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
父亲走后的这一年,我时常梦见他。最初老是梦见他生病的样子，只觉心中难受，到醒来，悲意再也忍不住，从心底漫至全身，终至嚎啕；近来倒是更多梦见他安静看书的日子、慈祥看着我微笑的样子，恍若往日重现。
来源：我家住在资江边
作者：刘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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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八岁母亲去世便随父亲一起生活。他是家乡一个区高中的教师，解放后先是在私塾小学当了一阵校长，后被教育局直接派去上了大学，笑说那时候大学招生名额比高中生数目还多。学的是历史，但他工作后经常教的是语文，偶尔有需要时也上上地理课。那时代学校的居住条件自然不会很好，我便随他辗转居住在不同的宿舍里。
一处宿舍是学校大礼堂舞台边上的小间，边上是一排学生浴室、还有猪栏。白天还好，晚上礼堂空荡荡、黑漆漆、黑暗就着想象的翅膀在小孩子心中滋生出无限恐惧。我很怕一个人睡觉，总觉窗台、床下随时会冒出一个人来，也不敢和父亲说。他是个很平和的人，面容清癯、说话轻言细语、从不起高声，但话很少、表情有些严肃、腰板挺直，让人隐然生出一种敬畏。我想他大抵理解我的恐惧，便很少出门，他背课、我写作业，房间里只听见笔在纸上沙沙划动声，做完作业我便自己收拾上床睡觉，一切均在静溢平和中进行。
偶而他会在我睡着之后去其他同事宿舍处聊聊天、打打麻将，一日我被他回来的开门声惊醒，他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盛着红色液体的杯子，见我醒了，便招呼我喝。原来是朋友家有喜事，奉上难得的葡萄酒，他想着我未尝过，便带了回来让我舔一舔。我亦步亦趋跟着父亲，他外出时，我便在学校大门口的铁门栏杆上等他回来，全校都知道刘老师身后跟着的小尾巴。
另一处宿舍是教室里面的小套间，每次进房间我都得蹑手蹑脚从教室后排穿过，生怕惊动了上课的同学，惹他们逗我。房间里可以听见父亲用一种在一片湖南乡音俚语中稍显突兀的普通话给学生上课，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与平日的沉静寡言形成鲜明对比。按现在标准，他的普通话自是不会太好，多年后在我的婚礼上他的致辞也没什么人听懂，但他一直坚持了几十年，跟着收音、广播学，只是单纯觉得语文课就应该用普通话教，这是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素养。
早晨的时候，经常听见他读诗，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朗读，而是一种唱读，在每个诗句后有轻微调子上扬，曲调美好，我很喜欢，后来在电视上看叶嘉莹先生唱诗，便很感亲切。他也写诗，我看不懂，只觉字迹工工整整，看着很是舒服，后有不止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正是从父亲处得到启蒙、开始写诗，成为一辈子爱好。我想作为一个老师，他听到这话，应该很开心。
童年的生活自由、美好。那时没现在孩子这么多作业，父亲一方面太忙，另一方面也是个性所致，对我的管理极为放松。我少时性极顽劣，夜晚和小朋友躲到阴暗处吓唬过路学生；把学生的笔埋在沙坑里让他们去找；爬树钻洞、满操场乱飞，身上不见一件工整衣服，根本不像一个女孩子。“刘总司令”、“白骨精”、“谢莉英”（街上一疯子）之类的绰号便是由此而来，父亲对此总是不置一词。
一次姐姐们也说我捣乱，他难得的开了口，说“你妹妹淘是淘，却不害人”。他管理孩子自有他的一套，害不害人是一条底线，不乱发脾气也是一条底线，除却这些，他的包容度很高。学习不会催，成绩单不给他看不会主动要看，问他题目，他说你自己去想。“学习是一件自觉的事，你催他又有何用？”，这是他的理念。
学习尚且如此，穿什么衣服那更无所谓。我自小就对衣服之类无多大审美，于当时当地女孩子喜欢的花花绿绿更是不惯，整日穿着黑的、灰的、斜挎着衣服到处乱窜，姐姐们念叨我几句，父亲听多了，便会无奈的回她们一句：“她自己喜欢，你管她穿衣服又是为什么呢？”。
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个现代教育不断呼吁的理念，在几十年前我父亲就执行得非常彻底。不止生活习惯如此，后来到了更大的决定时，如中考时选读中专还是高中、高中选文科或理科、结不结婚等事情上他也从不多话。不是没有过不同意见的时候，高中分科我受文科生都很蠢的错误理念引导要选择理科，父亲只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历史、地理很好，学文科好一点。”，但他平和的接受了我的决定。
第一次高考果然碰壁，化学、生物分分要我的命。我从学校得知分数，想了几分钟，回去告诉父亲我要转向，父亲一句话未问，便转身给我去借文科的书。复习两月、又逢高考改革，文理分科变成“3+1”，丢了历史又去攻地理，至此我把所有科目都学了个遍。考试前几天，由于紧张去看电视，看得太多难免愧疚，父亲玩笑地说：“没事，别人也在看。”这真是我听过的最有效的安慰。所幸这次还是上了大学，于此事中也真正体会自己做事自己当、凡事不后悔的行为准则，自我评估算得上我性格中少有的优点。
玩啊、闹啊，孩子的世界里没有烦恼忧愁，可是对于大人而言，生活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衣服脏了要洗、破了要缝、烂了要买，吃喝拉撒的事一大堆。小时候我吃饭最积极、食堂铃一响，我便冲向食堂，因为那桶酸菜汤上浮着一层油，去晚了就没了，只剩下清水。吃饭的时候我和父亲一份菜、二姐三姐一份菜，我总是每次眼睛盯着菜，边小心瞄着父亲，吃不了几口就会问：“爸爸，你吃饱了没？”，父亲总是回：“我吃饱了”，我于是迫不及待把剩下的菜全倒进自己碗里。
六一儿童节来了，学校活动要准备白衣蓝裤白球鞋，学校的几位女老师给我送了一套，我就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我对生活之艰难毫无感觉，直至有一次我羡慕三姐有新华字典，九角钱一本，便磨着父亲要一本。磨了几周，父亲终于起了高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难道不能和你姐姐共用？”。
父亲这人的修养是人人称道的。他不打孩子，每次我们顽劣到极致让他终于忍无可忍，他就瞪着眼、咬着牙、举起手，等手掌放下时已变成掐指、到皮肤上就变成指间一条缝，挨着了像是被蚊子盯了一小口。非但不打人，重话都没有。我搜尽几十年记忆，也只想起三句，这就是其中一句，我于是便知道我让他为难了，隐然感觉《新华字典》的费用于他真是不可承担。
我是直到成年，有一次在给他整理东西时，无意中发现当年的一份记账本，一分钱一分钱的记着所有的花销，才深刻感觉当年父亲以一份教师工资养活三个读书子女的艰辛，不禁泪如雨下。然而对这一切他只字未提，他从不说要我省钱，甚至“钱”这个字都不提及，我于是对生活一直没有焦虑感，后来还被朋友笑称“穷人家出来的少爷”。
以我对父亲的理解，在他的理念中，抚养子女是他的责任，那就承担；既是他要做的事，便去做，抱怨诉苦毫无必要、牵连到无辜子女更是过了；所有的事他基本都如此处理，所以我没听过他的任何怨言牢骚，甚至于对他人的评价也少之又少。他生活工作中碰到什么事、有何烦恼？他一律不说我们也一律未知。
他从容、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做着所有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但你看不出，在他书生的表象下实在有着常人难及的坚韧、隐忍、豁达；七十岁生日时，他写下一手诗，里面有几句“被运动，弄得糊糊迷迷；给生活，压个支支离离”、“暮春当朝晖，身板儿归了自己”算是他自己对几十年辛苦生活的回顾及终于卸下责任后轻松心情的表达，一次极罕有的情绪流露。
初中的最后一年，由于宿舍紧张，我们居住的两间小房必须腾出一间给新来教师住，我便搬进了学生宿舍，但依然每天相见。从母亲去世到初中毕业离开家乡，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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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进了县城，和父亲的见面便由每天变成每月一次。这时他已正式退休，接受了另一所高中的返聘，以挣取我的学费。他的教学水平是很高的，曾经作为优秀教师在县里给其他老师做巡回指导课。每月领了工资他便第一时间乘车给我送去学校，我也是一到时间便盯着门口等待他的身影出现。他本质上并非情感丰富敏感之人，颇有洒脱之风，不耐烦像其他父母一样带吃的用的来表达关心，只给钱。
可能觉得我对吃的有期待，一次带给我一瓶红辣酱，原来是到了校门口想起便在小店给我买了一瓶。我每次回家，他也是不说一句，立即给我煮上一份烂烂的面，是我喜欢的口味。我们也喜欢一起去街上大桥那家吃水饺，吃完就回家，一路上也不需要说话，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走着，十分默契。
我后来上了大学、然后读研、工作、考博，一路东进，离家乡的父亲越来越远，我俩的联系只剩下寒暑假及平时的书信。他的信写得极为精简，通常不超过一页纸，却能将家中诸如侄子成绩、园中蔬菜长势等大小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基本一两句话一件事，从无废言。一如他的人，细致周到却又洒脱、毫不拖泥带水。我至今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二十几封书信，见字如面，每读一次感觉就和父亲重新再一起。
父亲的信虽然很短，但我感觉到他的一些细微变化。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到上海读研，一个月后收到父亲的信，信中写道“我想了很久，我当时应该去送你的”，我想可能因为年纪，也可能因为感觉肩上压力减轻，他开始放松、流露出情感。
在这之前，我们姐妹多少对他有点敬畏，不敢和他说笑或过于亲近，他有一次有点伤感地在给二姐的信中说我们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我们姐妹感受到他的心情，于是开始和他说笑、抱他、搂他、撒撒娇，我们试图让父亲大笑一次，但每次都失败了。
他总是平静地看着我们，微微地笑着，越来越慈祥，然而我心里知道他是满足的。孩子们都上学、工作了，然后孙子辈也长大了，他彻底放下所有压力，开始享受生活。看看报、写写诗、种种花草、做做家务、偶尔到几个老友那儿聊聊天，这是他喜欢的生活，颇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乐。
他做事，认认真真，但不强求结果，所谓“尽人事、听天命”，讲究顺其自然、无欲无求。在村子中转，看见谁家忙，他顺势帮一把。随家孩子考第一名了，他就奖励一下。谁家没钱了，借到他处，他都借，又从不催人还，说“他有了钱，想还你，自然还了；他没钱、不想还，你催他又有何用？”。
于钱一事，尽管大半辈子饱受短缺之苦，他出奇的洒脱，身上经常不留半分，孩子们读书用在学费上；孩子们读完书了，就用在家务上，哪个要就给谁，从无半分区别。我工作之后嫌教师工资低，他还写信给我“钱虽重要，但不要做钱的奴隶”。但他怕老了之后给我们添负担，十分注意身体，做做操、学学穴位按摩。看见我们累了，有时便给我们按按手。
这是他和我们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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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时候，电话已经普遍，和父亲的书信来往变成了电话联系。父亲的电话和信一样，简短，二三分钟不到就结束，我说他听，等到我觉得电话费不贵的时候，我便没二三天给他一个电话报报平安，可惜到最后这种联系也断了。
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患了老人的病。最初我们注意到他日渐沉默，老是带着一个手绢。我私下问他，他有点担心地说他有点说话控制不住流口水，太难看，怕我们嫌弃，便不想说话。我说我们那么爱他，怎会嫌弃，但他感受到极大压力，越发沉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不愿出门。到后来，他的病已十分严重，记忆力急速退化，已不太认得始终陪在他身边伺候的大哥。幻觉困扰着他，由于严重的不安全感，他变得有些焦虑焦躁，前所未有的偶尔起个高声，但仍然听不到他说任何粗话。
我增加了回老家看望他的频率。一次回家，家人问他：“宇辉去哪里了，想不想她？”，他回答道：“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得问肖六生（我初中老师的名字）”，说着便落下泪来，一点没认出拿着他手的我，我霎时悲从心来。过去的生活那么困苦，我也未见父亲流泪，末了却见他因思念我而伤心，让我情何以堪！他偶尔状态好的时候，兴致勃勃拿出纸笔想写诗，临下笔，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沉默良久，叹了一口气说：“我好像失了魂魄。”。
看着那么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清清楚楚、总是面带平和微笑的父亲变得生活不能自理、沉默焦虑，我真是愿以身代受其苦，然不得其途，心底充满悲伤绝望。
父亲走的前几天已陷入昏迷。家人通知我的时候，我正逢学期最后一堂课，上完了便直接从教室到了机场飞回家。大哥陪在床上，我们姐妹轮流拿着他的手，一刻不松地守了4天。我不知道他最后是否有潜意识，只是每次我们换人要放开他的手时，总感觉他的手指紧了一下，似乎有无线眷念。
几天的滴水未进，他已是油尽灯枯，唯有一双手神奇地保持着他独有的柔软、舒适。这双手，能拿纸笔写诗；能拿针线给失去母亲的幼女缝衣；会在炎热的夏夜，为我们执扇驱蚊；也会在我们疲倦的时候，轻轻一握给予我们安慰，如今却到了不得不放开的时候了。
给父亲做完后事，临走回上海的那天清晨，天还没大亮，我独自一人去和他做最后的告别。我给他唱了一首歌，请求母亲和祖父母照顾初到的他，往日莫名让人恐惧的坟山像被突然掀去了面纱显得平常起来，连带着所有的其他景物竟都变得有点亲切。
我看着那一个个小土堆，想着，又有何可怕呢？里面躺着我爱的家人，别的地方躺着别人爱的家人，如果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也一定在关切地看着我们吧。
吾父刘公肇元，逝于公元二零一七年元月二日、农历二零一六年腊月初五，享年九十岁。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是孝顺的儿子、忠诚体贴的老公、孩子们依赖热爱的父亲、学生们尊敬的老师；他性情隐忍、坚韧、平和、开通。经历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困苦，父兼母职，却无半句怨言；看透世事之人情冷暖、却始终抱着一颗慈悲、体贴的心；他于他的责任从不推诿、凡事认认真真、做人规规矩矩，于结果却能顺其自然，于功名财物无欲无求。
他一生未曾与人结怨，凡事礼让再礼让，无论乡人、同事、学生均对他尊敬有加。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客观判断上，我都认为他是我在这过往的四十多年中见过的人格最完整、性格最无可挑剔之完人，一位真正的君子。
我用尽所有笔力也写不尽父亲之伟大和我们这些子女孙辈对他的热爱，只有一句，“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望我们来世再重逢，再续父女缘。愿您在世界的另一边一切安好！
――小女宇辉写于父亲周年祭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