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迟恩：事实是沉重的

作者简介：

陈迟恩，1987年6月生于安徽临泉，现于北京从事出版行业。2008年开始自觉的现代诗的写作，有诗集《敏感词》、《在边缘》印行；兼事翻译，译有叶芝、帕沃•哈维科等诗人诗作若干。

事实是沉重的

——纪录片《快乐的哆嗦》及导演陈家坪印象

陈迟恩

　　北京与外来人口之间跨时代的博弈仍在进行，就当下局势来看，北京似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数以千万的外来人口持续为北京带来的人力与智力，，又成了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并以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者“漂”在北京。而北京的回馈少得可怜，有如守财奴一粒一粒数着出仓的粮食。北京对于在这里打拼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外来者，在购房购车、护照签证，尤其是子女教育方面，无情地压榨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将他们拼着体力与智力换取的果实又以更残酷的方式加倍夺了回去。这场前景不明的无休止博弈，其根源在不平等的户籍制度，而爆发点最终将在教育。

　　教育理应成为人人平等享有的公民权益之一，却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因户口之故而三六九等。当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在北京等地受到不公正地对待之际，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是要与政府对抗，而是想如驱驴推磨一般促使其一点点改变。2010年，，陈家坪应邀以影像的方式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前后历时四年，《快乐的哆嗦》就是其成果。在此之前，陈家坪便已开始关注北京外来人口问题，并由口述史整理转向影像记录，完成了纪录片《外来人口》。我没有看过《外来人口》，但由关注外来人口，缩小口径转向教育公平这样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主题，想来是自然而然的。

　　我在结识纪录片导演陈家坪之前，已经结识了诗人陈家坪，而且一直以为他只是纯粹的诗人。接触得久了，我发现他只要在外面，就总会背着一台摄像机；我曾试着帮他提过，非常沉重。尽管他曾拍过我们每周一次的读诗会，我也是单纯地以为他是想为当前时代的诗歌活动留下一份直接而充满力量的影像资料。直待看到纪录片《快乐的哆嗦》，我才豁然明白，记录诗歌活动仅仅是他背着摄像机的众多使命中很小的一部分，他背着摄像机要关注的是更宏大却又更细微、更关切于公民权益的事情。

，最严峻的莫过于，，；二是参与这一活动的记者、家长，甚至他本人，随时都有被带入派出所的可能。然而，从陈家坪对拍摄这一活动的诗作、追述、访谈中，我们看到的是他诗中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审视这一切。如在诗作《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中，他写道：

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没有什么

不满，只因未来需要我们创造。

过去已经死亡，我们来祭奠一番，

一个全新的未来，不必计较过去。

过去已经死亡——过去已经死亡，

我们是幸存者，所以要迎接新生。

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作为一个人，

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没有任何枷锁。

……

我们是孩子的父母，

教育公平的主宰者，

……

请警察维持秩序，请军队捍卫自由。

保家卫国的任务已结束，

公民的权利又无比神圣。

　　诗人是以“孩子的父母”的口吻来叙述在教育部门前请愿一事，尽管内心充满着不满与渴望，但并未表现出与警察、与军队、与政府官员的冲突，而是以冷静的商议的语气陈述事实：“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没有什么/不满，只因未来需要我们创造”“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作为一个人，/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没有任何枷锁”，甚至“请警察维持秩序，请军队捍卫自由”，对警察与军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与期待。

　　然而事实是沉重的，它积蓄着能量，一旦说出，即有着千钧之力；除非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一旦他们看到，哪怕只是一瞥，都将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

你们说出的话语消磨着我的良知，

你们倾述冤情成为我日常的视听。

在真相与公正之间，我被迫保持着沉默，

我要体恤你们的弱小，平息你们的怒火，

请别让我感动，只有理智才能解决问题。

……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到底要发生多少不平事，

有多少故事多少故事通过我——达到正义？

我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而是被制度所设计，

……

但我也是人——有爱人、孩子和朋友，

在同一个国度我们受限于相同的体制。

下班后脱去工作装，角色并非一成不变，

你替我遭遇了一切，我怎能不向上申述。

　　陈家坪在这首诗里“化身成”办官员，但仍延续着同时期相关诗作中冷静理性的精神，因此诗中才说：“请别让我感动，只有理智才能解决问题”。与其说是诗人代办官员说话，不如说这是诗人解决问题的一贯态度。尽管如此，诗中的“办官员”仍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消磨着我的良知”“我被迫保持着沉默”“我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而是被制度所设计”“在同一个国度我们受限于相同的体制”，这些诗句看上去冷冰冰的，内里却有着熊熊的火焰，一不留神就会被灼烧。堡垒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一旦被灼烧的官员越来越多，感受到真相重要的官员越来越多，承认真相并尽己所能维护真相的官员越来越多，那横亘在三六九等人之间坚固的壁垒必将垮掉。

倘若说在上面两首诗中，诗人因为代他人说话，或者因为自己感受不到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迫切，所以还能保持客观冷静，那么在他被带到丰盛派出所的遭遇中，也仍旧带着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去行动。比如在警察要抓他去派出所的时候，他“立刻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了出去”，保护好拍摄素材；又比如在被要求交出手机时，他没有听从，而是趁机给朋友打了电话，以争取社会上更大的支持，之后便“有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做好失去自由的准备”。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拼命抗争，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追悔不已，甚至对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还能有所安慰，如安抚一个小保安：“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甚至还有些幽默，他直接对一个警察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教育公平运动现场

，与他此前的人生经验密不可分。在我所接触的诗人中，很少有他这般经历丰富的：他务过农，学过木匠，做过打字员，开办过图书发行公司和书店，做过报纸编辑、网站编辑，创办过网站，编辑过民刊，做过口述史的整理，担任过画廊内容总编；如今他在简历上只保留“诗人、纪录片导演”的头衔。丰富的人生经验，使他知道如何更全面而精准地看待问题，尽管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诗人，特别是纪录片导演，恰恰需要陈家坪身上这种客观、似乎置身事外的态度，但又绝然不冷漠旁观。在《快乐的哆嗦》中，陈家坪集导演、摄影、记者于一身，尽可能地将自己隐藏在摄像机的后面，任镜头前的人自说自话、讲述自己的事情。但不时出现的导演/记者的声音，又为纪录片带来一丝温暖。

　　纪录片的内容似乎已无须我赘述，然而对于纪录片以“快乐的哆嗦”为名，我仍有自己的疑惑。“哆嗦”似可理解为阵痛，，每一次都是一次阵痛，伴随着种种不顺利，面临着被关押、被审讯，甚至被折磨、被判刑的危险。但阵痛之后必然也会带来新的转机，就目前来说，，至少北上广之外的绝大多数城市都放开了因户籍而导致的教育问题，一个暂时的理想成果实现了。北上广会更艰难，阵痛会持续得更久，但不会永远。以“快乐的”形容“哆嗦”，、拍摄纪录片时，内心对这前景是带着欣喜的希望的？

　　再深入到“快乐的哆嗦”的来源，它有可能是“快乐的罗嗦”的音讹。后者是一支彝族舞蹈，为迎接1959年国庆而编排的，。以此来命名这部关于教育公平的纪录片，是否可以说，，每一点动作都牵动着政府的神经，可能成为政府改革的导火索？

　　还有一点，“罗嗦”是彝族在彝语里的读音，相对于普通话，这就是方言，是外来者。考虑到陈家坪是重庆人，距离“快乐的哆嗦”诞生地十分近，很难说他没有通过这种具有强烈方言色彩的词语来传达北京与外来者之间冲突的考量。这在纪录片中有明显的体现，片中的人物之一章旭东从北京“返回”到蔚县读书，首先面临的就是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教学上，还体现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此时普通话相较于蔚县话来说也成了一种外来者。有意味的是，陈家坪在《我被带进丰盛派出所》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方言：“他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想要显示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情绪，因为我也是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

确实，再没有什么比言语不通、比语言隔膜所带来的人与人、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差异更明显更直接的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冲突，成为北京与外来者之间博弈的象征。

2016.5.5

 教育公平纪录片《快乐的哆嗦》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