和妹妹们也能分到几个糖瓜瓜打打牙祭。而是当晚灶神爷爷上天以后,年前诸多好玩有趣的事儿就要开始,买年货啦,写对联啊,杀羊儿啦,扫房子啦……。然而,更让孩子们期盼的,却是二十三以后,到年祖下(除夕)的这一段日子,总会有几个事筵要上。早些年,在我的家乡有一个说法,叫作“过了腊月二十三,娶儿嫁女尽管办”,意即平时婚嫁,需要择日子,而一旦过了腊月二十三,“神煞上天,百无禁忌”,因而,这段日子办喜事,就无需择日子了。故此,小时候,村中本就有限的婚嫁之事,大都要集中在腊月廿四、廿六,廿八这几天来办。


█ 农家供奉着的灶王爷


到后来,我才渐渐发现,乡民们集中在腊月这一段日子办喜事,其实是有一些文字记载或桌面上的说道以外的理由的。一是这段时间农事最闲,乡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操办一生中的大事。二是寒冬腊月,在根本不知道冰箱冰柜为何物的年代,事筵上的食物易于加工储存。三是与年相接,主家宰上一头猪,宴请亲朋后,捎带着就能过个肥年。在生活比较贫困,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小算盘不得不打。但这些,似乎都不是孩子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只知道,上事筵时,不仅可以吃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肉”等好吃的,还可以提前穿一下为过年准备的新衣服。因此,尽快的打发灶神爷爷上天,就成了孩子们心中的一个小秘密,小期盼。


█ 搬进了楼上,换上了煤气灶,很多人依然保留着供奉灶王的传统


还有,记忆中的祭灶,是只供献,不放炮的。因为家乡的乡俗,对出门上路的人放炮送行,是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一种表达厌恶之情的行为。包括姑娘出嫁,娘家人是绝不放炮的。尽管作为“东厨司命”,灶神爷爷很可能在玉皇大帝那儿汇报一些让下界子民担心的事儿。可他毕竟是一方神圣,而且过不了几天还会回来当你的“一家之主”,因此,虽盼着他快快上天,为子民们空出一段无拘无束的日子来办自己的事,可放炮却万万不敢。哪像现在,每到腊月二十三,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不知那位上路的灶神爷爷,有何感想。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物资的极大丰富,如今腊月二十三的祭灶,早已成了一种形式,一种过程,一种对民俗的怀念和尊重。灶神爷爷上没上天,上天以后将说些什么,早已不重要了。


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下字


过了腊月二十三,便是腊月二十四。“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下字”。家乡的人管春联叫“对子”,意即一到腊月二十四,就要开始写春联了。本人念过几天书,在村里头算是个会写毛笔字的人(其实,也就“会写”而已),因而,过年写对子便成了年前最忙的一件事。给自己家写,给邻居写,而且从小学写起,一写便是五十多年。



故乡的对子,从内容上来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恭维各类神仙的,其内容好象几百上千年都未曾改变,而且千门万户出奇地一致。如贴于灶王爷两侧的,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披是“一家之主”。贴于天地爷两侧的,有两幅,一幅长点的,是“敬天地年年增盛,孝父母月月平安”;一幅短点的,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横披为“天地正神”。贴于土地爷两侧的,是“土中生白玉,地内产黄金”。横披是“土地正神”。而且天地和土地在横披的两端还有一对小耳朵,也即一对小小的斗方,上面写“天”、“地”,“土”、“地”。而灶神爷是不能贴耳朵的,生怕他听到一些不该听的话,上天宫胡说八道。



而另一类真正意义上的春联,其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从形式上来分,主要也是两类。一类叫门对,即贴在街门,房门上的对子。旧时农村无论大门小门都是双开,即有两扇门板。两扇门各贴一联,成为一对,故而叫对联。门对是春联的主流,短点的可四、五个字,长点的可有十几个字,甚至更多。而且合作化时便夸农业社,大跃进时便夸三面红旗;学大寨时便颂扬大寨精神,文化革命时便抄毛主席诗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奔四化,建小康,更是年年都有新内容。同时牛年夸牛,鼠年说鼠……十二生肖,每年一交接,具有浓浓的中国味。于我而言,这也是我弄墨的同时尚可舞文的一方小天地。尽量在自家的大门上弄一点特色出来。今年我已想好了一联:“老母尚康健,四世同堂乐享天年;旧居待拆迁,晋阳湖畔将展新缘。”上联是说九旬母亲身强体健,全家幸福安康。下联是说晋阳湖改造,家乡美景已指日可待。另一大类春联,叫斗方。小时候写对联,斗方比较少,除墙垛上外,还会写一个大大的“福”字,然后在照壁上倒贴起来,寓意“福到了”。后来,风门(一种一扇的房门)多了,风门上也开始贴斗方。近些年,家乡的农家都盖起了小二楼,除院门两侧的砖柱上可贴门对外,其余地方几乎是清一色的斗方了。斗方上,大都是四个字的吉祥话。而有些吉祥话,象“春回大地”、“人寿年丰”、“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人勤春早”等等,寄托了乡土百姓一个又一个既单纯又美好的新春祈盼,几乎几十年了年年都写。这些年,报纸上年年都会登一些春联出来,我也会一一细心的浏览一番,遇到好联,照抄不误。而斗方,一口气写五六十个,不用看,不用想,没一个重样的。



与门对和斗方配套的,还有几种春联形式在家乡也常用。一种即前面说过的横披,也叫横梁,是贴在门楣或斗方上面的,一般也为四字。另一种叫院贴,也叫顺贴,竖贴,和横披尺寸一样,不过是竖着贴的。院贴内容较单纯,如贴在街门外的,叫“出门见喜”;贴在街门内的,叫“抬头见喜”;贴在猪圈上的,叫“六畜兴旺”;贴在果树上的,叫“根深叶茂”;等等。前面说到的耳朵,除天地、土地外,原先是贴在门档上的,现在已不用了。还有一种较特殊的春联,我们叫“大字”。是用方方的麻纸染成彩色,每张下面配有两个三角形尾巴,五张为一付。中间一个印有寿星的图案,其余四张印成太阳形状,中间空着,用来填字。大字是由专业人员加工由商贩销售的,也叫字楼,挂笺。大字不贴,要用线绳穿起来,挂在天地坛或街门外,随风飘扬,十分好看。在家乡与对联配套的,还有一种叫“天关关”的东西,用五色纸剪成,长条状,约一寸宽,五寸长,顺长反向在两侧各剪一条穗子,折成细折。五色五条在中间粘到一起。年三十白天,对联贴好后,或四角,或中间,将它们粘到对联上。这一下满院子五彩缤纷,红红火火,一派欢乐祥和气氛,年的味道便浓浓的了。

 

二十五,扫了房子糊窗户


扫尘的习俗,形成较早。宋吴自牧《梦梁录》即谓“十二月尽,……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其实,中国人扫尘的习俗,可远溯到春秋时期,《礼记》中即有“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的记载。不过,那是指的日常的打扫。大年来临前的扫房,则要比平日集中,彻底的多。



旧日的农村,全都是平房,土墙土地不说,而且大都集居住与劳作于一室。像我的家乡,大多人家一年四季均在屋内编席子,因而尘土飞扬自是难免。日积月累,房顶墙上吊满了蜘蛛丝般的尘埃,村民们称为“流流吊冠冠”。扫房这一天,清早早早起来,把室内凡能移动的物件,全部搬到院内。怕脏的象被褥等则下面铺张席子。然后用一个长长的木杆,绑一把苇毛毛笤帚,反复将房顶,墙上打扫几次,待尘埃落地后,扫房的大人们移师别屋,女人和孩子们就开始刮窗户、糊窗户。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太原郊区农村的窗户绝大多数是方格窗,分上下两扇。上面的一扇为夏天通风,可以朝上翻起来。每个方格大约长宽15厘米左右。记得那时晋祠镇的西邵村就专门生产一种叫“九眼纸”的麻纸,一张正好糊九个窗眼。经一年的风吹日晒,这时的窗户纸大多已发黄发脆,有的还补上了补钉。将旧窗纸撕去后,再用小刀将窗棂刮干净,将积攒在窗格内的尘土一格格扫净。然后在窗格里侧刷上浆糊,将等当好的麻纸粘上去。而这时,糊窗的任务仅算完成一半,剩下来,还要贴花花,即贴窗花。



儿时,一进腊月门,街上便不时传来“揭红纸啦”的吆喝声,小贩闻到了年的味道,开始售卖红纸。猫冬的大姑娘、小媳妇便会翻出一年未用的铰花花的剪子,然后上街揭回一两张红纸,开始剪窗花。那时的窗花样儿可是宝贝,有极少数大户人家可能保存着少量正儿八经的厚纸花样,大多数人家保存的是上年从窗户上剥下来的旧窗花,压在衣箱底,或干脆就是炕席下面保存了一年。如今翻出来,撢去灰尘,用麻纸捻的纸捻钉在对折好的红纸上,有的就这样套着旧样剪。有的怕走样,要就着煤油灯将花样熏到红纸上,剥去样子后开剪,这样要利索些,好剪。



限于窗户格的大小,那时的窗花大致为两种,一种为一格一个花,叫小花花,比如“鱼钻莲”呀,“喜鹊登梅”呀……还有一种是好多个窗格拼成一个图案,叫团花,最大的要用一张红纸剪出来,比较复杂,也费时。还有好几幅花花演绎成一出故事的,如“老鼠娶亲”就是由六幅花花组成。

这时,便将一腊月剪下的窗花摆在炕上,进行挑选,搭配,一一贴到窗眼内。由于窗花是贴在窗户里侧,院内看不到,但屋内却白格生生的窗纸上衬着红艳艳的花花,显得格外喜庆。同时还会将买的年画儿也在这一天贴到墙上,那就更焕然一新了。

糊好窗户后,再洒上水,细细地将炕上、地上的尘土扫干净,就可往屋内搬东西了。搬以前,要将炕席、毛毡用细棍棍拍打一遍,将缝缝里的积尘赶出来。

扫尘,是年根儿底最忙的一天,几乎是全家都上阵,从早忙到晚。但扫尘以后,年的味儿就越来越浓了。由于扫尘必须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暖和日子,其实并不一定是腊月二十五。

 

“二十六、割下刀刀肥羊肉”


其实,儿时过年,家里根本没钱去割肉吃。但记忆中,有那么很长一段日子,那年却是和羊栓在一起的。

故乡在太原西南如今的晋阳湖北畔,不知什么原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村民们不养猪,只养羊。打我记事起,家中便一直养着羊。每年一开春,杨柳泛绿时,那只母羊便交由村内一个叫丑八玉的羊倌集中起来,赶到西山去放牧。直到深秋天凉时,才返回村内。羊群回村的日子,是村民们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大多数母羊都会带一只小羊羔回来。丑八玉一年有多半年奔波在西山,餐风宿露,靠羊群卧圈肥田有一点微薄收入。而且上百只的一大群羊,大羊小羊不丢不差,深受村民的爱戴。

那只小羊羔,若是公的,要由丑八玉为其去势后,来年作为站羊养着。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割草放羊便是我的事。那时,村南有大片的草滩。当芦草刚刚钻出地皮,父亲便让我牵羊去放。上学时,将羊栓在一片选好的草地上,由它自己去吃,放学后再牵回来。待草长高些时,除放牧外,每天便还须割一篓头回来,供羊晚上吃。同时将一部分晒干存起来,冬天时喂。当秋风渐凉,百草枯黄时,就该给羊添瞟了,也就是每天除喂草外,要挖少半升玉米拌到草里,让羊吃了长的更肥些。


█ 赤桥村腊月二十三杀羊祭车


在羊一天天肥起来的时候,年也就到了。过了腊月二十三,父亲会说,今天把羊杀了吧,便出门去找一个叫四货的人。当大人们在院子里捆羊、捅羊……时,我便钻在屋子里哭。记忆中,羊被杀时是不叫的,不象猪叫的那样瘆人。孩童时代,忧来的快,也走的快。当相伴一年的羊被大卸八块后,过年的气氛便越来越浓了。刚刚的痛苦也很快便被随后的快乐代替了。父亲将羊尿泡插一节苇管吹起来,我便有了一个可拍可踢的球。同时,当羊下水被淘洗利爽,羊头羊蹄烫干净了毛,随同羊骨架下锅时,天就黑了。大锅中不时翻滚着气泡,那个拖在锅外的羊气管渐渐不滴血水了,满院子便泛起一阵阵羊汤的清香。这样整羊熬煮下的汤在我们这儿叫牺汤。煮好的牺汤倒在一个小瓮儿里,要有人不停的搅,直到彻底凉下来,表面结了白白的一层脂油。当煮过的羊骨上的肉被剥尽后,两个肩胛骨被我拿来用钉子凿两个孔,穿上线,栓两个小石子,就成了拨浪鼓。羊拐拐则是妹妹们的最爱,早早的就被她们挑走了。


█ 豪华供品:全羊,至于羊鼻子上为什么要插葱,原因就说不清楚了。语嫣拍摄,转自人民网图说中国


这小半瓮的牺汤和二十斤左右的羊肉,还有浸在凉水中的一瓷盆大块的羊血,便是很肥的一个年了。从年祖下(除夕)到大年初一至初五,无论待亲戚还是自己吃,清早白面片牺汤,中午羊肉馅饺子,偶尔吃一顿大米饭,也是羊肉炖菜。破五以后,再喝牺汤,恐怕就是红面剔拔股了,不过任然很香。这半瓮瓮牺汤有时喝到二月二还有,总之,一个年尽和羊说话了。

就这样,年从杀羊开始,来年,再养一只羊等过年来杀。孩提时的十几年便都是这么过来的。于是,那年,那羊,便牢牢地刻在心里头了。


二十七,关住门只洗臭脚


记忆中,儿时故乡流传的“忙年歌”与各地所见的年节歌大同小异。唯其中“二十七(读大致qie的音)”有的地方是“去赶集”,有的地方是“擦锡器(供献用)”有的地方是“宰年鸡”……唯独我们这儿“关住门只洗臭脚(读大致jue的音)”别具特色,较为少见。

在当代的农村,洗浴已是一日三餐一样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在旧日的农村,仅我的记忆所及,别说洗澡,洗脚的事都极少极少。当然,炎炎夏日,赤脚到河沟里捉鱼摸泥鳅的事不能算。家乡并不缺水,井中的水提只木桶一伸胳膊就可打上来。家乡也不缺煤,灶台上的温罐内几乎常年都有热水可用。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乡的人都没有洗脚的习惯,好象还有点忌讳。唯独到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以后,才会在二十七的晚饭后,烧一大锅水,然后关门闭户,一家老幼,好好洗上一洗。待我上学后,这一习俗在家乡很快淡化了,洗浴很快便被村里人接受。但这一习俗究竟蕴含着一点什么意味,却始终是个迷。

前两日,翻看一些旧报纸,发现我省临县的一首年歌也有“腊月二十七,婆姨汝子洗了脚”的说法,才知道这一习俗并非家乡独有。及至在一本介绍年节的书中读到清人赵怀玉的一首《洗啾唧词》,其词曰“岁即阑,洗啾唧。今夕何期?腊月二十七。……年年但祝身康强,蠲疴涤秽容相养。”又知道这一习俗不但不是家乡所独有,甚至流传也有些年代了。在这首词的小序中,赵怀玉写道:“常俗:腊月二十七夜浴,谓洗啾唧。拨除之意也。”查了一些字词书,“啾唧”是一种细碎的声音,本词中应表示洗脚时的声音,是某一地域约定俗成的叫法,好象并无实意。而“祓”,是古代一种除恶求福的祭祀。原来,“二十七,洗臭脚”是和除恶除灾,祈盼福祉联系起来的。

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而,凡和身体有关的事儿,都慎之又慎,象剃发,象洗澡,都是这样。然而,一年到头,如果不洗一洗,外人看着脏污,自己觉的难受。尤其过大年是个除旧布新的日子,无论如何,洗一洗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古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冥冥之中对自然(包括臆想中的神和鬼)的崇拜,又从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障碍。于是,先民们便择个日子,编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先从心理上接受,再在实际中施行,天长日久,便作为一种习俗固定下来了。象我国有些地方三月三的祓禊,六月六的沐发,以及孩子出生后的洗三等等,大约都是这样而来的。


二十八,馍馍蒸下一筐箩


小时候,再穷的人家,在年前都要抽出一天的时间(其实不一定非腊月二十八)来蒸馍馍,叫蒸年馍。年馍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用来供献各路神仙和祖先的。其中一种叫:“枣山山”,馍坯要捏成下大上小山的形状,上面用细面条盘出云纹来,再摁上几个红枣。“枣山山”只蒸一个,是专门用来供献灶神爷的。还有一种叫“大供”,馍坯为圆形,(有的在里面包上红豆,红枣)再捏一个莲花状的花摞在上面,同样要摁上几个红枣。“大供”是用来供献祖宗爷的,共5个。还有一种叫“莲花花”的“小供”,即光有大供上面的那一朵莲花,是用来供献天地、土地等其它神仙的。还有一类是用来春节期间食用的。视家境不同而可多可少,与平日蒸的馍一样,不过顶上摁个枣,故叫枣馍。这样,正月里,尤其是初几的几天待客及自己食用就都很方便,妇女们也稍清闲点。所谓“忙腊月,闲正月”,正是这个意思。



█ 阳城泡麦面馍


山西省的馍文化是颇有特色的。从雁北到晋南,从吕梁到晋中,各地都有自己关于馍馍的说道和讲究。有的地方,馍文化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起房盖屋、逢年过节,几乎是无时不有馍,无处不有馍。而关于馍馍的语词也就名目繁多,丰富多彩。以作法不同,有干馍、软馍、蒸馍、烤馍……之分。以吃法不同,而有馏馍、腾馍、烩馍、泡馍……之别。因用途不同,又有喜馍、寿馍、礼馍、花馍……之说。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都将这种用发面蒸下的半球状的食物,叫作“馒头”,而在山西的民间,象我们这儿却一律叫作馍馍,极少用“馒头”这个词儿。



█ 阳城泡麦面馍


在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关于馒头的记载很多。从名称的演变(如饼、曼头、包子、馒头等等),到形制的改变(有馅、无馅、个大、个小等等),都能找到一些说法。而关于馍,查了一些资料,却大都很简略。如《汉语大字典》就说:“馍馍,饼类食品。华北特指馒头。”意即馍馍就是馒头。然而,在我们晋源区一带,还有一句广为人知的俗语,叫“上寿蒸馒头,寻的挨庇头(耳光)。”原来,在我们这儿,为老人祝寿时,蒸的馍馍叫寿馍,或叫寿桃。要将馍捏成桃的形状。并在桃嘴上涂上红胭脂,喻指“仙桃献寿。”之所以不能蒸馒头,大约与馒头的起源有关。据《三国志》:“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风浪横起兵不能渡,回报亮。亮问,孟获曰:‘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浪平静境内丰熟。’亮曰:‘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以牛羊肉代之,为言‘馒头’奠泸水,岸上孔明祭之。祭罢,云收雾卷,波浪平息,军获渡焉。”后世很多典籍中也传承这一记载。可见,馒头之始,是用来祭奠鬼怪神异的,后来,馒头逐渐演变为一种大众食品,但其用于祭祀的功能却仍然留存。在我的家乡,如今老下人(老人去世)后,有的亲戚还会用馒首或叫猪首三牲,即白面蒸下的捏成猪首、鸡、鱼样子的三种供品来祭奠亡者。民间忌用馒头来祝寿贺喜是有道理的。在这儿,馍馍和馒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 阳城泡麦面馍


旧时,在我的家乡,农作物以高粱,玉米为主,小麦相对要少,一年中吃白面的日子少而又少,馍馍对于大多数农家都是一种高档食品,蒸年馍也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情。当笼笹中冒出腾腾热气,并夹带着一股馍馍的清香时,肚内馋虫蠕动的孩子们明明白白地知道:年,确实来了。

 

二十九,提上壶壶打烧酒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据相关资料记载,在中国大量开始专业造酒并成为一个行业,至少也有五千多年了。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大约5万家酿酒企业,年产白酒在一千万吨以上,酒民少说也有三亿人。在过年这个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里,喝酒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然而,小时候的家乡,并没有如今这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酒供你选择,而是只有一种酒——烧酒。烧酒,因其制酒过程中有一道主要工序是蒸馏,也即“烧”,而得名。因这类酒无色透明,故也称白酒。我国的烧酒,是世界蒸馏酒中独具一格的酒类,也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一种酒。我的家乡,没有酿酒的传统,历史上没有酒坊,酒铺。但村中有个叫“世德诚”的杂货铺有烧酒出售。




买酒不叫买酒,而叫打酒,是因为原先的烧酒没有瓶装,只有散装。酒坊送来的酒,装在一个捉口的酒坛只里。有顾客来时,用一种带长把的提只,将酒从坛里“打”上来,如同从井里打水一样。这种酒提,乡民们叫“令令”,是一种量具,有一两、二两、半斤大小好几种。“世德诚”的掌柜姓张,就是本村人。本乡本土,深知村民的艰辛,买卖做得很活。他的铺铺里除了酒以外,盐醋面都有,村民拿钱买当然可以,挖半升茭只玉茭只,拿一张席子来换也可以。同样打着卖的,还有醋,但用的是又一套令令。

用来去打酒的容器,叫酒壶,锡制,是当时很多人家都有的居家用具。大肚子,细脖子,顶端似一个朝上开的喇叭。用令令往壶里灌酒时,大喇叭张着,不用担心淋到外面去。打回的酒,不喝时,用一个软木塞将口口塞住。要喝时,将酒壶放到烧开的茶壶或锅里烫一下,喝时酒是温的。据说这种作法很科学,现时村里有些上年纪的人喝酒时,仍会烫一下。但用的是瓶子,已很难见到酒壶的身影了。

往昔的喝酒,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即便是过大年,待亲戚,一般人家也只能是煮一碟黄豆,切一碟豆腐干,条件好点的,弄个白菜粉条,炒个鸡蛋,最多再有一碟羊杂碎,就是很丰盛的下酒菜了。而酒呢,无论人多人少,大多是只此一壶。想再喝,就得再跑一趟“世德诚”了。

在忙年的所有活儿中,要数“提上壶壶打烧酒”是最轻松的了。有那么几年,打烧酒都是我的事,因为不用担心有什么缺斤短两的事,小孩子就能办得了。当年是几个钱打一壶酒,现在已毫无印象了。但提着酒壶壶跑出街门时,母亲“慢点,小心跌倒了”的叮嘱声,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年祖下,肉蛋蛋扁食都捏下


腊月的最后一天,正规点的说法叫“除夕”,有些地方叫“年三十”或“大年三十”。在我的家乡,村民们称作“年祖下”(nián zu ha)。由于不少年份,象已经过去的辛卯年(2012年)和壬辰年(2013年),腊月里都只有二十九天,“年祖下”比“年三十”要准确一些。




一进腊月门,按旧日的话说,就“闻到年气气(读qī)”,开始为过年作准备了。过了二十三,村里人就更忙活了。然而,这一段时间的忙,诸多事儿或提前,或推后,都有个抽调。可一旦到了年祖下,即俗谓的“年尽月尽”的日子,便再没有推靠了,天气再恶劣,身体再不适,以下的几件事儿是必须在这一天做完的。

扫街院。年祖下的一前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清扫,整理院落和街门前的属于本宅院的那一段街道或空地。老宅的院落不大,但院子里厕所,羊圈,鸡窝,煤仓一应俱全,墙角则堆着各种农具……一一清理出来,最少得一个时辰。街门外,是一株两抱粗的老榆,榆树是我家老人们栽下的,树盖下面是一块半亩地大的空地,是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细细地拾缀清扫一遍后,天也就近午了。

贴对只。家乡人把春联叫作对只。记忆中写好的对只都是到年祖下才贴出来。将已雨淋日晒一年残破不堪的旧对只铲掉,用红面(舍不得用白面)出一铫儿浆糊,乘中午暖和时,将门对,院贴,斗方,横披,连同天地爷,灶神爷,一一贴起来,再贴上天关关,院子里立时就红火起来。

供神祖。正午,母亲将堂屋内正面供有祖宗牌位的八仙桌擦拭一下,将贡品一一摆放停当。院里的天地爷,土地爷,厨内的灶神爷前,也都摆上供献,压上黄表马只。十二点多点,父亲恭恭敬敬地作揖后将香烧上,放上三根炮,迎接各路神仙和祖宗回来过年。幼时,母亲一边摆供献,一边吓唬我们兄妹:“可不敢动呵,要不爷爷要掐鼻子的。”虽然对冥冥中的那个“爷爷”有点惧怕,但禁不住诱惑,我仍会乘大人们不注意时,捏一个柿饼,抓几颗黑枣,藏到暗处慢慢品尝,过一过嘴瘾。

其实,用煤糕,炭块垒旺火是近二十年的事。小时候的村里人是没这个条件的。收秋时,农人们都会捆一捆豆秸存在房顶上。这时将豆秸取下来,放在院当中,再在上面摆几枝柏叶,压几块炭。豆秸点燃后,虽不象炭火那么耐着,但伴随噼噼啪啪的响声,火光冲天,满院红光,其实别有一番情趣,也是儿时过年时印象颇深的一件乐事。

等这些个事儿全安顿好,太阳也就块落山了。这时,村庄上空便陆续传来菜刀剁案板的当当声,那是有村民开始剁饺子馅了。饺子在我们这儿叫作扁食,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村民吃饺子,都用羊肉。大年初一的这顿饺子,则一律是羊肉西葫罗馅。那些年,每到收秋后,母亲都会挑几个大的灰白色的老西葫罗放到窗台上存起来。这时,取一个下来,洗净外皮,剖开,掏去瓤子,切成小块,便开始用两把菜刀,一起一落剁起来。当全村响起一片当当声时,天也就黑下来了。

“大年初一吃扁食,头一次”,那是指大年初一的扁食是一年中的头一次。在六十多年以前,吃过第一次,有些人家或许会有机会吃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而要说能吃到“肉蛋蛋扁食”,过大年就怕是难得的一次了。因而,当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炕头,就着煤油灯开始包扁食时,孩子们兴奋期盼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小时候,做饭时唯一能插上手的,恐怕也就是包扁食了。帮着大人们团蛋蛋,转壳壳,或者试着挖上一团馅,学着母亲的样,两手一合,包一些奇形怪状的饺子出来,款款地放到系箅箅上。那时候,生活条件所限,是没有年夜饭这一说的,包好的几系箅箅扁食,都放到板柜上,再用湿花包盖上,要等到第二天,也即初一的早晨才能煮来吃。




包完扁食,夜尚未深。煤油灯下的年夜,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将早几日买的一挂小炮儿细心地拆解开来,一根一根摆到火圪涝(灶台)上烤着,以防它们受潮不响。二是帮着母亲从板柜里把过年的新衣裳翻出来,一件一件掖到炕脚被子下面捂着。至此,大年初一吃的,穿的,耍的都安顿好了。说是熬年年,其实记忆中没有一年是熬到十二点的。在缠着奶奶倒上一段歇话后,眼皮子便开始打架。于是,满含期盼,钻进被子里,进入睡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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