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北之荐|《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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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恐怕只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所开启的近代史让人“避之不及”，无论读者采取哪种态度对待它，无视也好，悲愤也罢，由它所带来的国人对于国家、社会、自身的理性思考深深地印刻在了中国人的记忆里，而在逆境中的不断求索、奋发图强的精神也成为了中国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茅海建先生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这样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今天秦北书社秉承着“读诗、读史、读时”的信念，邀您一起来阅读这本《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中国历史具有着强大的惯性，百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今天的价值在何处，是世人心中所说的“爱国军民与卖国小人所勾结的侵略者之间的斗争”还是“统治阶级的腐朽与被压迫阶级的呐喊”，亦或是“落后农业国与先进工业国的对抗”。恐怕多数人遇到这几个选项都会犯糊涂：怎么都说得过去，怎么又都说不清楚？
首先在中国的传统史学著作中除过《史记》这样的“另类”，几乎所有传记所选择的人物评判的价值角度都是“善、恶、忠、奸”，这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儒家观点的写照，主张忠君爱国的教化作用，是传统的内在道德性的外显，在此之中则隐藏着“天下一统，天朝上国”的自我认同。所谓的中国传统史学所追求的“秉笔直书”，实际上是无法超脱中国传统道德和礼法束缚的，这就使得它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认识其实就是“中国主体性”与“传统道德性”的结合，在本书的绪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作者用详实的史料证明了琦善并没有卖国的行径，由此则引发了作者对于鸦片战争历史的深入思考。
“在皇权至上的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均因对一切事件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
“按照儒家的学说，按照天朝的制度，按照‘夷夏’的观念，按照当时人的心理，对于桀骜不驯的‘蛮夷’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来一个大兵进剿······既然‘剿夷’是唯一正确之途，那么也就合乎逻辑地推论，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剿夷’不力，之所以‘剿夷’不力又进一步推论为是‘奸臣’的破坏。”
作者认为忠奸理论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良将、忠臣，中国就会赢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因此要为忠臣得志，奸臣不生，这一点反而论证要加强中国的纲常伦理，也就证明了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在一群“奸臣”没有遵守制度，这样的理论实际上维护了皇权道统，却掩盖了日益拉大的差距的现实，使得此时中国的任务不是改变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语境下的历史叙述成为了主流，特别是将，阶级压迫观念引入史学研究中。不可否认“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的历史”的正确性，从古至今从未断绝过。但是在史学研究中是否更应作为一种客观验证的角度，而不是用做一种主观的推论，用来解释宏观的历史大势，有可能就会忽略微观的事实，从而掩盖历史进程中某些不起眼的运行规律。
在本书中的叙述中不再是“爱国军民与怯懦官员”的叙述，在他所选取的材料中有不堪生活重负倒卖器械的军人、也有出于先妥协再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目的而主张求和的官员，甚至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形象在结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思考下也更加丰满。经济与科技方面的资料展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脉络梳理，证明了生产力对社会和历史演变的重要性。
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多方位紧密联系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他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多元的视角展开多方位的探讨，而不只是拘泥于寻找一个真相。作者用丰富的而细碎的史料，剖开的是大清这个巨人血管里的毒瘤，迫于生计而选择无视国家困苦兵勇，因为盘剥而决定忽略民族大义群众，从这里面我们对于晚清乃至民国人民被历史书上一笔带过的评价“麻木不仁”有了更加深入而明晰地体会，从这个角度讲作者实际上的底层视角和细微展现恰恰极大地还原了晚晴时的阶级状况，证明了与思想觉醒的重要性。
图为鸦片种植
最后在我们这些受过初高中历史教育的今人的眼里，晚清社会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它的转变可以高度概括为从学习技术到学习制度，但是转变真的就这样简单吗？
作者在自序里说他的导师指导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兵力》，之后他对于鸦片战争的兴趣一直不减，本书的大部分篇目都与战争有关，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往大里说就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物质基础的比较。作者由此详尽叙述了晚清科技实力、手工生产、农业基础、战略调动、民众参与等物质基础的很多方面，得到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落后农业国与先进工业国之间的差距”。
同时作者也研究了在此“”的逆境中如何改变现状的内政外交策略，得到的却是中国传统农业基础产生下的内政外交的策略、思想已经扼杀了改变的可能，由此落后的经济基础导致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反过来落后的上层建筑又限制了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样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也正预示着的清朝结局和其后数十年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实践和血与火的革命。
本书完成于1995年，二十年前作者在结尾问到“不管历史将作何选择，我认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一百五十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二十年后亲爱的读者们，我想你必有答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茅海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鸦片战争再研究
出版年：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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