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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初版记

楼主:北京日报纪事 时间:2018-04-16 14:27:45


各种版本的《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


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辞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辞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鲜为人知的是,初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酝酿于1948年底的北平炮火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


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


一定要实用

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


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


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日晚,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辞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两人相谈甚欢,直至夜里9点才散。


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至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日《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


晚年魏建功。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人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


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教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


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辞典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


“伍记小字典”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事儿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谟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做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试验工作将要开始了,心情十分振奋。”


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谟、金克木、吴晓铃、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谟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


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境:“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北京),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魏建功还开玩笑:“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至,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议事情。他告诉记者,那时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伍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伍记小字典’好喽!”


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伍记”,“伍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4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伍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白拟,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编辑字典计划》原件。

在魏至整理保存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八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伍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一、根据语言学原理,用科学方法,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后来,这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体例。


仅从字面看,这12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伍记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至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


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蚪”字下又注“蛙类的幼虫”。


“伍记小字典”的“以字统义、以义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承续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囫囵等。周祖谟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作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


广收活语言

《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俩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辞典》的大辞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


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


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曹先擢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语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对此,曹先擢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白话文作为收字(词)、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


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擢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现代辞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的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据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辞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民国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作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古汉语和方言中的一些发音、音调),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初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1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


同是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8月出版,在《国音常用字汇》的注音、字形基础上增加了释义)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


比如,“肉”在当时有“ròu”和“rù”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rù”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ròu”作为第一音。


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hàn”,殊不知,“hàn”的发音其实发源于老北京。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带着《国音常用字汇》去普及“国语”,那里面“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包括“hàn”。示范读音的齐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hàn”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 ”。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huò


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辞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的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lè sè”,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认字读半边儿”,读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渐广泛,初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


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擢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初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yán”,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开始改成了“ái”。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 癌 字本来读yán ,跟‘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胃癌’可不得了……”


金有景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ái”。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ái”,也已有不少年。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


辞书学家韩敬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声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便利,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一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yán”。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发生了改变。


脱了旧字典的窠臼


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工作人员在原出版总署院内合影。

“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


《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胡”字的一个义项,这样解释:“何,如 弗虑胡获 ,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初版《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义项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


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先擢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其中例句大多数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辞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


参与初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隆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遂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


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先擢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审订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辞书要找例句时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初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 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步这样做下来的。”


如此,到了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等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项,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


怎么办?辞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辞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意见:初稿不能用,改!


刘庆隆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比如“八路扒路”、“诈尸确有其事”、“不走大街走小巷,专为飞眼吊膀子”、“吃窝头凄心”等等。


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


刘庆隆的回忆中,还记载着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初编,初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边盖章,层次清晰,一目了然。除了辞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辞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


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付梓。


不过,编写者们层层审定,还是百密一疏。字典刚印了一部分,时任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副司长金灿然就发现“民”字下的“国民”注释错了,当时是这样解释的:(1)取得某一国家国籍的人。(2)人民民主国家里专政的对象,他们不能享受人民的权利,却要遵守规定的义务。这里的第二个义项显然是把“国民”解释成了“敌人”,与“人民”对立起来了。


好在这一错误是在印刷过程中发现的,得知情况的叶圣陶急忙联系辞书室(1952年夏,新华辞书社改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在已经印刷的三百万册上用重新印制的小纸条贴盖,尚未印刷的两百万册则直接改版。发行后不过半年多,五百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


至此,初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


扫盲拐杖

初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


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辞书室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魏至告诉记者,部首排列本字典并非完全照搬《康熙字典》的部首,而是进行了改良。比如,“手”和“扌”、“人”和“亻”、“水”和“氵”等,过去都是一个部首,从1954年《新华字典》开始,才被分开成两个独立的部首。这种“论其形不论其义”的做法,大大方便了无太多文字学知识的初学者,他们只需从直观的偏旁找部首,就能找到要查的字。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的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便仍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7月1日,人教社辞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1版”《新华字典》。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之面貌。


从1953年的初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凡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它的服务对象远不止此。曹先擢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得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


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绍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三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


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她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她最爱的书。后来,她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生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三万四千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 ,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


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周总理保护了《新华字典》

无论是1953年的初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


1965年丁声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则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


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辞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得,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过路人,就向他请教。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擢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袁家骅、朱德熙等。


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至告诉记者,最开始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义项“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一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曹先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周总理对此次修订的直接关怀,有时甚至仔细到每一个条目的修改。比如,“役”字字条里原来有“劳役,兵役”的义项,修订小组担心两者并提可能让人从服兵役联想到“苦役”,就删去了“兵役”。结果总理看完稿子后认为服兵役是积极的,没必要删去,这才保留了“兵役”。


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炁(qì)”字被错印成了“㤅(ài)”。曹先擢说,应该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拿错了字模,因为只有1965年版中有这个错,之前的各个版本都是正确的。不过,1965年版没有公开发行,这个错也就没人发现。


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4月12日晚,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擢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题的字。他回答是集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初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手迹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


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


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字”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字形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了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它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录的词条“焗油”,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发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如今,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1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1版”开始算起的。事实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13次,出版过14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今年4月,它以高达5.67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63年的时光里,《新华字典》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而其服务的对象,也早已从当初的“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扩大到了几乎每个中国人,以及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汉语爱好者。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5日13版、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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