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
裘锡圭 沈培
三、古文字研究
(三)秦系文字研究
秦系文字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秦代文字。
建国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秦系文字的材料不断发现，其中简牍文字资料占有相当的数量。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其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秒、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二种，是战国末期至秦始皇时期之物。同年12月至1976年1月又在同地四号秦墓出土了家书本牍二件。此后，秦系文字的简牍资料陆续有所发现。如1979年至1980年间四川青川县发现的木牍、1986年9月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竹简、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发现的简牍、1993年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发现的竹简等等。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杜，1990)，发表了1975年底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简，对研究有很大推进作用。到目前为止，以这批秦简为资料的文字编已经出版了三种(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杜，1993；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
由于大量用古隶书写的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的发现，大家才认识到早期隶书的真正面貌，并且认识到隶书不是秦统一后在小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战国晚期的秦国，以秦国文字的简俗体为基础而形成的(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1期；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2)。这在隶书的研究上是一个突破。有人对小篆到隶书的演变作了专门的研究(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还有人对隶书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任平《说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秦系文字的金文、石刻、陶文等资料，也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金文方面的主要著录有：罗振玉《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年石印本)、容庚《秦汉金文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1931)、《金文续编》14卷(商务印书馆，1935)。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按时代顺序安排秦系金文资料，全书合计收器270件。考释中对已有成果加以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见解。 秦石刻文字的著录主要有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编》(科学出版社出版，1957)。大家对石刻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石鼓文上。、杨寿祺、马衡、唐兰、张政烺、郭沫若都作过研究。近几十年来，石鼓文的时代是讨论的热点(参看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考古与文物》1981，4；裘锡圭《关于石鼓文时代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1；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1997)，其中徐文主要根据石鼓文的形体特点论证其年代是春秋中晚期之际，这一结论比较有说服力。陕西凤翔南指挥一号秦公大墓曾出土一批石磐，铭文残存100余字，对研究石鼓文的时代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有人公布了它的资料并作了研究(王辉、焦南锋、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磐残铭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研究2分，1996)。秦文字中另一种有名的石刻是诅楚文，较早的有郭沫若《诅楚文研究》(作于1947年，1982年与《石鼓文研究》合并出版)。近年有人对它的时代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辑，1982；陈伟《诅楚文时代新证》，《江汉考古)1988，3等)。
秦陶文的研究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1914)、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及《补编》(拓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64)是比较早的著作。比较新的有袁仲一编写的《秦代陶文》(三秦出版杜，1987)。此书收集了很多陶文拓片，还附有字表，便于使用。著名的秦封邑瓦书也有人进行了比较深人的研究(参看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14辑，1986；黄盛璋《秦封宗邑瓦书及相关问题考辨》，《考古与文物》1991，3)。
秦玺印、漆器文字、货币等也有人作了研究。
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收入了一些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文字的字形。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对出土的秦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可惜此书摹写错误太多。
秦代之后的篆文资料也有人搜集整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及《补遗》(同上，1982)，还有施安昌的《唐代石刻篆文》(紫禁城出版社，1987)。
(四)战国文字研究
这是古文字学中较晚形成的一个分支，民国以来才发展起来。二三十年代，丁佛言、罗福颐、顾廷龙、丁福保等人编写了《说文古籀补补》、《汉印文字征》、《古陶文孴录》、《古钱大辞典》等有用的工具书。解放后，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人对促进战国文字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一二十年来，一大批年轻学者又继续努力，使得战国文字研究的局面显得生气勃勃。在对战国文字作比较全面、系统的慨述性论著中，以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为最早(上、中、下，《文物》1959，7、8、9)。其后，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15辑，1986)是从构形学角度对战国文字进行的比较全面的分析总结。八十年代末出版了第一部战国文字通论性专著——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现在，研究者对战国文字形体的特点及各地区文字之间的差别，已有了较前深刻得多的认识。但是战国文字各种资料比较分散，迄今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集中的资料书，对于研究者十分不便。关于战国文字的研究论著数量十分繁多，难以列举，下面我们的介绍只提出一些主要情况。
1．战国金文研究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河南洛阳发现古墓，出土了魏国标准器辟羌钟，还有一些东周的容器和金银器。许多学者如刘节、唐兰、郭沫若、徐中舒等人都有专文考释。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有铭铜器30多件，其中蓋笂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这批铜器为战国晚期的楚文字确立了可靠的标尺。唐兰、郭沫若、胡光伟、刘节等人都有文论述。五十年代在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墓，出土了许多有铭青铜器。陈梦家、孙百朋、于省吾、殷涤非、朱德熙等人都作过研究。1957年、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了五件楚鄂君启节，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对于节铭的释读以及其中涉及历史、地理等问题，郭沫苦、于省吾、商承祚、黄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人的文章可以参考。1971年在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韩国兵器200多件，提供了一大批有铭文的标准器，为韩国文字和兵器断代提供了极好的材料。郝本性、黄盛璋等人曾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发掘了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有铭文的器物。其中“平山三器”很重要。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勒、李零等人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张守中还编写了《中山王 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摹写准确，方便实用。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编钟、编磬等许多有铭的青铜器，文字数量很多，内容十分重要。青铜器铭文共三干多字，六十四枚编钟，个个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总字数达2800左右。不少学者都发表了讨论文章。
2．战国竹简研究
战国竹简是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资料。已发现的战国简牍文字基本上都属于楚国(包括曾国)。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在湖南长沙(五里牌竹简、仰天湖竹简、杨家湾竹简)河南信阳(信阳竹简)、湖北江陵(望山竹简、天星观竹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的内容大部分是送葬物品的记录，小部分是为病者占卜祷祝的记录，只有很少是古书。八十年代以来有新的重要发观，如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简中有记事、司法文书、占卜祭祷和遣策，对于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情况很有价值。1994年底在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老子》等竹简典籍，这是通过正式发掘而发现的古书，十分珍贵(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近年来的楚简研究，在古代简册的制度、职官和器物的考订以及奇字难句的释读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岳麓书社，1997)对楚国文字作了穷尽性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李书后面附有《楚简帛文字资料研究论著目录》，可以参看。
战国竹简的文字编也出版了好几种，如郭若愚编著《战国楚简文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包山楚简·字表》，滕壬生著《楚系简帛文字编》(收入《楚学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商承祚编著《战国楚竹简汇编·字表》(齐鲁书社，1995)，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葛英会、彭浩《楚国简帛文字编》(日本东方书店，1992)，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
3．楚帛书研究
楚帛书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不久即被蔡季襄购得，并于1941年写成《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研究楚帛书的著作。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主要根据蔡氏的石印本和美国佛利尔美术馆1952年拍摄的照片，并根据这两种底本，相继复制了几种复制本，但成果不大。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研究中有一些重大的进展。自从六十年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拍出红外线照片以来，由于字迹较前大为清楚，研究工作有明显进步。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举办了“古代中国艺术及其在太平洋地区之影响”的学术座谈会，会后出版了以座谈会命名的论文集。近年来，帛书文字上的部分疑难问题又得到了解决。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及《补正》(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7届年会论文，1988)以及饶宗颐和曾宪通合编的《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是比较全面介绍楚帛书研究情况的著作(参看曾宪通《楚帛书研究四十年》，见《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曾宪通还编写了《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该书初稿附于《楚帛书》一书)，对于了解帛书的情况很有帮助。
4．战国陶文研究
吴大澂是最早考释古陶文字的学者，他的说法见于所着《说文古籀补》。1936年。顾廷龙编《古陶文孴录》是第一部古陶文字典。其书对于某些带关键性的常见字的考释有所突破，过去无法理解的一些文辞得以通读。李学勤《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齐鲁学刊》1982，5)、郑超《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古文字研究》第14辑)是比较全面的综述性文章。收集陶文的书，旧的有刘鹗《铁云藏陶》、周进的《季木藏陶》、陈介祺《簠斋藏陶》。丁佛言和强运开的《补补》和《三补》都收有不少陶文。其后，有金祥恒的《陶文编》。新出版的资料书和工具书，主要有高明的《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以及高明和葛英会的《古陶文字征》(中华书局，1991)。
5．战国玺印文字的研究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印谱出版了很多。解放前有黄濬的《尊古斋印存》、、陈宝琛的《澂秋馆印存》等。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也比较重要。它特别注重收录和考释玺陶文字，认出了不少难字，可惜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1930年出版的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征》在当时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解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出版的印谱有《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印选》、《天津市博物馆藏古玺印选》、《吉林大学藏印选》等。这些新出的印谱所选一般比较精，数量多，种类广，断代准，多数印谱有释文，有的还加简单考释。王人聪编纂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选》、《新出历代玺印集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二，1982)，也是两部重要的玺印著录书。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和《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系据《古玺文字征》修订而成)，两书相互配合，为古玺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此外，还有康殷、任兆凤主编的《印典》(1—4册)(国际文化出版社，1993—1994)，它从一百多种印谱中采选了4万余方古印(包括一些封泥)，其中有不少是战国古玺。此书的特点是编排以单字为纲，在每字下(少量常用字除外)收有出现此字的全部古印的整方印文，合印谱与玺印文字编于一书，资料集中，便于使用。但误收了一些伪印，需要注意。关于古玺的通论性著作有罗福颐、王人聪合著的《印章概述》(三联书店，1963)、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曹锦炎的《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以及叶其峰的《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王献唐的遗著《五镫精舍印话》，有179篇短文，内容丰富，涉及印学很多方面。他的另一部《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也有对古玺和汉印的分析考释。古玺的分国研究也有进展。叶其峰《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3)是较早涉及战国官玺国别研究的一篇文章，文中考释了一些官玺，从文字和职官上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尤其是关于官玺国别的意见，有很多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他的这方面的见解在他新出版的《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也可以看到。专门考释古玺文字的文章非常多，精彩纷呈，不可胜举。
6．战国货币文字的研究及其他
1938年，丁福保编有《古钱大辞典》(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出版)，分总论、上编、下编三部分，上编是古钱图，广收先秦刀币，下迄清末圆钱等。下编是古钱辞典，包括刀币、圆钱、压胜支钱三类。后来、丁氏又刊行了《古钱大辞典拾遗》。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曾编《先秦货币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但书中有许多形体属于当释不释或隶释错误的。八十年代出版了几种较大的资料书和工具书，代表性的有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和张颔的《古币文编》(中华书局，1988)。后者选材较谨慎，编排较为合理，注意吸收新成果。王贵忱的《三孔币汇编》(1985年自印本)，专门集录三孔币，十分完备。很多学者如裘锡圭、李学勤、吴振武、李家浩、何琳仪、黄锡全等人都有不少考释货币文字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林巳奈夫对楚国货币中旧释为“郢爰”的“爰”改释为“称”，这在货币文字研究中是一个贡献。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方面研究以外，战国玉石文字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见陈邦怀《战国“行气玉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黄盛璋《平山战国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8辑，1983等)。
对研究战国文字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二书，也有人作了整理和研究(见李零、刘新光整理《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华书局，1983；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过去对《汗简》不甚重视，但其中不少字形从地下发现的资料证明是有根据的。因此今天对《汗简》一书似有重新估价的必要(张颔《中山王 器文字编序》；何琳仪《战国文字与传抄古文》，《古文字研究》15辑，1986)。 一般认为属于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也有人认为属于战国早期，所以这里也附带介绍一下。这是指1965年底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发现的5000余件写在玉石上面的“盟书”，它对于研究春秋晚期的字体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情况有重大意义。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发表了其中比较完整的600余件，并对它们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一些专家也发表了有关的论文。此外，现属河南温县的西张计村，在三四十年代就发现过盟书(当时此地属沁阳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发现了大量墨笔写的盟书(参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3)，时代跟侯马盟书相近，这批资料对研究晋国历史非常重要，可惜至今还没有全部公布。
在这一节最后，我们附带谈一下对汉代以后、清代以前的文字的研究情况。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一直不多，直到近几年来才有所改善。1930年刘复、李家瑞合编《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从宋代以至清代同治年间刊刻的12种书中搜集俗字1600个(不计重体)编成字谱，是研究文字俗体和汉字简化的重要史料。但该书对正俗的判断时有失误。唐兰对俗字的研究比较重视，1934年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创立“新文字学”，其中就倡导俗字的研究。1949年他在《中国文字学》中又指出：“俗文字在文字学史上应该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后，随着简俗字的被重新认识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讨论简俗字的文章，并出版了《简体字原》(易熙吾，中华书局，1955)、《简化汉字字体说明》(陈光尧，中华书局，1956)等探讨简体字来源的专著。蒋礼鸿《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杭州大学学报》1959，3)对俗字与正字的关系、俗字研究的现状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俗字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等作了分析和阐述。但此后一直反映不大。台湾学者在这方面比较早地作了一些具体工作。1978年，潘重规偕弟子王三庆、曾荣汾、郑阿财等十余人编辑出版了《敦煌俗字谱》(台北石门图书公司)。此书共有2546号，收录了大量唐五代前后流行的俗字异体，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写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仍嫌取材过窄。八十年代以来，俗字研究渐渐多起来，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敦煌卷子所用文字和其他唐代文字上。晚明刻本小说用字也有人进行了研究，其中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荣的《文字问题》主要讨论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等晚明刻本小说用字及其演变情况。书中对许多俗字的渊源演变作了深入的分析，对与俗字有关的字形分化、繁化、类化、改换偏旁、增减笔画、同音替代和音近替代等问题作了独到的阐述。1988年，曾荣汾《字样学研究》出版(台北学生书局)。所谓“字样学”，作者认为是“研究文字书写法式诸种问题之科学”。此书有补充空白的作用。有些古籍整理的书也涉及俗字问题，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作者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俗字学的各种知识，还通过对大量俗文字资料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现象，指出了语文著作中与俗文字有关的很多疏失，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张涌泉还出版了《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一书。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敦煌俗字研究导论”，下编为“敦煌俗字汇考”，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精确的具体考证，是俗字研究的一个新收获。
四、结语
迄今为止，汉语文字学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汉字学各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有人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各个分支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具有质量相当高的论著出现。汉字学的研究历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例如注意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字学，注意传统文字学研究和古文字学研究的结合，注重加强对汉代以后、现代汉字以前的各代文字在字形和结构上的特点以及用字特点的研究，注意语文实践对文字学提出的要求等等。尽管这样，汉语文字学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例如文字学的基本理论还需要丰富完善，文字学的断代研究还很薄弱，很多汉字形音义变化的“历史”还不十分清楚、各种汉字资料还需要全面的、科学的和现代化的整理等等。我们期望下一世纪的汉语文字学研究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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