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近10年研究京剧和国画,探索电影民族化;一个用8年研究戏曲,探索话剧民族化——费穆和李六乙,这两位导演似乎有着天然的艺术默契,所以李六乙致敬费穆而改编的《小城之春》,虽然在香港首演近一年后才回京,却仍然让人期待。
费穆的电影本身就改编自李天济的话剧剧本,有着明显的舞台痕迹,如场景和人物高度集中——只有城头、河流、花园、堂屋几个场景,以及戴礼言、周玉纹、章志忱、戴秀、老黄五个人物——因此改编回话剧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但这优势对李六乙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他对戏曲艺术领悟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时空的自由。在他的舞台上,几乎不存在固化的时间和空间。
《小城之春》的主要布景是用海量书本堆砌的一面高大院墙和几排低矮雉堞,但这也是象征式和开放式的——前者作为固定的背景,似乎象征着主人公难以跨越的内心障碍,极少作为人物的表演支点;后者则通过移动围合,不断改变空间提示,时而具象时而抽象。人物活动的主要支点是五把散落的椅子(其中一把是阅读者的,老黄没有)——在李六乙上一部话剧《万尼亚舅舅》中,椅子是几乎是唯一的布景——椅子很中性,本质上不提示任何具体场景,于是电影中所有场景被打破,人物调度冲破了时空束缚,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为摆脱外部情节专注人物内心纠葛提供了条件。
本剧中,李六乙有以下几种时空处理方式:
——人物静止,仅靠对话完成叙事,压缩时空。如周玉纹给章志忱拿被子;戴礼言后各人行动。
——人物不用上下场,只靠场上行动转换场面,忽略时空变化。如章志忱刚和戴礼言单独谈心,转身便向周玉纹;章志忱刚和戴秀在城头上谈话,转头便问周玉纹;周玉纹刚拒绝戴礼言为戴秀说媒,便转身投向章志忱怀抱。
——非场面人物进入场面,形成心理时空。如周玉纹与章志忱在城头交谈,戴礼言与阅读者却在一旁朗读诗文;章志忱与周玉纹单独谈到“走”的话题,戴礼言却在一旁参与进来;说媒的两个场面,戴秀本不在场却都参与叙事。
——增加非现实角色,形成非现实时空。如增加了阅读者和笛师,尤其前者已经完全参与表演。
——人物缓慢“机械行走”,拓展时间。如开场和结尾周玉纹挎着菜篮近似螺形的行走。
——舞台停顿,拓展时间。如开场戴礼言要与周玉纹谈谈,半晌才开口;章志忱来访后,三人半晌无言。
这六种时空处理方式,除增加非现实角色外,在《万尼亚舅舅》中也都有体现。这两台首演时间相隔不到三个月的演出,有着极相似的艺术风格;而契诃夫的原著和费穆的电影,也有着一处相似:丰富而细腻的内心冲突。
费穆在这部“心理抒情片”中,用淡雅的镜头语言,传达出人物复杂微妙的情感关系、情绪波动和矛盾心理。据说他曾让李天济按照苏轼词《蝶恋花·春景》中“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意境来修改剧本,片中主人公欲说还休的话语、闪烁不定的眼神、灵肉情理的挣扎,都体现着一种想爱而不能爱、想走又走不了的精神困境。
但李六乙舞台上,净是些形同木偶的人物,人物对话距离偏远,大多不对视,语速偏慢,缺乏语气、表情、情绪变化,从《安提戈涅》到《俄狄浦斯王》再到《万尼亚舅舅》莫不如此。此次《小城之春》中,尽管饰演戴礼言的韩青、饰演章志忱的雷佳让人物稍带情感、情绪,但由于扮演核心人物周玉纹的李六乙“御用”女主演卢芳依然完美贯彻了这种“冷表演”风格(拒绝为戴秀说媒后独自掩面而泣这唯一一次情感外露不禁让人莫名其妙),全剧依然呈现出冰冷的仪式感,人物纠结与苦闷的内心世界根本无从展现,时空自由打好的基础却最终没有成就一台“心理抒情剧”。
所以,李六乙终究是李六乙,即使向费穆致敬,也依然坚持着自己强烈的美学追求和创作风格——高度的时空自由,以及象征、表现、间离等艺术手法和效果—— 除了整体的“冷表演”,还包括人物捡书扔书、周玉纹演唱昆曲唱段、阅读者朗诵非剧情诗文、照明设备多次降到表演空间,以及情节外人物不下舞台(甚至回到喝瓶装水、和其他演员说笑的戏外状态)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物不下场。费穆的电影中有个明显的叙述视角问题,即周玉纹作为回忆者的全知视角与作为当事者的限知视角相混杂,虽然被电影学者陈山解释为同一人物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双重内心视角”,“让观众与情节不断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以便深刻体味影片中心理纠葛的内涵”,但在一部非实验电影里多少还是有些尴尬;而在假定性更强的舞台上,问题就迎刃而解——周玉纹在场上跳进跳出产生的这种“疏离感”,早已成为舞台艺术的常见特征。
如果说,费穆在电影《小城之春》中,通过“长镜头”“慢动作”和主客观镜头相融、写实写意相融的视听语言,以及一唱三叹、迂回流转的影像节奏,渲染出含蓄隽永、委婉缠绵的古典意蕴,探索了独特的中国现代电影范式;那么李六乙则在话剧《小城之春》中,通过“冷表演”和仪式性的舞台调度,创造了高度自由的舞台时空,以及象征、表现、间离的艺术效果,虽然有些手法仍可商榷,但至少为中国话剧提供了一种鲜明、现代、开放的发展样式。
中国古人论及“诗品”时有云:“超以象外,得其圜中”,指超脱于物象之外而得其精髓。李六乙的话剧与费穆的电影,虽然风格不同、意蕴不同,但其中的创造力、开拓性是相通的。这,或许正是致敬的真谛。
本文修改版载于2016年4月12日
《北京青年报》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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