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上古汉语词缀构拟析评(下)

现在来讨论第三个阶段。第一、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是第三阶段工作的基础；我们已经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论述了某些学者第一、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此第三阶段的工作就建立在沙丘之上了。现在我们假定，他们在第一、第二阶段的工作没有上述失误，其结论基本可信，来看看能否据此推定上古汉语存在着各种词缀。丁邦新先生《上古汉语的构词问题——评Laurent Sagart：The Roots of Old Chinese》在评论沙加尔的《上古汉语词根》时，提出了上古汉语单音节原则、词缀意义原则、词缀用例原则，对沙加尔在上古汉语的单字里头构拟词缀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其中对沙加尔把上古汉语一个单字构拟为一个以上的音节的做法提出的批评尤其有说服力。

从理论上讲，构词的屈折方式有两种：（1）利用增减和改换音位来构造新词，这种音位只是一个不带意义的音位，不是语素音位，它本身没有意义，因而失去了成为词缀的先决条件。例如在近代汉语中，由读k-的“肩”滋生出读g-的“掮”，这个g-是一个音位，它本身没有附带任何意义；“牵”滋生出“纤（纤绳）”，声调由平声改换为去声，这个去声没有附带任何意义。（2）利用增减和改换音位来构造新词，这种音位是语素音位，它本身有意义，因而拥有成为词缀的先决条件。大家公认，汉语的单字中，一个字本身只有一个语素，不能有两个语素。这是常识。我们知道，按照科学的观点，科学和常识有不同，科学比较完密、系统，常识是无意中得来的，错误较多。但是科学不能违背常识，对于常识中的错误部分，要有充分的科学根据论证它是错误的。所以如果认为一个汉字可以有两个语素，就必须加以充分的论证；如果一个汉字可以由一个词根加一个词缀构成，传统认为一个汉字最多只有一个语素的常识是错误的，就必须加以充分的论证。某些在一个汉字里头找出“词根+词缀”的学者，并没有科学地论证（1）不能成立，而是尝试提出一种新奇的说法。由原始词滋生出滋生词，音位发生了变化，意义也发生了转移，滋生词相对于原始词，增添了某种抽象的意义；但是你怎么必然知道这种发生了变化的音位本身有那种抽象的意义，从而把它处理为词缀呢？

词根和词缀都属于语素，语素是一种语言的话语里最小的独自有意义的成分。要知道一个汉字里头是否可以分离出词根和词缀，就先要在一个语言系统中找出将要分离作词根或词缀的音位及音位组合是否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的典型例证。如果有这样的典型例证，就能分离出词根和词缀；反之，就不能分离出词根和词缀。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第十四章《语素》中谈到如何从音位的配列中确定语素的两个步骤：一是从音位配列中选出一个语法形式，二是确定该语法形式是组合形式还是单个语素。关于第二个步骤，具体确定单个语素的办法是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这种形式能分成较小的片断，每个片断都能以大致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并且整个形式的意义和较小片段的意义仍有关系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形式就比单个语素大（是一种组合形式）……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形式本身就是单个语素。”霍凯特在这里强调“大致相同的意义”，是考虑到同义语素的存在，是在确定语素的过程中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而提出的一种假设。比如，英语中表“复数”的/ s / 和/z /，“这里一开始最好也假定它们在意义上有某些细微的差别，能通过适当的最小的对立来揭示。”经过科学的检验， / s /和/ z /“最小的对立怎么也找不到”，它们“在意义上可能有些差别，可是这差别只有借助最小对立才有希望发现，由于最小对立并不存在，意义的任何差别就无从发现了。”（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002。以下引用霍凯特说均采自此书。160—163页）因而/ s /和/ z /是“一个语素的两种不同的形状”。

霍凯特处理的是当代英语的语素，当代英语有形态变化，这是共识。上古汉语是一种死去的古语言。要认识这种古语言，我们只能通过上古汉语的书面语进行研究。在一种语言系统中，如果有词根和词缀的话，它必定有绝大多数词根和词缀一定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的典型例证；当然也有少量的语素处于“边缘的不稳定情况”。我们之所以说某种语言有词根和词缀，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绝大多数”的典型例证作为基础。如果在上古汉语中找不出这种“绝大多数”的典型例证，凭借那些“边缘的不稳定情况”作为推论上古汉语书面语中一个汉字本身可以有词根和词缀的基础，不加论证，从多种可能性中攫取对自己猜测有利的一种作为不须论证的前提，那就不符合科学精神。考察某些学者所确定的上古汉语的词根和词缀，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找到词根和词缀常常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的典型例证，充其量只是在可此可彼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作为立论的依据。因此他们给上古汉语提出的词缀不能成立。

这里先说说“前缀+词根”的构拟。例如他们认为研究得最充分的“墨：黑”就是这样。“墨”拟作[mək],“黑”拟作[smək]。截至目前为止，“黑”中的[s-]到底是什么意思，研究者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更不用说它是否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黑”中的[mək]是否就是“墨”的[mək]呢？“黑”的本义中，并不包含跟“墨”相同的本义和引申义。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给“墨”列了一个词义：“黑的。”例证是《左传•哀公十三年》：“肉食者无墨。”这个释义不准确。例子中的“墨”词义显然不等于“黑”。杜预注：“墨，气色下。”陈克炯先生《左传详解词典》：“像墨那样的颜色。”“墨”指黑，是比喻引申，它的本义“写字绘画用的黑色颜料”的意义作为义素带进了这一引申义中。《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都列有“黑色”的义项，这只是释义求其近似而已。因此，“黑”不能分离出前缀+词根。“灭：烕”也是这样。“灭”拟作[mjiat]，“烕”拟作[smjiat]。设想“灭”是自动词，“烕”是使动词，于是[s- ]是“使动”的意义。可是“烕”的用例非常少，“灭”也可以用作使动，它们是同义的，语法上也难以找出区别。《诗经》中的“烕”，有的本子作“灭”。这样一来，[s-]前缀有“使动”意义之说，便成为无根之谈；不是“烕”中的[mjiat]而是整个的[smjiat]意义同于“灭”[mjiat]。更何况，“黑”“烕”的复辅音构拟根本不能成立。

再看“词根+中缀”的例子。“贯：惯”被有的人处理为原始词和滋生词，有人给“贯”拟音*kon(-s),意思是“穿过；从中心穿过；关系密切”；“惯（本作贯）”是“贯”增添中缀-r-构成的一个新词，拟音是*kron(-s),意思是“熟悉；习惯、习惯于”，-r-词缀表示惯常（即重复）的动作。按，原始词“贯”的释义可能采自《汉文典》，其中“关系密切”一义应该说是高本汉生造词义，举的例子是《诗•小雅•何人斯》的“及尔如贯”，此例作串讲，郑笺说：“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绳索之贯也。”向熹先生《诗经词典》给这个“贯”的释义是：“钱贝穿在一条绳子上。”这是对的。“贯（惯）”跟“贯”是否同源，大成疑问，这里不论。“贯”本来属于变调构词，作“穿，以绳穿物；贯穿，穿进”的动词用时，读平声；作“穿钱的绳子；条理”等名词用时，读去声。高本汉等人把作动词用的“贯”也注成去声，不合于古。更有人以为“贯（惯）”来自动词的“贯”，二者声调相同，这就错了。根据他的拟音，-r-表示惯常（即重复）的动作，可是他找不出-r-以同样的意义重复出现的其它例子；“贯（惯）”的词义中都不包括“贯”无论读平声还是去声的所有意义，也就是说，“贯（惯）”的词根不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

“至：致”“出：黜”都是自动词和使动词的分别，有人把“至”拟作tik-s,“致”拟作trik-s；“出”拟作t-khut,“黜”拟作tr-khut。似乎可以分离出词根和词缀：“至：致”是“到达”和“使到达”的意思，“致”的词根是“到达”的意思；“出：黜”是“出来”和“使出来”的意思，“黜”的词根是“出来”的意思。“致”和“黜”分别是词根“至”和“出”加上词缀-r-构成，-r-中缀的功能是“使役”。从理论上讲，“至：致”“出：黜”的构词，可以是“词根+词缀”的构词方式，也可以是内部屈折构词。只有排除后者，才能确证前者。这种边缘性的不稳定的情况，是不能作为构拟词缀的力证的。构拟中缀，他们一方面从端知组字和章组字的别义异读入手，另一方面从等入手。但是在这方面，学术界的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最关键的是材料的工作目前仍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有人看着这几则材料能跟构拟词缀凑合上，就当作证据了。“行”读户庚切的意思是道路，读胡郎切的意思是行列。户庚切的“行”是原始词，胡郎切的“行”是滋生词，它们是二等和一等的区别，更有资格给二等拟上介音，到底要给二等的“行”拟上中缀，还是给一等的“行”拟上中缀呢？如果给二等的“行”拟上中缀，那不是把原始词和滋生词搞颠倒了吗？如果给一等的“行”拟上中缀，拟什么中缀？有可靠的根据吗？这两个“行”词根的意义和中缀的意义都不能反复出现。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上古汉语中发现有中缀的可靠证据，某些人构拟的中缀，缺乏论证力度。

在后缀的构拟方面，-s后缀大概是某些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因为它牵涉到变调构词，原始词和滋生词比较容易判断。像“好”“衣”“列：例”“受：授”等配对词，滋生词既然由原始词派生而来，那么原始词的意义可能会保留在滋生词中。可是如果遇上词义转移的例子，就会带来麻烦。例如“涕”作“眼泪”讲读上声，作“鼻涕”讲读去声，读去声的“涕”词义中不包含“眼泪”的意义，也就是说，读去声的“涕”的词根不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词缀方面，这个-s的意义是什么呢？再如，“弟”作“同父母后生的男子”讲读上声，作“女弟，同嫁一夫之妹”讲读去声，字又作“娣”。这里的词根和词缀的意义各是什么，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吗？读上声、作“同父母后生的男子”讲的“弟”，还滋生出读去声、作“敬爱兄长”讲的“弟（悌）”，跟“娣”同音。“敬爱兄长”可以理解为“做弟弟像个弟弟”。那么“弟（悌）”的词根的意思是“弟弟”，词缀-s的意义是“像”，可是这个词缀的意义不能重复出现。同样是构词，-s在“弟（娣）”中找不出意义，在“弟（悌）”中找出“像”的意义，前后的处理缺乏逻辑上的同一性。

周祖谟先生的《四声别义释例》，把“四声别义”的配对词分为“因词形不同而变调者”和“因意义不同而变调者”两大类，下面又分别分成七小类和四小类。唐纳先生《古代汉语的变调构词》分成八类，周法高先生《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也分成八类，其中有些类里面又分成小类。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上古汉语中，非去声和去声的转换这种构词手段构造的词是多样的，其中的去声（也就是-s后缀）无法归纳出一个固定的意义来，-s这个“后缀”无法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考察上古汉语的变调构词，原始词常常是非去声或短入，滋生词常常是去声或长入。去声或长入，也就是某些人所谓的-s尾。这种现象，恰恰证明这个-s尾不能作为后缀：上古汉语的词义，几乎所有的引申规律都在变调构词中起作用，因而这个-s无法确定出某一个或几个“意义”来。如果要给这个-s找“意义”，就得把它瓜分为多个不同的“意义”，还得限定-s出现在A词根后是这种“意义”，出现在B词根后是那种“意义”；依次类推。你怎么知道这个-s不是一个不带任何意义、仅仅是区分意义的音位，而是一个后缀呢？在变调构词中，有一类属于特指构词。例如“取”读上声，意思是占有，夺取；“取（娶）”读去声，特指娶妻。但是我们不能说-s词缀的意义是出嫁的女子。“陈”读平声，意思是陈列；读去声，特指战争中军队摆开阵势。但是我们不能说-s词缀的意义是战争或军队。“引”读上声，意思是牵引；读去声，特指出殡时牵引灵柩。但是我们不能说-s词缀的意义是灵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如果说-s是词缀，那么几乎每一个-s就有一个独特的意义，它根本不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英语中的“s”（注意：这是构形的的形态，不是构词的形态）不是有多种形态作用吗？这是狡辩。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说：“我们碰到过一些语素的例子，他们的音位形状相同而意义不同，因而是不同的语素。例如boys中的/z/表示复数，men’s room中的/z/表示领属，He runs fast 中的/z/指明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这三个/z/在音位上是相同的，但它们是三个不同的语素。”（160页）而汉语的变调构词中的去声（也就是所谓“后缀”）显然是同一种性质的东西。还有人辩解说：这个-s后缀在原始汉藏语中意义也许是单一的，因而可以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汉语的内证材料无法对此证实或证伪，解决这个问题要运用严格的历史比较法。我们这里是谈上古汉语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谓的-s后缀不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

所谓“同源词”，有两个意思。郭锡良先生《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中说：“同源词顾名思义是有共同语源的词。它属于词源学的范畴。关于词的来源问题早在公元前就被中外的哲人所议论和探讨，但是西方现代词源学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分支。它的基本方法是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构拟出词的最古的音义相同的词。另外，在同一语言中由词根相同而派生出来的词，一般叫做同根词，也有称作同源词的……汉语的同源词是指有共同语源、音义都有一定联系的词；它的产生同汉语的构词法有密切的联系。它同西方语言学中不同语言中的同源词不是一回事，而是相当于西方一个语言中由相同词根派生出来的词。”可见上古汉语内部的同根词（也叫同源词）跟人们所说的汉藏语系的同源词不是一回事。

在上古汉语构词法的研究中，必须分辨清楚汉藏语系的同源词和上古汉语内部的同根词这两个概念，还必须把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语的形态和上古汉语的形态区分开来。上古汉语是否有大量的形态，有什么样的构词形态，必须依据直接反映上古汉语的语言事实，要利用上古的汉字和书面语。例如即使承认“灭”是原始词，“烕”是滋生词，从谐声字来看，二者属于明晓谐声现象，明晓谐声的各系列中，有的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没有字义上的关联，有的有字义上的关联，在语音性质上二者是相同的。“灭：烕”有字义上的关联，“灭”拟为mjiat，“烕”拟为smjiat，s-被当作前缀，所以在谐声中不算。这样能否维护主谐字和被谐字声母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谐声原则呢？不能。“勿：忽”没有字义上的联系，“勿”拟为mjət，“忽”拟为smjət，这个s-就必须算。同样的谐声现象作两种不同的解释，逻辑上违反了同一律；谐声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维护。可见这种构拟不可取。“灭：烕”这两个词的对立可以肯定出现在“烕”的造字之前，原始汉藏语中是否出现了滋生词“烕”？如果出现了，是否有前缀s-？这要通过历史比较法才能得到证明，汉语的内部材料是无法证明的。可见，某一个词在原始汉藏语中是否有前缀，和它在上古汉语中是否有前缀，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烕”在上古汉语中如果没有前缀，更早的时代是否有前缀？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上古汉语中，一个汉字是否可以既有词根，又有词缀，通过汉藏诸语言的比较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必须通过反映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来解决，而很多人在使用汉藏诸语言的比较证据时混淆了不同层次上的不匹配。

汉藏语系的存在，目前还处于假说阶段；即使汉藏同源，我们还必须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充分注意到各语言的分化年代和分化以后各语言的接触情况。后代某些民族语言中有形态变化，假定这些民族语言跟汉语同源，理论上，原始汉藏语或原始汉语是否也有这些形态，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本来就有这些形态，汉语的某个时代失去了；二是本来就没有这些形态，后来某些民族语因为接触关系或者语言自身的发展产生了这些形态。就算我们先入为主地采用第一种可能性，忽视第二种可能性，那最多只能推断原始汉藏语有这些形态；仍然不能必然推出上古汉语也有这些形态，而中古以降的汉语丢失了。原因很简单：即使汉藏同源，汉语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的年代无法断定。

原始汉藏语是否有大量的形态，有什么样的形态，借助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诸语言进行严格的历史比较是必要条件。如果有严密的、成系统的对应关系，那么既可以为证实汉藏语系这一假说添上有力的佳证，又有可能为原始汉藏语形态学提供某些依据。

白保罗《再论汉-藏语系》一文的提要说：“目前的研究工作已揭示出上古汉语一种使用广泛的前缀模式（主要是s-,还有?-和m-），使汉语换成了与藏语和其它藏-缅语言发展方向一样的‘面貌’。”他论证上古汉语有“使用广泛的前缀模式”，主要利用两项材料：一是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的比较，二是汉语内部同根词的分析。他尤其看重前者；至于汉语内部的同根词，在具体运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李方桂先生批评白保罗时指出：白保罗的汉藏同源研究“那不能称之为方法论，根本不能称其为方法论”，“他的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白保罗的《汉藏语言概论》“当我从语言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看那本书时，我认为它不属于学生们应该模仿的著作”；白保罗的做法是钻研词典，把一些词汇抽出来排列在一起，然后根据这些词的相似形式构拟出其原始形式，“我认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李先生从正面强调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构拟原始形式，在下结论之前必须做好两项基础工作：“如果你想构拟某种东西……你得做更加仔细的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还得对不同的语言作方法上的描写，这是在你作出结论之前必须做到的。”这实际上也是具体指出了白保罗汉藏比较的两大失误：对历史比较法的运用粗疏，对用来比较的不同语言没有作科学的描写研究。白保罗的做法有代表性。目前阶段的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并没有证实汉藏同源、原始汉藏语和原始汉语有大量的形态。某些人论证上古汉语有些单音字里有词根、词缀，证据很不充分。即使我们把那些词缀远推到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语，证据也是极其稀薄的。他们以词作为比较的单位，这合乎比较语言学的做法；但是，他们没有科学地寻求一个个的词中的音素的严格的、系统的对应，常常孤立地比较各语言中他们认定为同源词的具体对应词中的所有音素里头的部分音素；不加具体论证，把另外的音素忽略掉。

这些被忽略的音素，往往就是不能严整对应的部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属于词缀的那部分音素，一类属于语音变化的那部分音素。属于词缀的那部分音素为什么要忽略呢？理由是：因为它们是词缀，而原始汉藏语的词缀在有的语言中脱落了，所以不比较词缀，要比较词根；当然，如果汉语的上古音构拟和其它民族语的对应词中能够找出词缀来，这些个记录词缀的音素还是要计算在内的。如何知道词缀在部分语言中脱落了呢？理由是：某些民族语言，原来的词缀在有些方言中可以换成别的词缀，或者脱落。可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一个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一个是亲缘关系有待证实或证伪的不同语言，能拿一个语言中词缀的脱落作为探讨不同语言是否有同源关系时不把词缀计算在内的理由吗？他们这样来做比较：如果在民族语言中找到了“对应”于汉语的原始词或滋生词的同源词，就认为原始汉藏语有某词；如果早期汉语某个滋生词有“对应”于民族语言中某个有词缀的词的表示词缀的那些音素，就证明早期汉语有某词缀。在汉语中认定的原始词和滋生词常常靠不住，民族语言的比较不寻求严格而系统的对应，这连假定中的原始汉藏语是否有某词缀都证明不了；即使证明了原始汉藏语有某词缀，上古汉语与之有严格而系统的对应关系，理论上也证明不了上古汉语有某词缀，因为形态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失去旧的，也有可能产生新的；还有可能是形态成分消失，变成纯语音成分。

更多的时候，在上古汉语中找不出配对词，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民族语言中，某词有词根，又有词缀，可是上古汉语中与之义通的某一个词，没有那个“对应”于民族语中词缀的那些个音素。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在民族语言中找不出配对的词，上古汉语中找出了词根和词缀，可是民族语中与之义通的一个词，没有“对应”于上古汉语中词缀的那些个音素。因为已经认定它们是同源词了，所以如果在汉语方面找不出记录词缀的音素，就说汉语中丢失了词缀；或者说滋生词消失了，保留了原始词。如果在民族语方面找不出记录词缀的音素，就说民族语中丢失了词缀；或者说滋生词消失了，保留了原始词。于是他们的推论就是：在比较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时，主要应该比较词根，有时候词缀在比较中应该忽略掉。这样就可以多找出些同源词，希望以此来证明汉藏同源。对于这种对不上榫的“同源词”，假定甲语言为A词，乙语言为B词，就算AB两词意义上相同相近相通，逻辑上有两种情况：一是AB没有同源关系，二是AB有同源关系。从以已知求未知的角度说，由于语音上无法严格而系统地对应，因此不能把第一种情况排除掉。你怎么知道AB两词只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不属于第一种情况，从而假定它们一定同源，只是某种语言丢失了词缀，因而在比较时词缀可以不算呢？对于属于因语音变化导致没法对应而被忽略的那部分音素，他们也是先假定甲语言的A词和乙语言的B词同源。至于那些个对不上的音素，就解释成A或B发生了例外音变。可是从以已知求未知的角度说，逻辑上本来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AB本来不同源；二是AB本来同源，只是A或B发生了例外音变，所以有些音素对不上。由于难以排除第一种情况，因此这种解释也就靠不住了。在这方面，陈保亚先生一贯主张的关系语素判定原则：如果在比较时坚持严格的对应，有时能通过概率计算判定是否为偶然对应，就是很可贵的探索。我们需要这样的科学探索。

词义上，意义很远的词也被看作同源词。陈保亚先生1999年发表的《汉台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批评了这种做法，提出：“凡是用于比较的关系词必须有文献或考古证据证明它们相等，而不能仅仅根据语义上有这样那样的聚合关系就归入关系词，以避免漫无边际的把不同的词归入关系词。”（载《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200页）陈保亚、汪锋二位先生2006年发表的《论核心语素标的确定》一文，进一步重申这一观点。（载《语言学论丛》第33辑，商务印书馆，183—222页）有人辩解说：在汉藏比较时，由于分化的时间长，各语言的词义逐步变远，因此词义相远的词可以形成同源词。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词义相远的词，有些可能是同一母语的后代语言逐步变远形成的，也有可能是本来就不构成同源关系。你怎么知道某词是词义逐步变远形成的同源词而不是本来就不构成同源关系的词呢！恰恰相反，由于亲属语言对比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阶段来说，分化的时间更长，文献不足，许多语言又缺乏印欧语的那种词形变化，词义的分合关系更难把握，因此寻找同源词时在词义上更应该严格。通过词义相差甚远的同源词来寻找上古汉语的形态，其结论缺乏可信度。词义相远的词，并不是不能拿来比较，但是有一个程序问题。在汉藏比较还处于假说的情况下，这些意义相远的词暂时是不能加以利用的。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说：“词汇虽然常常是不稳定的，但是在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时，最先引人注意的还是词汇上的相符，甚至往往只是词汇处理。其所以如此，或者是由于对所考察的语言知道得太少，只有从词汇上找证据；或者是由于所研究的语言语法非常简单，如远东的各种语言；或者是由于流传下来的形态建立得太晚，往往是在所拟定的共同语时期之后。因此我们特别要仔细考察怎样才能证明词汇上的相符……意义方面的相符也应当和语音方面的相符（根据语音对应规律）一样正确，一样精密。这并不是说意义相符的程度应当比语音相符的程度大；而只是说如果有意义上的分歧就不应该只用一些含糊的、一般的‘可能性’来加以解释，而必须用特殊的情况来诠释……事实上，确立词的来源大部分都不是比较方法所能为力的；我们要依靠各种证据来建立它的历史。假如没有证据，而我们又不能用肯定的、精密的材料去追寻出一个词所发生的变化，那么，试图为它定出真正的词源往往是徒劳无功的。”（载《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岑麒祥译，语文出版社，1992，1—85页。下文引梅耶说也是采自此书。27—32页）

从事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必须区分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构词形态构造的是不同的词，词作为一个独立运用的单位，词缀如果不是语音的变化，那是很难丢失的，所以词缀在比较中不能不算。构形形态构造的是一个词不同的语法形式，造成构形形态脱落的原因，既可以是语音上的，也可以是非语音的。无论是语音还是非语音导致的脱落，词头、词尾等等，在历史比较中也不能不算。印欧语的历史比较，非常重视构形形态的比较。在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忽视构形形态和构词形态的区别，把形态成分忽略掉，又说上古汉语有大量的形态，这不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而是一个倒退。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了有规则的对应就不能有特殊的变化……这种不能列入一般公式的现象，在一种已经知道它的历史，并且已经掌握了它的确定的对应规律的语言里是不会使我们发生任何困难的。不消说，在一种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理论的语言里，这些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事实是不能加以利用的，还是暂时把它撇在一边为妥。”（26页）

就算词缀在比较中不算，只管词根，而且词根在汉藏诸语言的比较中对应得非常严格，那也是难以证明原始汉藏语或原始汉语有词缀的，因为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我们还没有找到好办法。不同的语言，如果没有严整、系统的对应关系，固然不能把它们算作同源的语言；但是只在词根上有严整、系统的对应关系，也不是断定它们为同源语言的充分条件，语言的深度接触，也会导致借词的严整而系统的对应。语言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借用了某词之后，也会受借用语言的形态制约，加上本语言的词缀的。例如藏语的drug，即使rug跟汉语的“六”有系统的对应，也不能排除藏语从汉语借去“六”之后，再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加上前缀d-的可能性。我们承认，从汉语跟藏缅语在基本词的词根的比较上可以看出有少量的关系词，但是目前还区分不了这是同源词还是借词。所以至少在目前阶段，从汉藏诸语言比较的角度还证明不了汉藏同源，证明不了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语有词缀的假说。当然，即使证明了汉藏同源，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语有词缀，也不能用来证明上古汉语有大量的词缀。

在词的滋生过程中，从原始词派生出滋生词，是词义引申的规律在起作用。原始词和滋生词的不同，要从词义引申的线索中去找。对于汉语的音变构词现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音素的增损转换看成是增加、减损、改换具体的音位，以求滋生词和原始词语音上的变化；这种增加、减损、改换的音位本身不具有任何语素的意义，只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而不是词缀，而是一个普通的音位。记录汉语的每一个汉字最多只有一个语素，除了文字上的合文等特殊情况外，一个汉字不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语素。现代汉字是这样，古代的汉字也是这样。

这里要说说汉语中的一些合音词。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合音词。先秦就有不少合音词。例如“之乎”“之于”都合音为“诸”，“之焉”合音为“旃”，“而已”合音为“耳”；“叵”是“不可”的合音，大约产生于汉代；等等。现代汉语中，“甭”是“不用”的合音，“覅”是“不要”的合音。这些合音词是一个语素还是两个语素，可以讨论。我倾向于单语素。因为这些合音词在形成合音的过程中，跟原来语素相联系的某些音素丢失了，所以如果把一个合音词中的音节拆开来，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以相同的意义重复出现。例如“叵”，是“不”+“可”[bĭwə+kʻa]的合音[pʻua]。其中的[pʻua]显然不能拆成两个语素。这类合音词跟在一个汉字中找词根和词缀是两码事，现代汉语也有新起的合音词，但是其中并没有词根和词缀。这种现象不能作为上古汉语书面语中一个单字有词根和词缀的证据。

利用音素的变化构造新词，这音素本身不是语素，而是纯粹的音位。这种构词方式，是汉语为代表的某些语言的特色，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把这种构词方式不切实际地跟印欧语的语素音位等同起来，既是戴着“西洋镜”来看待汉语，又把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系统的构词方式忽略了过去，真是太可惜了。沙加尔先生《上古汉语词根》第一章《绪论》中批评高本汉：“他还相信上古汉语形态上的语音交替无例外地都不是用加缀来表现的规则，而是通过对词根本身进行各种改变来表现的。这一点在他的1934年的著作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汉语词族》）中有所暗示。在这本书里，他确定了词族中不同类型的形态交替，却没有暗示这当中可能涉及加缀的情形。”高本汉在这一点上跟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也是科学的。

上古汉语的形态，原始汉藏语的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如果汉藏诸语言同源，原始汉藏语有某种形态，也不能证明上古汉语有某种形态；反之，上古汉语有某种形态，也不能证明原始汉藏语有某种形态。这是必须区分清楚的。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显示出，在上古汉语出现的单字里，目前还找不出词缀来。原始汉语有没有某种词缀，得借助于亲属语言的研究来进行；而研究汉藏诸语言的亲属关系，要想取得更大的进展，必须做好三个基础工作：一是深入细致地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掌握大量可信的第一手材料；二是批判继承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三是批判继承我国历代语言研究的传统。只有把这三种基础性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才能得到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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