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再现“中国”的“同性恋”：英文学术界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

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问题

英文学界对中国同性恋的关注始于高罗佩等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东方主义的、猎奇式的书写。后续学者沿着相似的脉络认为古代中国对同性恋大抵是宽容的的观点至今仍然被广泛地引用。而这种对中国（同性）性文化的浪漫主义想象很快就被一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的同性恋身份”的论调所取代。随着西方学者开始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与来自中国社会的学者开始在英文学术界发声，有研究者试图再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同性恋身份的重要性。但这种处理方式反而有将西方与中国文化都去历史化了本质主义化的风险。香港学者江绍祺、黄结梅等人的研究则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汲取营养。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既有的关于“中国性”问题的争论，而主张以更开放、更动态、更有延展性的方式处理包括中国/西方、全球/本土等多变的、想象的二元对立。因为我们必须谨记，如巴特勒所说，“如果我们采用这些辩论提供的语汇，那么，我们在采取立场的同时就认可了这种框架”。任何立场“都是以危险的方式为约束现实而服务的”——这将会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由根本的丧失建构的认知领域，而对这样一种丧失我们不能再感到悲痛”。 这种状况会否因为来自中国社会的学者投身于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抑或是如黄结梅一样采取另一套语言和词汇，而发生改变？这些问题不仅向后续的研究者开放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国内学术界的同性恋研究提供了未来可能的思考方向。

二、

，。从黄结梅与江绍祺等人对香港同志运动的诊断表明了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同志运动中，：一种是强调遵循、维护主流性、；另一种则是强调同性恋社群内部差异，。虽然香港同志运动的具体发展过程肯定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同性恋的很多专著，，。在同性恋正统主义逻辑下，、谋求家庭与社会的接受与认可的人群，他们往往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的（经济独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认可主流社会规范的。，。一种关注同性恋身份的流动性与多变性、。

三、结束语：一些知识论反思

沿着“中国性”与“同性恋”两条紧密相联的脉络，本文完成了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的文献回顾。也正是对这两条脉络的批判性反思中，才浮现出两个特别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围绕着中国性与现时性的问题展开的。在这里，我们不仅要看到理论文本的内容，更要探索理论文本能在当下时代的“再情境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拥有不同“特质”的不同“自我”，而不是以一种静态的、僵化的方式去理解理论与现实，去将理论不加批判、不作反思地应用在现实之上。这个过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对理论文献与社会现实都时刻保持这种批判性地意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第二个问题，请允许笔者借用斯皮瓦克一篇文章的标题，底层的人能说话吗？她区分了两种“再现”的形式，即重新表现与代言。在重新表现方面，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归为“底层的人”的话，是谁在以怎么样的标准定义底层的人？那些不符合同性恋正统主义逻辑的？而这种作为“底层人”的资格的缺失不正悖论地将这些人归入了“底层人”的行列吗？在代言方面，这些“底层人”的声音是否能在这些研究中得到很好的呈现？研究者在再现过程淹没了怎样的问题，，还是这种再现本身同时也“清晰地再现了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凸显了研究者角色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谨记，对他者可能产生后果的知识与知识生产的思考是一种责任，而正是在这种知识论责任的基础上，一种新的伦理责任才能得以实现。也正是在这些知识论思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汲取来自西方文献中的营养，朝着中国同性恋研究、乃至其他相关研究的新的方向大步向前。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有删减。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性别研究课程、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