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成:科学阐释汉字,打牢语言文字学基础

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刊发了徐健顺、秦佳佳写的《四大字典该“变”了！》，文中提出“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字典改良”。该文的许多看法似是而非，有待商榷。

文章首先谈到《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排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是按照英语26个字母的顺序排列的，然而就我已知的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几部字典，他们在编本族的字典却并没有依据另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去排序。”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两本辞书排序的依据是汉语拼音字母而非英文字母。，不是“另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其源自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也叫罗马字母），对于汉字汉语走向信息网络时代、走向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两本辞书的排序，文章说：“如此一来，汉语、汉音、汉字的所有规律性都会被打乱，我们无法从这两部字典中看出汉字音形义一体的体系、汉音与语义的规律关系、汉语的读法含义等等内涵。”其实，汉语文辞书有多种检字法，不管使用哪一种，汉字的其他属性都不受影响、不发生改变，自然不会使“汉语、汉音、汉字的所有规律性都会被打乱”，也不会“无法从这两部字典中看出汉字音形义一体的体系”。文章几次说到“汉字音形义一体的体系”，和汉字学家说的“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含义不同。汉字记录的是汉语语素，而语素是音义结合体，因此汉字既有形又有来自语素的音和义；拼音文字的字母则只有形和音，没有义。例如：汉字“书”，形是4笔，音是shū，义是“成本的著作”；而英文的字母b，形是b，音是双唇浊塞音，没有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采用拼音字母排序，汉字音形义一体的体系丝毫不受影响。一本辞书总要有固定的排列法和检字法，如果否定音序法，却没有提出任何一种替代的方法，我们以后还怎么编辞书呢？

文章说：“以语音为核心是中国古代字典的固有传统。”“汉朝时候的字典有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除了《说文解字》是形旁系统，其他的字典都是声训系统。”“南朝之《玉篇》，隋朝之《切韵》……，无不遵循语音核心的体系。”这些观点也有待商榷。

第一，中国古代字典并不是以语音为核心，而是以训诂为核心，目的是解释字义。王力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语言学史》中说：“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印度在纪元前2世纪或3世纪产生了一部梵语语法（巴倪尼语法）。中国上古时代不需要这样一部语法，因为汉语是分析语，很少形态变化。在梵语语法中，语音是语法的组成部分，所以语音学在古印度也很发达。中国则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学的产生也要晚一些。只有训诂学是最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产生了。”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汉语辞书。

第二，《说文解字》使用的字符主要是意符和音符，而不是形符；扬雄的《方言》是用通语解释方言词汇的，不是什么声训系统；刘熙的《释名》用了声训，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在汉代以至后世的字书里都不占优势；“南朝之《玉篇》”仿照《说文》用部首排序，怎么也变成了“语音核心”？

文章说：“‘形旁表义，声旁表音’，这不是我们传统的表述方式。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都是表义的，声旁还兼表音，形声字仍是音形义的一体。”这与《说文解字》关于形声字的定义“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并不相符。符合文章说法的字不是形声字，而是会意兼形声字。例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文章说：“汉字从象形开始，进行反复叠加，始终坚持着音形义一体。在别的民族都束手无策、退而求其次的时候，只有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条可以发展象形文字的路。”汉字的发展有许多规律：从字体说，由先秦的篆体到秦汉以后的隶体和楷体；从造字法说，从先秦的“六书”到隶变后产生了记号字和半记号字等，但不是只靠“反复叠加”，走的也不是“发展象形文字的路”。世界文字有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语素文字，或称意音文字，另一类是以英文为代表的拼音文字。这两类文字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适用的语言类型，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互不取代，独立发展。至少在目前，它们都充满活力，为本民族社会服务。汉字不是万能的，而拼音文字也并非“束手无策”“退而求其次”。比较文字学还很年轻，许多文字的奥秘还有待我们去研究探索。

文章说：“我们未来一定要改革这四本字典……让我们去编辑新的也是真实的汉字字典、词典和汉英词典。”建国以来，我国辞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辞书主要门类大体齐全，而且有一批高质量的作品。中国辞书目前的状况与国家发展的需要大体适应。以汉字字典为例，既有供学术研究使用的多卷本《汉语大字典》，也有供非专业人员使用、收字量不同的汉字字典，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选用。这些都是真实的。社会在发展，汉语汉字也在发展。我们是辞书大国，但还不是辞书强国。要想尽快使我国进入辞书强国之列，有许多条件。单从学术上说，要抛弃似是而非的种种臆说，科学地阐释汉语汉字，把语言文字学的基础打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