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学者的自我期许是成就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前提 | 光启二期：《“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读后感之五

彭刚

1969年生，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 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学者的自我期许

是成就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前提

我的印象中，文学批评和史料考证——这里的批评和考证在英文里都是同一个词“criticism”——这两者都分为外部批评和内部批评、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立新是美国史专家，他刚才所说的是内部批评，我是外行，所以能做的是外部批评。其实我一直特别羡慕李剑鸣老师，因为他有好几种不同的文体，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写作类型。比如我非常有幸，读过他写的小说，那在我看来，是我读过的当代中国最好的小说之一。我还专门向他确证过，的确不像是一个教授写的。可是他以教授、学者的身份来写作的学术性的文字，也还是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性质。他的一些著作，包括他近年的一些论文，，，我想他可能针对的是相对比较小的、专业性极强的读者群，可是在专业性极强的著作之外，也有一些预期中读者面更广的，比如说最广不过的就是他的那本读者众多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这本《“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一方面当然是美国史的研究者所关心的，因为它所设计的论题主要是中美两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今天我们这么多的人以这本书为主题聚集在这儿，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是搞美国史的，我们也关心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超出了单纯美国史的范畴，是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本书出版之前，里面的一些文章我也看过了，有的是专门向剑鸣老师讨来看的。我看书的习惯，尤其是看自己熟悉的师友的著作，都是先看前言、后记。这本书后记里面的好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剑鸣老师在那里说，整理这些文字时，痛感自己孤陋寡闻，为自己当初的肤浅感到震惊，甚至不相信眼前的有些无聊的文字居然是自己写出来的。虽然我知道他持身谨严，这几句话让我觉得还是非常震动。他再次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的优秀的学者对自身的期许和要求，可以“严苛”到这个地步！

跟李剑鸣老师认识这么些年了，他离开北京之后，我们还是有机会经常通话、见面。每次跟他见面，除了被他抱怨不能陪喝酒之外，还可以享受很多交流的乐趣，每次在这样当下的交流的乐趣之外，他还经常带给我很多收获。

说到他带给我的收获，让我想起有一年我和清华数学系的一位同事，我们深夜在哈佛校园里面游荡。走到一座楼下，他指着楼顶上的一间办公室，说那是丘成桐的办公室，丘先生肯定还在那里工作。他说：人家比你聪明，人家还比你勤奋，人家有那样的成就，太不意外了。我见到李剑鸣老师时，经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人家比你聪明，人家还比你勤奋，一方面让你感觉到沮丧，但是另一方面也提醒你，还是应该不断地进步。

丘成桐

他对自己的工作始终有很高的期许，始终能够有一个高标准，从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对此真是敬佩。我们都了解，李剑鸣老师成名很早，各种学术头衔早就齐备，在本领域内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坦白地说，我熟悉的很多学者，一旦功成名就，就已经原地踏步。但是李剑鸣老师总在想着下一篇论文，总在想着他的下一本著作。昨天在我们短暂的交流里面，就已经谈到，他的下一部“至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进行到什么地步了，这是让我由衷感佩的地方。

刚才好几位老师在发言中都提到，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他讨论的很多是理论性的问题。我想，这也是这本书吸引了超出美国史研究领域之外的大同行们兴趣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任何一个领域的一个出色的研究者，必定都是对本领域的理论问题高度敏感的。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他本身一定是一定程度上的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必定让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研究活动的性质；一个出色的史学家，一个出色的史学研究者，他必定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史学理论家，他必定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研究的前提、方法论、研究局限、自己研究有可能达到的结论，以及自己研究当中的不确定性。

一个出色的史学家，他必定还是一定程度上的史学史家。

这本书的标题，关键词就是“克罗齐命题”。克罗齐命题之外，柯林伍德命题也是我们都熟悉的，说的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还有另外一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后一个命题，不管在他那儿有多么复杂的内涵，我想也可以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一切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切出色的历史学著作，必定是把自己的研究置于相关研究的史学史谱系当中来定位、来考察。就好像一个围棋高手，他总是面临从来没有人碰到过的新的棋局，但是他脑袋里面总是装着很多从前的绝顶高手所碰到过的棋局，所打过的棋谱；一个哲学家他会思考和别人不同的问题，但是他的脑袋里面总是装着过去出色的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实际上，一个文学家也是不断地在跟过去的文学家对话。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对于美国史学史的考察，我特别感兴趣，从前专门跟剑鸣讨要，他讨论的这些东西我都认真看过。史学史在咱们这儿也是一个学科分支了，可是就我自己的印象而言，我读过的最精彩的史学史的著作和论文，有很多不是专业的史学史专家写出来的，而是出色的史学研究者就自己研究领域的史学史现象产生了兴趣，有所评论，有所发挥，有所讨论。他是站在不同的视角，有更深切和更亲切的体会，能够从研究的实践出发更内在地来讨论问题。这本书也是如此。

我们的确会听到史学危机这样的说法，我记得有一次也被人问到这个问题，有人问我你觉得存在着史学危机吗？我当时随口而说，我说没什么危机，你看我还靠当历史学教授吃饭，吃的还不错，没什么危机。但回过头我就说，如果这样一个领域丧失了继续吸收优秀智力资源的能力的话，它就会碰到巨大的危机了。所幸的是在今天的会场上，我们还能看到年轻的面孔，还能够了解到有不少优秀的年轻人，想从事这个学科。他们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后来人的身上，我们这样一个领域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他们能够像剑鸣老师一样，成为在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学者，他能够接着国际同行讲，还能够对着他们讲，还能够有足够的自信，做出自己值得对方尊重的成绩。

很多年以前，万恶的旧社会的时候，中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前辈陈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要达到最高的水准，要使西方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者，以不通中文为憾事。这句话说得多有抱负！而且以陈康先生本人所达到的成就来说，他说这个话绝不荒谬，他本人的成就的确得到西方同行的高度尊重。我想我们今天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准并不那么高，但是我们整个学科对自己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期许。为了“仅得其中”，也要“取法乎上”。所以，我想这本书对我们还是应该有这样一个激励作用。

陈康《论希腊哲学》

另外，如剑鸣老师书中所说，刚才好几位老师也提到，的确有这么一个现象：20世纪的西方各国的史学，像法国、英国，名家和经典辈出。而美国史学界，除了在全球史和西欧史的一些研究领域之外，反而是在本国史研究中留下的成其为经典著作的非常之少，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而这与这一领域中过于求变趋新的风气有关。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要求，现代学术体制很大程度上又有点强迫创新的特点。昨天我们先期到的几个人一块喝茶聊天，顺便还说到：目前成为学术热点的一些论题上，对特定领域的学术传统和既有学术成果没有充分了解和尊重，不大考虑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你必须掌握的基本材料，你必须掌握的已有的研究成果，你可以比较不受顾忌，比较不受家法的约束，会比较容易“创新”，但是也比较容易被挑出各种各样的破绽，然后无法站得住脚。所以一方面要创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守正，要有所本，不能够为创新而创新。

一切的历史都有其当下性，不可能真正有人从月亮上来看人类历史。你永远不可能和过往的人、和别的时代站在同一个点上，你的所见必然会带有自己的视角。的确，现实关怀，是历史学家无法弃绝的，我想我们不必为了非得带上自己的视角这件事而焦虑，反倒是可以为怎么样尽可能来充分意识到并节制自己的视角而焦虑。

，对美国史学的发展，对它创造出有长久价值的成果造成了损害，这是很多老师提到的。我想这个事的确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现实关怀需要受到节制，历史学不能够为现实利益考量所左右。但是另外一方面，没有现实的关怀，没有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我们也无法真切地理解历史。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走路只会撞树的人，在对人对事上很傻很天真的人，他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对于现实世界是如何运转都不知道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

所以对现实的关怀，对现实生活的了解，本身也是投射我们的眼光来了解过去的一个必备条件。所以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刚才向荣老师的发言。向荣老师是以托尼为例子，这么一个曾经的大家，后来又有很长时间受到贬斥，然后突然又仿佛焕发出了无穷的魅力。这也是历史学和别的学科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一个科学家基本上不会再去看牛顿、达尔文、狄拉克，不会再去看科学史上的重要的著作，那不构成他们训练的一部分，只有专门的科学史和技术史的专家才会去看那些东西。在科学史上，你可以说爱因斯坦比牛顿进步了，他把牛顿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特例。可是文学史呢？人们好像还可以以同等欣赏的眼光来看荷马、、歌德、托尔斯泰，来看待不同时代的文学家们。史学史还真又是不太一样，比如向荣老师刚才就提到，托尼的很多论证实际上已经被更新了，可是为什么人们还看他？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去看过往历史学家的史学名著，非常奇怪。你是看他的材料吗？我现在看到的比他更多更可靠？我看他的论点吗？他的许多论点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决定性地更新了。向荣老师说，现在的历史学家好像缺少了像托尼这样的来体会、掌握、统治、把握一个时代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这反倒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说法。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我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这本书里面理论思维的含量，学术前沿的把握、治学方法的思考之外，刚才好几位老师都提到，剑鸣老师文字的通畅、生动和克制。的确，一个出色的研究者，一本出色的学术著作，能够给人带来的启发是多层面、多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