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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 单周尧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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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单周尧,祖籍广东省东莞市,194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人。自1975年起,即任职于香港大学中文系,讲授文字学、音韵学、《左传》等课程,研究范围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出土文献、粤方言、《左传》等。现任香港大学陈汉贤伉俪基金中文明德教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院士,清华大学名誉研究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名誉教授,《东方文化》主编,《中国语文》、《人文中国学报》、《岭南学报》、《粤语研究》编辑委员,《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文与哲》顾问委员,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古文字学会、中国音韵学会理事。专著有《中国语文论稿》、《文字训诂丛稿》、《左传学论集》等。粤方言方面,曾参加常用字广州话读音委员会及广州话正音委员会之正音工作,为第一届及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之召集人,粤方言之著作有《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主编之一)及《广州话正音字典》(副主编)。






Q
单教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在陈汉贤伉俪明德教授基金资助下,用了多年时间来纠正《汉语大字典》的错处,并将《说文解字》与早期字形配合,以找寻汉字的源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工程目前的进展吗?


单周尧教授(以下简称单教授)


《汉语大字典》的纠正工作一直在做。前年李行健先生告诉我四川辞书出版社正在修订《汉语大字典》,我就把我的一些意见交给四川辞书出版社,我希望我们双方能配合来做这项工作,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现在我正在编一本粤语的正音字典,在香港大家有很多对粤语正音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Q
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左传》的专家,近来大陆也有许多研究《左传》的著名学者,如杨伯峻、沈玉成、童书业等,您对这些学者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成果有什么评价?


单教授:


他们在《左传》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做得都很好。其中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做得非常好,不过,做得非常好不等于完全没有缺点,我认为《春秋左传注》仍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Q
那您认为杨先生的注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呢?


单教授:


关于杨注不够好的问题)有好几方面吧!其中一些有不少学者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也有一些大家说得比较少,那就是杨先生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利用前人的注疏。例如隐公元年《左传》谈到鲁惠公的夫人仲子,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根据《说文》的解释,“文”是“错画”,即交错的刻画纹理,等于现在糸字旁的“纹”。“有文在其手”,那就是掌纹。杨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把“文”与“字”对立起来,用不少话来解释“文”和“字”,那是不必要的。其实,孔颖达的疏,已指出《石经》古文“鲁”作“”,又说手纹可能就像这个字。孔颖达已很清楚说明“文”指手纹,可是杨先生却仍然费了许多口舌来解释“文”和“字”,所以我说杨先生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利用前人的注疏。但有些地方孔颖达也弄错了,他认为手纹里有“鲁夫人”三个字,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一个“鲁”字。杨先生错得更严重,他说“为”字是多余的,应该是“曰鲁夫人”,因为其他地方在记手纹时都说“曰友”,“曰鱼”,都没有“为”字,杨先生认为这里也不应该有。其实他不理解,仲子的手纹有“鲁”字,好像注定她该做鲁夫人,于是《左传》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为”字并不是多余的。在这方面杨注的水平还比不上孔颖达的疏。


另外,有些时候,杨注解释错了,例如:鲁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伐许,与鲁国、齐国联手,三路大军攻下许都,许国国君逃离许国,齐侯以许让鲁隐公,隐公说:“寡人弗敢与闻。”最后让给郑国。郑庄公找许国的大夫百里辅助许叔,让他们居住在许国的东部,他对百里说:“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圃也。”杨注释“聊”为“姑且”,“姑且巩固我们的边疆”,这是讲不通的,应该是“赖、靠,仰赖”的意思,也就是靠你们来巩固我们的边睡。杨注像这样的误释,属于偶然情况。


杨注的另一问题是有时不够深入。当然,这也属于偶然情况。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行李之往来”,杨先生说“行李”是“司外交之官”。为什么说“行李”是“司外交之官”呢?杨先生没有说清楚。其实,孔颖达曾引用古注来解释,指出这里的“李”是假借作“吏”,“行吏”就是行人之官。杨先生的注解,就不如孔颖达的解释详尽。


沈玉成先生是杨伯峻先生的助手,他的《左传译文》是与《春秋左传注》相配套使用的。但是我感觉他的《译文》翻译得不太好,虽然是根据杨先生的意思翻译,但文字不太顺。他的《春秋左传学史稿》却写得很好,是他与他的女儿合写的,融合了许多知识,很能见出他目录学的功力,对学术界很有用。后来赵伯雄教授也写了《春秋学史》,还有赵生群教授写的有关《春秋》、《左传》的书都很好。


童书业先生主要是作了很多考据,也很好。


Q
您能谈谈香港跟大陆在古典文献专业方面的治学途径、理念有哪些异同吗?

单教授:


中国大陆人多势众,是研究古文献学的主力,香港呢,有个别比较好的。在大陆,分工比较细,细有细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细呢,比较专,但是会通方面,有些时候可能就不那么理想,饶宗颐教授也觉得一些大陆学者知识面稍窄了一些。在香港,研究者可能更通博一些,可能因为工资比较高,老师人数比较少,每一位老师都需要教好几门课,比如我要教文字学,又要教音韵学,还要教《左传》。若在大陆,可能分由三个老师来教,甚至要轮流教。暨南大学一位教粤语的教授告诉我,他要三年才轮教一次,因为有好几位老师都是教粤语的。所以大陆的教授科研时间比较多,我们的教学任务比较重。我教文字学、音韵学、《左传》,而我指导的研究生,除了文字学等专业外,还有研究《尚书》、《易经》、《诗经》、《尔雅》的。我在指导的同时,自己也要做这些方面的研究,看书的范围就比较广,虽然没大陆学者集中,但有触类旁通的好处。


Q
听说您是从理科转向文科的,而且您学理科的时间不是很短,有两三年吧!后来您为了兴趣,为了理想而转向文科。您认为兴趣对一个人的学习有多重要呢?您怎么看待您在理科的学习中所花的时间呢?

单教授:


兴趣对于治学非常重要。从小我的家人就对我约束比较严,我每天放学回家,除了完成作业,还要写毛笔字——两篇大字,一篇小字,另外要背唐诗,背英文诗。期末还要把所有课文都默写下来,包括自然、健康教育等等。这些培养了我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趣,我的成绩在同学中比较好,尤其是语文。中学时,我们按成绩分班,我在A班。到中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分文理科,当时我们班所有同学都选理科,我要是选文科的话,就举目无亲了,所以也选了理科。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语文、文学。当时,我做生物解剖,每次所解剖的动物都流很多血,别人解剖流的血都很少。我学理科觉得很痛苦,后来我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报了文理兼容的社会学,但学了一年,还是很想学文科,于是自修考入香港大学,如愿以偿学中文。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现在我很忙,我有两个研究助理,一个上日班,一个下午和晚上值班,而我则从早到晚。我对研究很感兴趣,工作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累。其他事情我不大愿意做,但看书、写文章则不觉累。


我学理科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对我后来学习文科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我学习生物,它的分类法对我很有启发。很多学习文科的人分类往往重叠,学过理科的头脑比较清楚。我学理科的时间倒也没有白费。


Q
近年来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学术方面有许多交流,您经常来大陆吗?来过山东几次呢?都去了哪些地方?您对山东的印象如何?

单教授:


我近几年来大陆比较多。以前每年一两次、两三次,近几年每年十次左右,都是讲学和开学术会议。


我想我可以给自己加个号:二东子孙。我是广东人,但我的姓——“单”是山东姓,我的祖先可能是山东的。我既是广东的子孙,很可能也是山东的子孙,所以可以叫自己作“二东子孙”,因此,我对山东有一种亲切感。齐鲁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尤其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都是这里的,可说是先秦文化的发源地。


我这一次是第二次来山东,昨天刚去爬过泰山。1996年在淄博开过“春秋三传”的研讨会,开会期间来过济南,也去了曲阜,当时泰山碰巧封了山,所以没有上去。这次爬泰山,非常好,爬到玉皇顶,先坐缆车上南天门,然后徒步上山,运动量刚刚好,很久没有锻炼了,但我年轻时运动比较多,可以连续打球十多个小时。


Q
大陆的教学模式比较注重考试,不太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香港是怎样的呢?您所培养的学生当中,香港本地的学生与大陆去的学生在应试和实践方面是不是有显著的差异呢?
                                                            

单教授:


一般来说,大陆的学生比较用功,当然香港学生也有用功的。大陆学生一般成绩都很好,因为我们招的大陆学生是最好的一批。研究生方面,从北大、复旦、清华、南京大学来的都有。说到注重考试,香港的学生也一样,非常注重考试。我个人教的大陆学生不多,但据我了解,别的老师教的学生,香港学生与大陆学生倒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主要还在于个人。但大陆学生的确很会考试,比如考托福,往往得高分,但实际的英文能力则不如分数高。曾经有一个北大英文系学生报读我们学校的翻译研究生课程,她用英文写的研究计划写得很好,我们准备录取她,并且把她放在录取名单的首名,但是后来看她写的Email,只有两句话,里面就有很多错误。我们判断是她自己写的Email,研究计划是别人帮她写的,后来就没有录取她。


Q
1997年以后,在香港,普通话的使用有没有一些进步呢?
                                                            

单教授:


1997年以后,香港的英文水平普遍下降,普通话则有所进步。一般人听普通话没有问题,但老师如果用普通话授课,学生还是宁愿听广东话,他们会要求老师说广东话——如果老师能说广东话的话。有一个同事,她是北京人,在哈佛念的博士,到我们学校教翻译,她最初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来教,同学们不愿意听,后来她只好用英语来教,普通话是她的母语,自然比她的英语好,但学生还是宁愿听她说英语。其实,听普通话不难,没有学过的人稍加练习也能听懂。我就没有正式学过普通话,大学毕业的时候,还分不开普通话的第一声和第四声。进入港大教书之后,我就跟我们的系主任一一宁波人,但说的普通话很标准——从对话中学习普通话,最初是多听少讲,慢慢就可以交谈了。我学得比较快,也可能与我教音韵学,对语音比较敏感有关。


Q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问题:贵校每年要招多少大陆学生呢?有没有名额限制?如何招生呢?有没有附加条件?
                                                            

单教授:


我们很欢迎大陆学生,我们招研究生绝对“公开、公平、公正”。所有入学申请都放在办公室里,每个老师都可以去看和打分,最后由一个委员会根据各老师所打的分排名次,决定哪一个申请人可以拿到奖学金。如果你不要求奖学金,而研究计划又写得好,报读的研究方向又有老师愿意指导,那么,被录取的机会就很高。但如果你报的研究方向没有老师愿意指导就不行了。我们的奖学金名额是有限制的,中文学院每年大概有七八个奖学金名额,最多十来个,只有成绩特别好的才能拿到奖学金。我们的奖学金非常优厚,交学费、住宿费和支付生活费有余。欢迎你们来我们学校学习!


Q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珍贵的指导。再次感谢老师。                                      

单教授:


也谢谢你们采访我。


文章来源: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第30期

“学者访谈”栏目

编辑 | 姜婵娟

审校 |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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