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观天下系列讲座 | 欧洲中世纪文明：历史的演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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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月11日（周五）14:45-16:45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荣誉教授，希腊雅典荣誉公民钥匙获得者，世界文化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名师。长期从事欧洲文化史、德国史、史学理论研究，出版作品29部，含著作12部，合著3部，参与翻译、审校译著2部，主编、校审世界经典译著10部。曾在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World History Studie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Chinese Historians、历史研究、新华文摘、世界历史、学术前沿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200余篇，多篇被国际权威索引A&HCI、Historical Abstracts收录。哪怕是最审慎、冷静、客观的历史学家，面对全球现代化、多元化趋势的推进，都不禁为一个历史现象动容：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仅仅是欧洲，才最早进入到了近代社会？欧洲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些复杂变化，究竟又包含了哪些普遍的价值或意义，可以为我们当前新世纪的发展，提供有用的借鉴？惟有在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反差才显得如此强烈。中古欧洲的风貌，无论是城堡、教堂、修道院的建筑风格，还是割据、私战、、，抑或是反映在服饰、戏剧、绘画和雕塑上的压抑精神，都显得与近代社会的资本经济、主权国家、民权至上、公民利益大相径庭。另外一个现象也非常值得注意：贪婪、疾病、饥饿、战争、紊乱、腐败乃是众多封建国家都存有过的通病，但提倡文化和科学以战胜愚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完成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体制转换，这在欧洲显得最为突出。即使考虑到欧洲近代化的事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实有可能不尽相同，它仍然含有足够多的经验，可以与后者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看清欧洲的结构与欧洲的过渡之间的联系。只要让各种“结构特征”真正浮现出来，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的问题，也就有了分析的新平面。惟有在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反差才显得如此强烈。欧洲从中古的社会走向近代的社会，。这是一种古老制度的终结和一种新兴制度的崛起，其中却包含着无数的流血与灾变。然而，从较深的层次来看，这种新旧结构间所产生的强烈反差，似乎证明这里存在的并非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变化着的体系，相反，这是一个死去了的体系和另一个新生的体系之间的交替。重要的是，这两个系统为历时性的，即先有前者的崩溃，后有后者的叠加。如果欧洲有什么复兴的话，那将是欧洲人主动雕刻历史的结果。从这个观点上说，欧洲的过渡决非是出于偶然，相反，自始至终它都是人们主动起来扭转时运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从1350年至1800年的四百五十年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每个时期为一百五十年，都有各自特定的发展内容和斗争目标。第一时期是市民阶级的寄居期，从黑死病到15世纪为止。这个时期市民阶级在封建制度下寄居和成长，其奋斗的主题是危机和如何驯服危机。第二个时期是早期市民革命时期，为1500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年。这是已经壮大了的市民阶级与封建阶级正面冲突的时期，通过反封建的早期革命，市民阶级在一些地方完成了近代体制对中古体制的替代。最后，是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从1650年到1800年为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全面展开。这是一种古老制度的终结和一种新兴制度的崛起，其中却包含着无数的流血与灾变。将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比较，可以发现后者所拥有的王权强大、官僚机构齐备、常备军、主权国家、全国统一的法律等重要特点在中古欧洲是不具备的。欧洲类型的封建制度是落后的——行政几乎瘫痪，经济严重衰退，人口减少到了被欧洲人称之为“死神狂舞”的忍无可忍的程度。在这种悲剧状况下，欧洲不得不认真考虑抛弃旧的结构、创建新的社会结构的问题。过渡时期，就是各种新兴因素逐渐成长并发挥作用的时期。新旧力量在此起彼伏地发展，终于创造了欧洲向近代转型的条件。由于过渡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过渡期的事物不免显得互相交替，既有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共和制等政体，也有修道院、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各种因素仍然是在同时发展，各种利益也总是在折衷调和。但是，时代发展的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要人研究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认识危机和驯服危机，以便把欧洲从危机的烈焰中复活，完成欧洲的“涅槃”。欧洲向近代的过渡是一种理性的革命，革命者在斗争中不仅发扬了最高的勇气，而且还运用了最高的智慧。（整理自朱孝远教授著作
《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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