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字典价格联盟

李珺平|简化字由来、出路及词典霸权问题——关于和谐汉字的一种思考

楼主:hengqushuyuan 时间:2018-05-15 15:37:16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图为丰子恺作品《今昔对比》,图片来源:和讯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以和谐汉字为出发点,认真探讨了简化字由来、词典霸权及中国大陆文字和文学问题。本文认为,简化字是一种历史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文字和普及系统,却是1956年后的事。字数太少、字型结构不合理、人为制造及浓重意识形态等,是其主要问题。简化字与政治运动同步并借词典(和中小学课本)推行,且被文学和政治书籍强化,背后潜藏着一种霸权。由于干瘪和枯槁,简化字使雍容娴雅、颇具女性气质和温柔意味的汉文表意系统大打折扣。尽管如此,简化字不宜废除。但它有一条活路可走,就是回到自己的源头活水(繁体字)中被浸泡被滋润,然后像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在用简识繁的同时,从后者选择一部分字补进前者以冲淡意识形态味道,然后把字型不合理和人为制造的字驱逐出去。


  

  大中华文化——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也包括海外两百多个国家的华人社区——汉字处于严重不和谐中。文字是文学、影视艺术和各种传媒的书面载体,前者不和谐必导致后者不和谐。今天中国大陆人欣赏海外(包括港澳台地区)华文文学、影视艺术或阅读报纸等,觉得隔,而海外华人也一样,前者更甚,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联合国已宣布2008年后使用简化字,此前新加坡也早已采用,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两百多个国家的华人社区却不认同,照样坚守繁体字。在他们看来:第一,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汉字的由来,也就是知晓中国文化的根;第二,简化字可能是一种进步也可能不是,至少在目前来说,它造成了大中华文化的断裂和隔阂;第三,从电子技术和计算机输入速度看,繁体字并不亚于简化字,甚至更快(拆字有规律可寻),过去认为繁体字书写缓慢、麻烦的理由不再成立。这些看法,应该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我看来,汉字的繁简冲突将永久存在,最起码会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汉字不和谐之由来,并思考解决办法,恐怕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华人知识分子都应该关心的问题。笔者学力不逮,人微言亦轻,但愿意谈一点个人看法,抛砖引玉,以俟来者。由于话题太大,笔者把它限制在一个较小范围,从简化字由来、词典霸权及对大陆文字和文学影响谈起,然后切入大中华文字和文学。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所谓简化字(又叫简体字),对本文而言,特指1956年1月31日以来由《人民日报》分批公布并推行且成为今天中国大陆风行的文字。从《简化字总表》看,到1964年3月,其总数已达2238个。其实,该表是后来公布的。在它之前,这些字早在1962年《新华字典》第3版已全部出现。换言之,该表只是进一步确认了《新华字典》的规范和权威性而已。顺便说一句,上述数目不包括1977年12月20日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848个,因为它已于1986年6月被废除,基本退出了大众流通领域。


  如上叙述可澄清一个模糊看法,即以为《新华字典》第3版所收七千余汉字(除去重复的)乃至中国大陆文学、影视艺术和传媒文字全是简化字。事实上,所谓简化字不到今天所使用文字的一半。因为,所谓简化,是只拿结构和笔划繁琐者开刀,而不涉及其他。但亦须注意,由于《简化字总表》和《新华字典》第3版包含了132个可用作偏旁(部首)的字和14个被简化了的偏旁(部首),而大部分汉字恰恰是由偏旁(部首)组成的,所以,这132个可用作偏旁(部首)的字和14个被简化了的偏旁(部首)便渗透了整个简化字系统。也就是说,简化字虽然只有两千多,却在暗中支配并塑造了所有汉字。


  这是简化字目前的真实状况,也是中国大陆汉字迥异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两百多个国家华人社区的原因。


  

  从时间和现象看,简化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推出的一个汉字字型系统。这种说法没错,但不完满,因为有些细节没有得到揭示。我认为,简化字出现有一个较长远的历史过程,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事。但中国共产党又确实是襄成其事者。它通过政府之力强制推行,使之成为一个事实,也成为大陆普遍遵循的一个文字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不乏知识人(尤其官员学者、文字学家、文学家等)的参与和推波助澜。


  下面简单描述一下简化字生成与媒孽历史。


  有数据显示,简化字不是1949年后出现的,最迟可溯源于宋元,或者更早。由于两宋政府无能,官员腐败,导致国家动荡,辽、金向南发展,元吞并南宋及金,并向西域和欧洲扩充,使民族融合进程加快。又由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低于汉族,导致本来只适用于汉族、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文化圈四周民族的汉字被越来越多的民族所使用。这是简化字出现并蔓延的文化动机和社会原因。民国时代有学者以宋元以来(含明清)12种话本、杂剧的民间刻本为材料,做了一个统计,发现里面所用简化字(又叫“俗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1604个。这意味着,每个繁体字平均有3.9个异体(简化)字。其中,与今天字型完全相同的达330个之多。这说明,简化字是民间发明的。所谓民间,在我看来,既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下层知识人,还包括当时被视为异类后来却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也许其创造性更强,因为他们精神上少受汉族正统文化约束而文书信件又不得不使用汉字,所以减省笔划的冲动更大。


  此外,要求使用简化字的呼声及最早动议也不来自中国共产党。有数据显示,早在1909年,近代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陆费逵,就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要求在国民教育中推行简化字的倡议。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整理汉字的意见》一文,建议推广已流行的简化字,并简化所有汉字。同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由黎锦熙、杨树达联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化字的具体方案。它主张把简化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书面文章,还提出了继续简化汉字的八种方法。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了进一步搜集和整理简化字的工作。从现有资料看,他们主要依据俗字(宋元以来民间流行的)和草体这两类字的字型,来归类并建立现代中国最早的简化字系统。例如,收字三百多的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就在1928年出版。前已提到,刘复与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也于1930年出版。1934年,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字2400多。1936年容庚《简体字典》出版,收字4445个。同年11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出版,收字3150个。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1表,收字1700个。可以设想,若不是日寇侵华打乱了这个进程,简化字系统出现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可能指日可待。


  还有,由政党和政府主持并参与简化字工作,也不始自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就曾试图推行简化字。1932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并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它收入不少简化字,且认为应该推行简化字,使书写处于约易。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了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字353个。1935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又采用钱玄同《简体字谱》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对日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节骨眼上,汉字改革成为敏感问题——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粗率的文字改革可能导致民族文化式微、变异,甚至崩溃。或许出于此一考虑,又为了凝聚民心抵御异族入侵,南京政府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建议,于1936年2月通令收回了这个字表。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由国家(政府)出面公布的第一个简化字表。如果简化字真有助于汉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那么日寇入侵则延缓了这一过程。


  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退居台湾后,1952年秋,蒋介石在一次宣传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汉字改革问题,并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造舆论定方案。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足未稳,既要消除日文的影响,还要抵抗大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遭到胡秋原为首的一批学者的反对。蒋介石听后,深感兹事体大,遂偃旗息鼓。


  

  由上可见,把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完全归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说法,不仅有掠美之嫌,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按我的推测,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发生,也没有后来的党争和内战,而中国一直处于较为和平的发展环境中,简化字和汉字改革运动可能也会正常进行。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因为,从今天回望过去,不争的事实是,政府确实对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做出了实绩。顺便指出,此所谓实绩,是纯粹描述性概念。它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成就;二是缺陷。


  从成就言,首先,政府在确定简化字字型上下了不少工夫。它指定了相当多专家组建了专门委员会,并通过55种报刊和其他媒介,将初步规范的简化字字型予以公布并强制推行,在较短时间内建造了一个可适用于文学、影视艺术和传媒的文字系统。从1950年政府教育部社教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1月31日将《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于《人民日报》。其间经历了1951年编制《第一批简体字表》,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 ~ 1955年审定并发表《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种种事件。应该说,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在推动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方面,政府不遗余力。


  其次,政府以简化字为工具开展的“扫盲”运动,使相当多民众较快摘掉了“文盲”帽子。尽管到底有多少人由此跨入最低识字线(据说有1亿),由于缺乏可靠数字支撑,很难说得清。还有,由于它严格按照执政党所擅长的政治运动模式进行,所以无法避免基层官员为了贪功而虚报的现象。但据笔者本人观察和知情人回忆,应当承认,其效果还是明显的。以城郊或交通较方便的农村为例,许多农民由“睁眼瞎”(一字不识)一下子变成了可认识数字,认识自己姓名,也认识人、口、手、山、石、田、土等简易汉字的“睁眼亮”。当然,如果这也算识字的话。


  再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府以简化字(结合罗马式拼音)编写了中小学课本,使大量少年儿童进入识字行列。其积极作用在于:第一,小孩子的识(简化)字活动伴随着知识启蒙展开。即,那些由简单笔划构成的字型是与相关知识结合进入纯洁头脑的,因而迅即烙印并砸实于其中,想忘掉也不行。第二,孩童识字引发并带动了成人(家长)的兴趣。当时家长虽无今天那样督促孩子做作业的习惯,但对长期生存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社会那种无知无识卑贱状况的恐惧,使之对孩子上学充满热情。只要有上学孩童,父母总是喜悦的,也总愿意随之认几个字。第三,大孩子无形中成为小孩子的老师。由于有课本作为准则和示范,所以几乎不用家长引导,在中国家庭中,高年级小孩都会自然而然地充当低年级小孩的老师。这是一种无言的力量,促成了简化字的普及。


  最后,政府以简化字为内容编制了字典(含词典),使字型最终确定,也有了统一标准。


  由上可知,不管意识形态味道多么浓重,政府对推动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的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存的和不能抹杀的。


  

  但由于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是被功利主义所驱动的,所以在推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等缺陷。


  所谓功利主义,在我看来,主要指如下动机:第一,执政党和政府急于证明自己具有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第二,急于证明比退居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在为民众谋福利方面更实在。第三,迅速达致政通人和,让民众休养生息,也使政权稳固。这些内容,从下述材料,如执政党领袖讲话、政府红头文件、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简化字总表》的《前言》,及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写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前言》中,都可看出来。


  功利主义不一定不好。客观地说,相当多是高尚的、为民众的。有一些则不如此,可能更多出于执政党和政府自身利益。问题在于,好动机和好效果之间并不总成正比。一些掺杂着浓重政治因素的动机,其效果更不能遂设计者之意。事实是,在实践中那些越急迫越强烈的动机,效果往往更差。从心理学看,这符合“动机 / 效果”之U型节律。


  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的缺陷,就由此导致。


  由于出发点被预设在快速和实用上,所以在选择字型时,被指定专家大多无意识地奉行“唯简是从”和“唯少是从”和原则。所谓唯简,即字型结构愈简单愈好;所谓唯少,即笔划愈少愈好。在此原则支配下,选用字型就较少考虑其合理性而专注于简、少。这导致两种趋向:一是在已出现的某个字的不同简体中,只选取笔划最少、字型最简单的;二是在减省繁体字时尽量将笔划减至最低程度。前者如龟(龜)、厂(廠)、门(門)、灯(燈),后者如爱(愛)、龙(龍)等。有时,甚至选用“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异体字来代替,如以“脏”代“臟”、以“板”代“闆”等。这样做的好处是,笔划少了,写起来容易了。但带来一些坏处,即误解增多了,也破坏了汉字的造字规律。


  例如,龜、龍、門、廠、燈,有的是象形字,有的是形声字。改为简化字后,成了“四不像”。今天见惯了没什么,当时却最被误解也最被诟病。有人编口诀嘲笑说:“龟无脚、龙匕首、门开裂、厂倒闭、灯白丁”。这不是中伤,是实情。再如,“爱”本为会意字,极具人类学心理学内涵。作为一种情感表露与交流,真正的爱是一种纯粹施与(如母爱、情爱等)的高尚感情。它渴望回报但并不硬性要求回报,凡施与时要求回报的不是真爱而是一种有所图的功利行为。前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款助学捐款事件,就是如此。它不尊重被施与者的尊严,一味要求满足施与者监督学子的低下心理。这是商人的放贷行为,不是爱。某些媒体反复炒作,既是对学子的侮辱,也是对真正之爱的亵渎。怪不得激起许多学子逆反,也激起如笔者这般小人物的厌恶。真正的爱必通过“心”而不是“脑”来达成。繁体字“愛”指心灵的领受,恰恰就表达了这种意蕴。改为简化字后,其本来的韵味基本丧失,变成了一个与“心”无关的莫名其妙的符号。简化字圣(聖)、了(瞭)等,也有这个问题。又如,“臟”是一个会意字,指心臟。“闆”是一个指事字,意谓家(門)有很多物品。改为简化字后,“心臟”成为“心脏”(骯脏的“脏”),“老闆”成为“老板”(木板的“板”),也都窜了味儿。


  

  马上可以取天下但马上不可以治天下,人民政府和前政权博弈中,非常明白这一点。它知道,要想政通人和,稳定政权,文化手段是必要的。与前相比,人民政府之强项在于动员和组织民众。正因如此,它很清楚民众文化上的落后状况,也清楚这和不识字有关。为短期内使民众识字,政府在简化字及汉字改革运动中不但特别注重选取字型并减省笔划,也特别注重减少文字数量。


  1964年3月公布的《简化字总表》是简化字总数的体现,但只有2238个。1962年《新华字典》第3版收字虽多,也只有七千多(其实不够七千,因为很多字被打了“×”)。拿这两个数字和历代汉字数目相比,会发现一个极大落差。据核查,汉字在秦代《仓颉》、《博学》和《爰历》三篇中已有3300个,西汉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个,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有9353个。至《康熙字典》,已达49174个。1994年冷玉龙等编纂《中华字海》,收字惊人,多达85000个。打眼一看就明白,《简化字总表》字数比秦代还少。即便《新华字典》第3版,也达不到《说文解字》的数目,遑论《康熙字典》和《中华字海》了。


  字数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参与者的随意性。从《已删除汉字字典》可以看到,删除汉字几无规律可循,达到惨不忍睹之境地。玉石崇拜是汉族特有文化,体现于文字,就是以斜玉做偏旁者非常多,但在简化字中,大部分被淘汰了,留下来的也不知依据什么标准。例如,偏旁相同、释义也差不多,为什么珺、璵、玎、璫……就必须删除,而瑛、璟却可堂而皇之保留?从笔划看,前者并不比后者更多。再如,汉字有大量以“木”、“草(艸)”、“水(三点水)”做偏旁者的形声字,为什么这个可保留而那个必须删除?还有,为什么其他字被大量删除而女皇武则天为自己制造的“曌”却被保留?


  与此同时,是政治意识形态羼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简化字和文字改革运动伴随一系列政治运动同步进行,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在这些运动中,无产阶级政治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被提倡,而非无产阶级政治即前政权的反动性和各种其他意识形态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被批判。与此相适应,简化字和文字改革运动也要突出前者拒绝后者。问题是,汉字是古代形成的。若从如上政治分类法讲,其中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绝无,前政权反动性较弱,而唯独封建主义充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领袖崇拜和“改天换地”口号等推波助澜,红色专家的自信越来越膨胀而白色专家的心情越来越沮丧。由此,在选择字型或减省笔划时就出现了一些今天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莫名其妙地制造了一些旷古未有的简化字。


  例如,“國”是一个象形字,周围的“囗”(读wei)表示界限,里面的“或”表示领域内山川风貌人口杂物等。宋元以来,它至少有两个简体字——“囻”和“囯”。若按无产阶级政治标准,任何人都知道应选前者“囻”(突出“民”的作用),但不知何故,被提出讨论的却是后者“囯”(强调“君”的重要)—— 一个颇具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意味的字。选出后,谁也不敢拍板,只好呈报上去,交由最高权威郭沫若裁决。郭采用了选出的字型,但给其中“王”字加一个点。由此可知,今天广泛使用的“国”既非繁体字亦非简化字,而是一个人为制造又暗含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字。


  

  与简化字同时出现并把成果固定下来的,是字典和词典。这里特指《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首先,这两个“典”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成,都具有权威性;其次,它们版本繁多,发行量极巨大,又具有一家一户的渗透性。这构成了词典霸权——由于字典对字的解释除字头释义外,还依靠其下所列的单词来完成,又由于每一汉字同时也是一个词,所以笔者将字典归于词典之中,统称词典霸权。


  所谓霸权,笔者指一种非由主体作主而被迫听命于客体(物)的权力。词典霸权,就是使用者被词典所主宰的一种权力。使用者好像在使用词典,其实不是,是词典在使用他。换言之,词典通过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魔力颐指气使,无形中约束或指导着使用者。在简化字和汉字改革运动中,词典霸权通过两种功能控制使用者:一是从某种政治或道德层面贯彻国家意识形态;二是利用本身具有的正字、正音功能和释义作用来确立简化字权威。两功能相辅相成。意识形态功能不仅体现于两“典”《前言》那貌似官话实则具有强制性的话语里,也体现在每一字的释义里。正字、正音和释义过程则不仅把本来可能存在的不合理部分合理化了,还可能通过阐释和例句把意识形态灌注其中。说到底,词典霸权本质上是一种由权力意志和集体意识操控的暗流,使用者被卷走不但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在游泳。


  词典霸权是很可怕的。


  首先,字数太少导致公民冠名权遭受严重侵犯。据统计,中国大陆叫“郭晶晶”的有9065人,叫“某建国”者高达96万。要知道,中国大陆只有31个省市和自治区,每省市和自治区有多少“郭晶晶”又有多少“某建国”可想而知。还有,许多家长给孩子冠名宁用四个字如“李钱一郎”或用英文如“赵C”等。为什么?不是家长弱智,而是能用者太少。在汉文化中,名字一直是家长乃至家族企盼孩子幸福的符号,所以简化字有许多不适合冠名。而适合冠名的许多字(如带斜玉、木、艸、三点水……)却被废弃。以我为例,就很尴尬。我的姓名是“李珺平”,我的毕业证和一切证书都是“李珺平”,但身份证却是“李君平”。为什么?因为计算机没有“珺”这个字。计算机没有,又因为“五笔”和“微软”是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制造的。在这两个“典”中,“珺”被标注了“×”。今天的“紫光”、“搜狗”虽有,却与中国大陆身份证管理软件系统不兼容。这意味着,一个人若生在繁体字时代而姓名又有被淘汰的字,其个人的冠名权就不复存在。


  其次,字数太少使汉语组词功能大大下降,更进一步,使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接轨的词逐渐显露头角,而使那些由被删除繁体字所组成的词被迫退出了流通领域。例如,革命、党、群众、主义、解放、运动、斗私批修、红心等被两“典”青睐而走红,而被废弃的繁体字仅仅由于被人为废弃就丧失了组词资格,至于那些由这些字组成的词也如废旧钞票一样无法再用。可见,无须秦火焚烧,只须通过两“典”,一些词就可能长盛不衰,另一些则可能永久消逝。这是词典霸权的又一功能。


  再次,字型不遵循造字规律(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而是人为选取和制造。这也导致许多混乱。例如,简化字“坝”右之“贝”(bei)不是“霸”(ba)的发音,这是声的变异与混乱之处。而繁体字“燈”、“鄧”、“澄”是同一偏旁,简化字却分为三个偏旁(丁、又、登),这是形的变异与无规律之处。简化字“别”、“冲”、“丑”、“斗”等完全改变了原繁体字“彆”、“衝”、“醜”、“鬥”的字形,这是使原识字者变成新文盲的画蛇添足之举。又如简化字“国”可能是迁就意识形态新造的,既无“國”的象形意味,也无“囻”、“囯”的指事意味。今天习惯了不再认为是问题,但当时却不知怎样阅读,边猜边读。可以设想,如果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两百多个国家华人社区推行简化字,中国大陆出现过的问题必重演一遍。这也存在于数字化过程中。最明显的事实是,简化字按拼音输入问题不大,若按字型输入速度绝对赶不上“五笔”。这不是选字麻烦,而是前者字型无规律,拆字很难。


  最后,词典霸权通过中小学课本洇散。如前已述,简化字公布后,所有中小学生课本必用。这不仅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更是政治任务。而课本中简化字的正字、正音标准,又被两“典”垄断。可谓雪上加霜。


  

  为简化字和汉字改革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还有文学和政治书。这使简化字的政治意识形态味道更浓。


  从中国大陆文学史不可绕开的“三红一创”看,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1957年出版,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稍晚,出版于1960年和1961年。与此呼应,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于1957年,高玉宝的《高玉宝》、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康濯的《买牛记》、《徐水人民公社颂》出版于1958年,而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出版于1960年。诗歌有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于1958年出版,郭沫若、周扬的《红旗歌谣》出版于1959年。从内容看,它们基本上都是为执政党提供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的,从形式看,也全是简化字横排。这些作品有合理成分,也有不顾事实者,如《徐水人民公社颂》就成为今人反思大跃进的反面材料。


  与此同时,政治书大批涌现。首先应提的是姊妹书《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前者体裁多样,有回忆录、传记、小说、诗歌和日记;其内容也丰富,有歌颂领袖、记录烈士、回忆事件等;全书共32集,创刊号于1957年出版。后者更厉害,毛泽东亲写书名,周恩来过问,朱德写序,彭德怀、邓小平审阅,刘伯承、罗荣桓、陈毅写作。从1956年征文到1982年10集出齐,历经26年。无疑,两书都有史料价值但不可高估,因为其编写目的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那些已写出但未刊登者,可能更具真实性。它们的最大功劳是推广简化字。可以说生逢其时,是活广告。


  其次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其1、2、3卷于1951、1952、1953年出版,第4卷于1960年出版,发行量极大。从统计可知,仅“文革”十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授权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 ~ 4卷)简化字本就印了近870版,发行了3.25亿套平装本、255万套精装本;解放军系统印了210版,发行了211万套平装本,308万套精装本。还有几个小插曲必须提及。1966年(“文革”前)决定出版的简化字本《毛选》,到当年下半年发行时,由于要撤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篇,做化浆处理者达1000万套以上。1967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宣布本年印制8000万套,并要求节约公文纸来满足需求,但实际印制9151万套。此前国家经委早在1966年8月就发布了《关于优先、免费运送毛主席著作的通知》,所以邮寄《毛选》(含《毛主席语录》)一律免收费用。而那个时代所有单位的所有奖品,也无不是《毛选》。由此,《毛选》进入所有家庭,甚至一家多套。


  《毛选》(含《语录》)是推行简化字最得力的出版物之一。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可以不读小说诗歌,不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但谁敢不读《毛选》和《语录》?从城市到农村,到穷乡僻壤,到边防海疆,墙上、横幅上、门楣上,哪里没有毛主席语录?它们在灌输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体现了简化字的霸权。


  简化字与文学和政治是互动的。前者借后者得以推广,并最终取代了繁体字,但无形中也成为阶级斗争的符号。对简化字的态度,已悄无声息地转化为政治态度。在某些学者心中,能否抵制它是能否保持个性和自尊的唯一手段。例如,始终抵制但未出事的有唐兰、陈寅恪和钱钟书,也有吴宓(其遗言虽未要求著作必以繁体字竖排,但毕生使用繁体字,也要求家人好友学生必用,否则不读不复)。但在政治激进分子眼中,是否使用简化字则是衡量敌我的标尺。陈梦家这个新月诗人、古文字学家就因反对文字改革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不堪忍受折磨于“文革”时期自缢身亡。这也发生在《毛选》身上。有人认为,1963年《毛选》合订本书名未用简化字是“复古”,还认为“東”字中间断开是反毛阴谋。它还传染了台湾地区。自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后,台湾也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从打算改革汉字变为坚守繁体字。在胡秋原建议被采纳后,台湾方面斥简化字为“忘本卖国”,是意识形态问题。


  

  简化字和汉字改革运动有利有弊,不可全面否定也不可全面肯定。从好处讲,这是一次由执政党和政府出面充当伏羲的尝试,有历史功绩。它顺应了宋元以来汉人简化文字的要求;它初步建立了一个简化系统,使之成为联合国一种通用语。但也有致命的问题:第一,字数少;第二,结构无规律可寻;第三,通过词典霸权和文学及政治书的强力灌输,具备较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第四,客观上,也是目前大中华文化圈和谐汉字的障碍之一。


  好处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改不掉。缺点可分两类:一类是简化字本身的;另一类是衍生的。


  前者由某些被指定专家造成并寄生于简化字母胎之中。如前所云第一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专家被指定为伏羲而且也自认为是,其实却不是。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揣摩鸟兽之迹,以意象图之,然后予以改进,但这些人却不如此。他们显然不比伏羲聪明也经不起实践检验,但胆量比较粗、权力比较大,敢把较为草率确定的字型迅速交给《简化字总表》颁布,并用两“典”予以认定,以此统一文字,并与香港、澳门地区的“资本主义”,尤其台湾地区的“反动派”划清界限,也与生活于不同制度下海外两百多个国家华人社区相区别。在他们看来,这和秦始皇“书同文”一样伟大,所以在各种报刊中自我表扬。有些肉麻的话,在今天有些垄断的词典审定部门和出版社的广告词中,还屡屡见到。还有人把参加简化字和汉字改革运动算作一生独门功劳,对它不作任何负责任的反思就写入回忆录,完全无视简化字在民间流传的千余年历史,也彻底否定其中所羼杂的负面问题。有人说,话说千遍就是真理。我认为不是,只会障蔽真理,并使海外一些平和学者藐视并抵制简化字,且影响其流传。


  后者由文学和政治书造成并寄生于当代汉语之中,如前所云第三与第四个问题就是。首先,被汉民族创造并使用了数千年的汉字在遭遇删除、篡改和生造后,元气有所斫伤。简化字好像通俗了,却较少典雅味道了,也更不像汉字了。有些字今天不觉得奇怪当时却被讽刺为日本字、韩文。其次,随着许多字被取消,原先那个雍容娴雅、颇具女性气质和温柔意味的汉文表意系统被摧毁了,而那些代表政府意志并由专家讨论出来的字,却构建起一道道新风景和一种种简陋文风,承载了“革文化命”的任务。继“三红一创”、《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毛选》后,“文革”顺势来临。“两报一刊”的霸道、“毛文体”的单调、 “献忠心体”的恶心、个人检查和大批判文风的可憎……哪一样不由这个仅有数千字的简化字系统扮演?可以说,到20世纪70年代末,简化字已是一个被严重污染的领域!再次,简化字塑造了一批性情较为粗鲁和大脑较为简单的群众。由于它与政治运动同步,与文学和政治书发行同步,并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起运行,在互为表里、互相呼应后留下两种发人深思的遗产:或是动辄举国一致愤怒声讨的群众,或是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群众。前者是不会表达,后者是不敢表达。但双方有共同点,就是把个人淹没在集体中。“文革”的领袖崇拜和政治热情都离不开程序化语言,而所有程序化语言都由简化字书写。这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在它之外形成另一种表述,而这种程序化语言的思想和感情却可以自动与政治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和思维常态。当他说某句话时,自以为是个人的,实际却是集体的。


  

  要和谐汉语,必先和谐汉字;要和谐大中华文化和文学,亦须先和谐汉字。这就是说,正视并解决简化字问题并与繁体字沟通,刻不容缓。


  如何和谐汉字?


  我认为,简化字不宜废除。这不是因为它已被联合国和新加坡采用,而是因为它具有一定优势。第一,若褪掉意识形态色彩看,它确实是宋元以来汉字自然演变的一个结果,适应着现代化进程。第二,它笔划较少,不管手写还是印刷,近看还是远观,都比繁体字清晰。第三,从操作讲,废除更不可取。作为推行了几十年的一种事实文字,一旦废除将可能导致大面积新文盲且不合民心。然而,它作为一个先天不足又被“文革”污染过的系统,又不得不改革。改革才有出路,才有生命力,也才能获得大中华文化圈的认同。要改革,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就是让它回到自己的源头活水(繁体字)中被浸泡被滋润,然后像凤凰涅槃那样浴火重生。


  具言之,即:短期内采纳“用简识繁”手段,但它只能过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还应:第一,从繁体字“激活”一部分字补进两“典”,以挽救与矫正字数太少所导致的干瘪和枯槁现象,恢复汉文的优雅姿态和温润表达力,也利于冲淡“文革”意识形态的浓重味道。第二,清理文字系统,从繁体字选择合适字体,来代替那些不符合造字规律的字。第三,把由专家制造并由领导批准的字予以废除,使之成为能被整个华人文化圈乐于接受而又不反感的系统。这样,既可解决娘胎里带来的问题,还可消除极左政治和极左道德的污染,工程量也不大。我认为,1997年新一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版)已有所改进。它虽无法解决诸多问题,但谨慎多了。它收字较多,也不轻易在字后打“×”。在汉字输入上,我认为,“紫光”和“搜狗”相当好,字数多,尊重繁 / 简并存之权利,远超“微软”。这可能代表了繁 / 简融合的新方向。如果统计就会发现,新时期文学凡口碑好的作品,多少都恢复并使用了部分繁体字。


  有人认为,文字是工具,改革与否并不重要。这是一种糊涂看法!筷子、武术是不是工具?但背后蕴涵着民族文化。饭每个民族都吃,身每个民族都防,但如何吃、如何防却体现着文化。筷子和武术,体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刚柔哲学和文武之道。汉字也一样,更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其背后,蕴藏着汉民族千万年进化的信息。很多民族的消逝,都是从文字衰亡开始的。


  噫嘻,噫唏兮!


  李珺平: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朋友 图片 表情 草稿箱
请遵守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