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 | 关于唐诗学的一些浅见

［作者钱志熙，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

 “唐诗学书系”的出版，在唐诗研究的历史上，将有里程碑的意义。文献整理与理论探讨常常是分头进行的，但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做，会具有更高的示范价值，也符合当今的整体学风。近期的学术界，包括唐诗学界，文献研究的成就无疑是很突出的，但也出现部分文献研究的工作陷入琐碎、芜杂、粗糙堆叠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缺少理论的思考，缺少发凡起例的本领。在文献整理与理论建设的结合方面，“唐诗学书系”是一种示范性的工作。其中，陈伯海先生对唐诗艺术与唐诗历史地位的一些重要论述，为今后的唐诗研究提出了不少重要课题。如陈伯海先生称其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更是将唐诗放在人类文化艺术的整体中认识其价值，可以说是一种认识上的提升。这是唐诗价值认识的历史上的一个飞跃。

在陈先生认识的基础上，我想主要谈两个具体的问题。一是对唐诗经典的认识的历史；二是谈谈我个人近年在唐诗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唐诗的经典地位，是在诗歌史与诗歌理论批评史中逐渐明确起来的。宋初沿承晚唐五代卑弱浅率的诗风，后来又上升为学白体、义山体、韩孟体，至欧梅苏黄诸家，才完全明确了以李杜为典范、推崇盛唐的诗学思想。首先是超越晚唐五季的思想的形成，欧阳修、梅尧臣等人明确批评“晚唐”“晚唐体”等概念，如梅尧臣就曾说：“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答裴送序意》）。到了元祐时代，以李、杜为核心的盛唐经典地位基本上明确了。他们同时也继承了盛唐诗人推崇建安的思想。黄庭坚在这方面的认识最为清晰，他论定诗学经典时，提出“建安才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再用前韵赠子勉》）的看法。于中对尤其推崇杜甫：“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与赵伯充》）。这就开启了后来江西诗派以杜诗为最高典范的诗学途径，也可以说是严羽提倡汉魏盛唐的思想的先声。但是宋诗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在审美风格上越来越偏离唐诗审美趣味的问题，所以“永嘉四灵”等人又提倡唐诗近体，提出“唐律”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黄庭坚也已经提出过，彼此的所指有所不同。“四灵”的唐律，其实是偏向晚唐体的。“四灵”演变为江湖诗派，诗风重又流向琐细与浅率。作为一种补救，此期学陶、学杜的声音又开始流行。在这种情况上，严羽提出了汉魏盛唐的观点，并且对唐诗的发展历史的论述逐渐系统化，实际上集了有宋一代诗论之大成。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唐诗的经典价值，主要是以分期的形式出现的，其中学盛唐、学晚唐是两大分野。经过明清诗人对唐诗的长期取法与深入研究，唐诗整体的经典价值才开始被论定。其中强调唐诗之盛的说法，是核心性的观点。胡应麟《诗薮》云：“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外编，卷3）他从体制、格调、作者三方面来论述唐诗之盛。胡震亨是唐诗学方面的重要的人物，初步建立了唐诗研究系统。他对唐诗经典地位的论述，更趋于系统：“诗自风、雅、颂以降，一变有离骚，再变为西汉五言诗，三变有歌行杂体，四变为唐之律。诗之唐，体大备矣！”（《唐音癸签·体凡》）胡氏“体大备”的看法，为康熙《御制全唐诗序》所继承，并加上法度该备的看法：“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此文作于康熙四十六年。十年后，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将这个意思进一步发挥，得出“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大结论，并将唐诗与宋元诗及汉魏晋诗相较，认为其在历代诗中最具经典价值：“学者从唐人诗入，以宋、元流于卑靡，而汉京暨当涂、典午诸家，未必概能领略，从博涉后，上探其源可也。”（《唐诗别裁集·体凡》）沈氏继承明代复古诗学宗法盛唐的思想，但也有所超越，认为“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唐诗别裁集·原序》，康熙五十六年）到了这里，唐诗整体上具有一种经典价值的看法，已完全明确了。这对传统的唐诗经典论是有所突破的，可以说是唐诗经典论的一个开端。

在唐诗研究方面，上述古代唐诗学者的观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唐诗诸法悉该、诸格具备，都应该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就我自己近年学习唐诗的体会，沈德潜所说的“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对我启发最大。一个主要的思考方向，是“诗至有唐”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唐诗的近源汉魏六朝诗歌及远源诗骚传统与唐诗的关系。这里的课题是很多的，如唐诗对前代诗歌的接受史上，初盛唐的诗人认识中，先是明确江左清绮、河朔贞刚，即南北朝两种诗风及其融合的问题，然后上溯到学习晋宋体，尤其是元嘉体。第三步才是对汉魏风骨的明确。唐人有倾向齐梁体、倾向元嘉体、提倡建安体的。最高的境界当然是建安体，但对元嘉体、齐梁体也不能不有融合。但经过宋元明清人的发展，唐诗的接受史才被简化为汉魏与齐梁的对立。从这认识出发，我近年尝试研究下列问题：初唐沿袭齐梁陈隋体制的经过、初盛唐时期元嘉体的流行、初盛唐古诗体制的发展、齐梁陈隋至初盛唐古近体分流的问题、齐梁陈隋至初唐雅正与绮靡两种诗学倾向的演进，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基于将从魏晋至初盛唐的诗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来把握这种认识展开的。我的意图，是希望将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运用到诗史与诗学史的研究方面。另外，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充分重视古代唐诗学者的观点，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范畴、论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做出发展。

我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在将唐诗作为一个体裁系统的前提下，对其中各种体裁的源流演变及体裁之间的关系做出研究。历代的诗家与学者，对唐诗中的各种体裁的体制与风格、流派与作家已经做了许多评论性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唐诗各体研究的成果。我们现在亟须展开对唐诗体裁系统及各体的源流演变、流派、家数等展开系统的研究。陈伯海先生在《唐诗学引论》专列《辨体篇》，就是对唐诗体裁展开研究的提纲挈领。我近十余年，在北大、东京大学开设唐诗分体研究的课程，其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对唐诗体裁系统本身展开研究，将唐诗体裁系统放在中国诗歌体裁的历史中把握；二是以传统的四唐诗为基本构架，研究唐诗中古体、乐府歌行、近体三大系统的发展历史。

近年我做的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结合唐人的创作实际、唐诗的发展历史，对唐代一些重要的诗学范畴如情性、境界、兴象等重新展开研究。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引论》《意象艺术与唐诗》在这方面已经做了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近期唐诗学研究理论方面最具精粹意义的成果。我则比较重视将唐代诗学范畴与唐诗创作的实际历史结合起来，充分关注这些诗学范畴在古代的使用语境、准确内涵及其蕴含的美学内涵。比如情性范畴，在唐人诗学仍是最重要的范畴，情性是唐人最基本的诗学思想，风雅比兴也是唐人最基本的诗学思想。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就不能很好地揭示唐诗艺术的成因。当然，这方面工作难度很大。怎么将古代的文论与实际的创作史结合起来，难度更大。但是我觉得只有将我们业已分开的批评史与文学史重新结合起来，或者说在共同的对象、共同的理念下分头并进，才能将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做好。

【钱志熙：《关于唐诗学的一些浅见》，《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