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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著有《世说新语研究》《魏叔子文集》《含咀编》《文化建设论》等。
在江西师大学习工作十余年,得到过许多老师的教诲和帮助,师恩难忘,永铭于心。在这些老师当中,最堪称经师人师,对我影响最大,令我最为敬仰的有三位,他们是胡守仁先生、余心乐先生、。
▶▶ 胡守仁先生 ◀◀
胡守仁先生是中文系年事最高,资历最老,学问最好的老先生之一,无论在系里还是在学校,大家都很尊重他,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称他胡先生。胡先生身材不高,微胖,脸上总带着笑容,对学生亲如子弟。
▲江西师范大学,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白鹿书院
我从做学生时就开始与胡先生接触,留校工作之后又同在一个教研室,联系就更密切了。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其他同学或老师一道去胡先生家里,最先迎接我们的是师母,随后胡先生一定要起坐把我们迎进他的书斋,待到离去时每次都要亲自送我们到门口。与胡先生相处,我们总是如坐春风,从来没有感到丝毫的拘束。 在胡先生那间不大的书斋里,我们或探讨学问,或追忆往事,或针砭时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教师节我去看望他,谈着谈着就扯到了知识分子待遇的问题,胡先生说他解放前在中山大学做教授时,家里请了两个保姆,一个奶妈专门带孩子,一个做家务。解放后开始教授的工资还比较高,但只能请一个保姆了;后来工资减少了,就只好把在他家做了多年的老保姆辞退了,改请小时工。现在老伴(师母是小学教师)退休了,干脆小时工也不请了,买菜、做饭、洗衣都自己干。最近,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给教师增加岗位津贴,分为九个等级(人们戏称为“九品中正制”),最多的一年五万。尽管江西师大一时可能还加不了,即使加了胡先生因为早已退休也加不上,但如此大幅度给教师加薪,胡先生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至于胡先生的学问,我辈真是难窥其堂奥于万一,自有先生的入室弟子予以总结和阐发。读了胡先生送给我的《韩愈叙论》,深为先生治学的严谨与平实,功底的扎实与深厚而敬佩不已。对胡先生的学问和治学精神感受最深、得益最多的,还是我们在一起校点《魏叔子文集》。大约是八十年代初,由胡先生挂帅,姚品文老师和我共同参与,承担了古籍整理国家重点项目校点魏禧文集的任务。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先由姚老师和我分头初校,再送胡先生审阅;然后姚老师和我互校,再送胡先生复审;如此往复再三,最后由胡先生终审。这项工作先后持续了四五年,我从胡先生那里得到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每次从先生那里取回校点稿,总是附带有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审校意见,纠正我不少错误。例如,我在记录校点中各种问题的“校点长编”中对“荷钱”一词提出疑问:“钱当为锄”,胡先生在一旁注曰:“钱,田器。不误。”魏禧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才学富赡,为文恣肆,校点他的文集难度很大,光是要弄清文中的引文就让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作者引文常常是撮其意而引之,与原文不尽一致;而且引文大都不标明出处,如果对古籍不熟根本就不知道何处是引文。例如《论引》中有“论精微而朗畅”一句,胡先生在“审校意见”中注曰:“《文赋》中语,宜加引号。”特别是对文字讹错的意校,如审校意见中经常提出“某字当为某字之误”“某字为衍文”“某字疑有误”等,都要求我们查对别本或其它参校本,一查,果然胡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样的“审校意见”后来积累了厚厚的一叠,我至今仍珍藏着。
▲胡守仁先生手迹
胡先生还是一位诗人,特别是退休以后创作尤勤,他自谓日作一诗,实际上恐怕还不止。先生写给我的诗就有十来首,特别是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就写了好几首诗鼓励我。去年年底,我去北大参加游国恩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大图书馆专门辟出一间陈列室,陈列了游先生生前的一些照片、手稿和著作等,从中我一眼就发现了胡先生给他的恩师游国恩先生的诗,胡先生那极具功力的小楷我太熟悉了。去年系里给胡先生庆祝了九十寿辰,最近听说胡先生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还能继续写诗否。
▶▶ 余心乐先生 ◀◀
余心乐先生是武宁人,与我的家乡瑞昌仅一山之隔,小时候就听说过有关余先生的传说。说他极其聪明,很会读书,过目成诵,可是家境不好,家乡的亲戚朋友就凑钱凑米供他上学,后来果然考中了状元。还说余心乐这个名字来自《千家诗》的首篇“时人不识余心乐”的诗句。后来因着乡党这层关系,余先生和师母待我亲如一家,才得知这些传说半真半假。余先生的幼年的确家境不怎么好,也的确很会读书,但所谓考中状元云云则纯系附会,余先生所处的年代早已不是考进士中状元的年代了,他是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毕业的。至于先生的名字,我还真冒昧问过,余先生说是他的舅舅起的,并没有什么深意。尽管如此,有关余先生的传说还在我们家乡那一带继续流传,这也足以说明余先生在家乡的名声之大。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建筑,多年作为大礼堂使用
余先生是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可是他生活十分简朴,极为平民化。他总是穿着深蓝色的中山服,似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穿过西装,经常背着个半新不旧的黄书包,步行到市场去买菜。他说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也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他对我讲,当年他在国立十三中教书,从老家到吉安青原山,每次都是步行,一趟得走半个月。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坚持走路,安步当车。他甚至把自己的身体比较结实、很少得病归功于走路。余先生总结他的养生九字诀“勤走路,多吃素,少发怒”,首要的一条就是强调走路的好处。
在北大时,听说朱光潜先生和季羡林先生都喜欢在未名湖散步,这两位获得洋博士的大学者,晚年也都只穿中式服装,季先生甚至曾经被新同学当做校工帮着看了一个小时的行李,在北大传为美谈。我常常想,大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相似:淡泊、平凡、简朴、宁静,这绝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自然率性之所为,是传统文化所造就。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建筑,多年作为大礼堂使用
余先生治小学,即研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他讲授的古代汉语课很受欢迎。他常常拿着几根粉笔走上讲台,或者即使带了讲稿和教科书也从不去翻它,讲课中旁征博引,列举古籍中的例句,都能随口背诵,熟稔于心,令我们惊叹不已。我经常去余先生那里请教问题,余先生除了帮助我解答具体的问题,总还要给我指点一些治学的门径、方法。余先生教给我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终生受益的一句话,就是要多查字典。他说着顺手拿起桌子上一本翻旧了的《新华字典》,“绝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字典,我是把它放在案头经常用的。”由此我养成了查阅字典和使用工具书的习惯,有一字一词不明其义,务必求其确解而后安。并且还经常用“大专家”与“小字典”的事例来教育我的学生。
离开师大以后,每次回到母校我都要去看望余先生和师母。这些年回去得少了,但还是经常能听到学校和系里的信息。前两年听说师母过世了,心想余先生今后的生活可就麻烦了,因为他们是长期相依为命的。师母虽然读书不多,但十分通情达理,与先生相敬如宾,照料先生无微不至。师母一走,先生的精神支柱就垮掉了。果然,后来听说余先生的情况很不好,现在仍不知情形如何,时在念中。
▶▶ ◀◀
实际上,,而是喊他“老师”。王老师既是我的恩师,也是忘年交,我们处在亦师亦友之间。严格地说,王老师不是江西师大中文系的老师,而是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的老师,,后来又再分开。王老师的副教授还是在教育学院退休之前解决的,而他的实际水平超过很多所谓的教授。
▲如今的学校图书馆
我与王老师的交往很早,当时我还是学生,他在系资料室做一些管理报纸、杂志之类的事情,我因为常去看书看报,渐渐就熟悉了。那时候王老师与师母住在青山湖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我是常客,经常并不事先预约就跑去了。每次王老师不是在房间内一边听收音机里的京戏一边练习书法,就是在外面晒太阳看书,而师母则总是在做家务,或者默默地陪坐在一旁。师母是一个不识字的矮小而又干瘦的小脚老太太,而王老师却是又高又胖,一肚子学问文章,他们两人真是鲜明的对比。我每次去自然都要和师母打招呼,而王老师则总是示意让我不要跟她讲话,因为她几乎听不懂普通话。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八十年代初,王老师的同学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大璞先生,请他到武大去讲学一个学期。某星期天,王老师同师母一道来到汉阳归元寺,他去看碑刻和楹联,师母则一心去拜菩萨。待他看完碑刻,师母还在虔诚地叩首作揖,王老师就在旁边等着,一直等到师母拜完菩萨才一同返回武大。看来王老师对他们的婚姻生活并非不无遗憾,但却能够共同生活,白头到老,这大概只有特定时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才能做到。
▲新校园里的小树林
王老师的学识颇为博通,在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领域均有相当造诣。武大中文系请王老师去讲学,就是给研究生讲授古汉语课。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最权威的高校通用教材,王老师在教学当中发现了这套教材的许多错误,并专门写了篇文章,指谬纠错达30余处。古代文学是王老师的“主业”,我这里之所以不用“专业”一词,是因为王老师并不是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人。但是王老师在古代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古文和诗词都很熟,似乎更偏爱明清小说,尤其喜欢《聊斋》。我们在一起探讨古典文学,议论得最多的便是《聊斋》,王老师最欣赏《聊斋》中的《胡四娘》一篇。该篇写一穷书生程某在一大户人家司笔札,主人胡公看重他的文才,把最小的女儿胡四娘许配给他为妻,不久胡公去世,全家人都瞧不起这个穷书生,甚至连丫环都讥笑他。后来书生苦读擢第,大家都来祝贺,胡四娘一下子成了大家巴结讨好的中心人物,聊斋先生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王老师多次有声有色地朗诵这几句,认为传神至极,写尽了人情世故、世态炎凉。王老师对现代文学也颇有研究,曾经为77级开过鲁迅研究的选修课,选修者十分踊跃。王老师对一些外国作家诸如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契诃夫、托尔斯泰等都很熟悉,对这些作家的有些中译本很不满意,他曾经翻译过托翁的《战争与和平》。 对于这样一位富有学养的奇才,老天爷怎么那样不公道?王老师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而且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王老师去世时,我在北大读书,根本不知道,因而未能为他送行。后来我特意去看望了师母,现不知她老人家尚在人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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