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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 韩玉华:普通话语音研究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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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

一、引  言


“书同文、语同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自秦始皇统一汉字以来,汉字作为书面交流的基础、文化保存和传播的工具,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中华大地,远至韩国、越南、日本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作为口语交流的基础,汉语语音受限于自身的高度复杂性与技术条件,迟迟难以“同一”。在信息时代,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流行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普通话的普及率在逐年提高。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2010 年的抽样调查,国内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接近 70%(谢俊英 2011)。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广播电视等传媒手段的普及和影响,说普通话在年轻人中更加通行。可以说,在当代社会,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语同音”的梦想。普通话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大中华地区,随着汉语的国际推广而遍布整个世界。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确立和推行无疑是现当代最重要的语言规划成果之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无数先贤付出艰辛努力,取得了无比丰硕的学术成果。按照语言规划学说,一次成功的语言规划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政府主导、学者引导、群众参与(姚亚平 2006)。对于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确立和推行,学者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政府主导的规划活动,主要是语音规范活动;二是通过对规划目标开展的学术研究,为政府及群众提供学术支撑,主要是围绕标准音的研究。从民国时期确定“国音”标准到今天,汉语“正音”已经历时百余年。笔者尝试分析整个过程的历史脉络,回顾重要的学术成果,总结其中的历史规律,并对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未来进行展望。

 

二、民国时期的标准音(1912—1949年)


与汉字不同,在中国古代,语音缺乏记录保存的有效手段。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之间方音互相影响,古代语音始终处于动态演化中。《切韵》《广韵》《中原音韵》等韵书的流传,给音韵学者研究古代语音提供了虽不精确却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础。一般认为,作为普通话基础语音的北京语音,就是指长期存在并在幽燕地区不断发展的北京音,亦称“北京官话”。北京官话最早可以追溯到洛阳雅音,19世纪末,与洛阳雅音南渡后形成的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官话,形成了南北相对的局面。

在演化形成的过程中,北京官话受到来自各种历史事件带来的人员迁徙流动的影响。比如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建都北京,从南京北调 40 万人口,北京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南京音的影响,以至北京地区读书人长期使用南京音作为标准音。又如金代、清朝两个时期,女真人和满族人将北京音带到东北地区,后又带回,以至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北京音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阿尔泰语系的很大影响(市井勘、小松岚 2012),但也有许多语音学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林焘 1987b ;丁邦新 2015)。

19 世纪末期,由于清政府长期大力推行北京官话,尽管在读书人群中南京官话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在全国人口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南京官话(徐时仪 2015)。满族旗人庆福等数十人的《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中就提到:“且原与京语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安徽、江苏之两半省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①

1912 7 月,,就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1913 年,,力求确定“国音”的标准。当时,北方官话的代表北京音具有人口优势,而南京音被认为与中古音更接近、更“雅”、更利于传承文化,且与吴、粤等南方方言一样都保存了入声,更有利于非官话区人群学习、接受。双方各有优势,因而在读音统一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力主北京音的直隶人王照提出了按省投票的方法并被当局认可,投票结果北京音胜出。但最终结果仍是平衡各方诉求的产物,“‘国音’应该以北京语音为基础,但同时要吸收其他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林焘 2000)。“读音统一会”议定出来的首个“国音”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南北方言混合的杂糅音,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老国音是南北平衡的产物,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任何人的母语,没有任何人的发音能成为标准参照,因而推广起来面临很大的问题。1920 年公布的《国音字典》中更是连声调也没有统一。面对诸多难题,许多省主张应改为以北京音为标准,直接推广北京音。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主任张士一,虽然其本人母语是吴语,却坚决主张以京音为国音。在其著作《国语统一问题》中提出:“1. ,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2. ,分析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3. 、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黎锦熙 1934

1923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会最终决定国语的标准音为北京语音,即所谓“新国音”。新国音以活的北京语音为标准,取消入声,把入声照实际的口语读法分属阴阳上去四声,不分尖团。但事实上,新国音对入声还是有所保留,也考虑了南北习惯的问题(李宇明 2003)。1932 年,,正式确立了北京音系的权威地位。吴敬恒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时说:“……指定北平地方为国音之标准;所谓标准,乃取其现代之音系,而非字字必遵其土音;南北习惯,宜有通融,仍加斟酌,俾无窒碍。”(黎锦熙 1934

1934 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出版,其中详细记录了国音标准确立的过程。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至此,国音推行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民国时期的“读音统一”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核定音素”的方式确定国音的标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到确定北京音系为国音之标准,走上了符合语言规律的发展道路。不过,在民国时期,对北京话的标准音地位还存在诸多质疑。何九盈(2008)经考证后认为,,北京话的标准语地位不是没有异议的”,“一直到 40 年代末,这种‘候补’状况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三、普通话标准音的确立、规范与研究(1949—1978 年)


,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不同于民国时期追求的读音统一,新时期采用了“规范”这一关键词。单就语音而言,规范是指将北京语音中不符合共同语要求的部分剔除。“规范”是对一个现存事物的修正,用以描述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形成过程,比“统一”一词更为恰切。这一时期是普通话标准音研究的大发展时期,许多奠基性的著作、文章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一)普通话标准音的确立

 

,,提出各地方要以较普遍的、通行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征求多位著名学者的意见。当时意见并不一致,“1955 年重新讨论标准音,意见很多,相持不下。没有人再主张保留入声,有的人还坚持分尖团”。(李荣 1990)几经讨论,最终决定将汉民族共同语定名为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这里的北京语音主要是音系层面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北京音都标准,很多北京土音就不在标准范围内。“普通话的口语不是土语土腔,而是在书面语的影响下,有很高的规范性和文化性。”(曹先擢 2000)在学术上,通过对语音进行规范来排除北京土音;在实际推广过程中,也是以北京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说的话为标准音。这种排除北京土音的思想,。

“现代的北京话保留的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也可以说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汉语方言。”(林焘 2000)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确是一些人的母语,因而十分有利于实际推广。将北京语音确立为国家通用语标准音无疑是符合语言规律的正确选择。

 

(二)语言规范与审音

 

基础音系确定后,当务之急是要对普通话语音进行规范。在 1955 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罗常培、吕叔湘(1956)提出:“民族标准语的特性就在于它的规范性,规范将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结构和正字法等各个方面。”“普通话词汇的语音有不确定的必须把它确定下来。要在最近期间编出正音词典或词表。”

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由语文专家组成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员有丁西林、丁声树、舒舍予、罗常培、周有光、周祖谟、高名凯、陆志韦、、齐越、魏建功、徐世荣等15 人。在第二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该所拟订的《普通话审音原则》(草案),确定了异读词审音的两条总原则:普通话的语音应当以现在北京语音为标准;审音对象应当以词为单位。

异读词审音除了对外来词、专业词等特殊词的审音,主要是处理北京语音的内部冲突(如文白异读、前后异读等),排除北京土音,重点是对轻声、儿化的处理。从 1957 年到 1962 年,第一次审音工作历时 5 年,阶段性的审音成果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形式分三次发表,1963 年辑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曹先擢 2002)。

 

(三)普通话标准音研究

 

,百废待兴,语言学研究特别是普通话标准音研究也迎来蓬勃发展的局面。多种语言学期刊创刊,刊载了大量关于普通话语音方面的学术文章。据统计,截至 1966 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与普通话语音相关的文章就达40 余篇,涉及普通话音位、音值、轻音、规范化等多方面的研究。林焘在《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一文中强调,“语音规范不能离开北京音系”;周祖谟在《普通话的正音问题》中提出,“如果没有区分词义或词类的作用,最好一律采用原来的读音而不读轻音”;王力(1965)对第一次审音中的审音原则进行了探讨,重点提出以“字”为单位来分析异读,把审音对象分为单音字和多音字两类,为后续的普通话审音工作指明了方向。

罗常培、王力、吴宗济、周殿福、徐世荣、李荣等学者出版了许多基础性、权威性的书籍,为普通话的语音学研究及普通话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6 年,王力、邵荣芬出版了《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1957 年,罗常培、王均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出版,其中所举例子以普通话为主。1958年,徐世荣编写了《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普通话语音讲话》《普通话正音教材》。董少文(李荣笔名)修订出版了《语音常识》。1963 年,周殿福与吴宗济合作出版了《普通话发音图谱》。

作为普通话研究的重要成果,1958 年,第一届全国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学校停止教学注音字母,改教汉语拼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颁布给普通话推广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1978年,在经历了试印、试用过程后,由丁声树主编(试印本由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正式出版。其中收录的每一个普通话字词,都标注了具体读音。词典在编写过程中吸收借鉴了大量普通话标准音研究的成果。至此,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并查字典,了解现代汉语中每一个字词的正确读法。

 

四、改革开放后的普通话语音研究


1978 年以后,普通话语音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此基础上,普通话的语音规范工作也有序开展起来。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语音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不断与国际接轨,将国外通行的音系学、实验语音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普通话的标准音研究中,对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描写日渐精细、准确;2. 围绕普通话标准音的定义、范围、溯源等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与调查研究。此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相继开展了两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修订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一)音系学、实验语音学对普通话语音研究的贡献

 

音系学和实验语音学是这一时期两个最有代表性的语音学分支,二者都为普通话标准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音系学给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带来了音系分析的方法,中国语言学者在吸收了音系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后,对普通话语音系统的阐述和解析逐渐清晰透彻。实验语音学对于传统语音学来说,起到了“以补听官之缺”的重要作用,为普通话的标准音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凭借先进的实验手段和精密仪器,实验语音学不仅验证和补充了过去传统语音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传统语音学的一些疑难问题,并揭示了传统语音学无法发现的语音现象(王理嘉 1989)。

1.有关普通话标准音的音系学研究

音系学理论对普通话的元音、辅音的音位和音位变体,以及其他语音现象,诸如儿化、轻声的音变、音节内部和音节之间协同发音、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研究都有相当的影响。游汝杰等《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1980),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发音示意图解》(1979a)、《普通话语音知识》(1980),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1979),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1981),周同春《北京语音的音位系统》(1982),王理嘉《北京话的高元音音位》(1983)、《普通话音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8)、《音系学基础》(1991),薛凤生《北京音系解析》(1986),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1992),王洪君《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谈本音和变音》(1994)等论著,都对普通话的音位系统(包括元音、辅音、声调)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分析、归纳与描写,有些对普通话儿化韵的处理、变音、变调等语音现象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如陈保亚(1988)、沈炯(1994)等的研究。这一系列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对普通话标准音的系统认识,挖掘了普通话标准音的内在规律。

关于普通话区别性特征的研究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新兴起来的。吴宗济(1980a)和王力(1981a1981b)最早将雅各布逊等合著的代表作《言语分析初探》引进国内的语音学领域。吴宗济(1980b)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区别性特征讨论普通话语音的文章《试论普通话语音的“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者把现代西方的区别性特征理论跟传统的中国音韵学概念(诸如洪细、开合等)结合起来,根据二元对立,建立了普通话元音、辅音、声调的区别特征矩阵表,对区别特征的偶分法提出质疑,发展了音位理论。陆致极(19871988)根据生成音位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建立新的普通话音段音位的区别特征矩阵,进一步提出了 12 对区别特征用以描写普通话,在逻辑分类上也更加完善。

在普通话的音系学研究中,由于儿化韵的本音变音现象的存在,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就已经运用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儿化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李思敬先生商榷》(王理嘉、王海丹 1991)、《北京儿化韵的语音分歧》(林焘、沈炯 1995)、《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鲁允中 1995)等。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非线性音系学和优选论等更为先进的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引入普通话标准音研究,对普通话语音系统尤其是声调、节律等方面的认识及分析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如: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2008),曹剑芬《汉语普通话语音节奏的初步研究》(1998),林华《“调素”论及普通话连续变调》(1998),马秋武《普通话舌尖元音的优选论分析》(2001),梁源、黄良喜《北京话的连上变调》(2006)等。

2.有关普通话标准音的实验语音学研究

改革开放后实验语音学在我国真正繁荣和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 1978 年成立了语音研究室,北京大学中文系在 1979 年恢复建立了语音实验室。此后,许多大学的中文系相继成立了语音实验室。普通话标准音研究成果包括元音、辅音的主要声学参数和生理参数、普通话音节的构造特点、声调的声学和知觉特点、词重音的模式和轻音的声学性质、语调感知等。代表性论著如:林茂灿、颜景助《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1980),吴宗济《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1982),鲍怀翘《普通话单元音的生理解释》(1984),林焘、王理嘉《北京语音实验录》(1985),吴宗济、林茂灿《实验语音学概要》(1989),曹剑芬《现代语音基础知识》(1990),劲松《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1992),王韫佳《北京话声调微观变化的实验研究》(1993),《音高和时长在普通话轻声知觉中的作用》(2004),石锋《实验音系学探索》(2009),蔡莲红、孔江平《现代汉语音典》(2014)。

 

(二)普通话标准音的定义和范围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我国语言学界和社会各界达成的共识。但对于北京语音和标准音的关系、北京语音的溯源考察、标准音的解释、界定和范围,语言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和研究。

徐世荣(1979b)认为,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但两者不能完全地、清楚地划分界限。北京话是普通话发音形式的主力,但土音是北京音系以外的。划分两者界限应着眼于音节,偶现的、狭隘的音节是北京土音。作者主张统一规定普通话基本音节若干个,带调音节若干个,不包括拟声音节,作为应用教学的固定范围。字典、词典应慎重考虑,去除当中收取的北京土音。普通话的标准音也应把过去掺入“国音”的北京土音去除。

徐世荣的观点在《北京土语辞典》中阐述得更为透彻。作者(徐世荣 1990)在序言中指出,普通话是在北方话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文学语言,以口语为素材,经过书面的锤炼、沙汰,更为细密、丰富、精炼,形成一套语法与词汇。北京话则是较为粗陋的口语,要服从普通话。一方面要清理北京话对普通话的纠缠,一方面要提炼北京话的精华。北京音系是规律化的正常范围内的音素(声母、韵母)、音节、声调,有稳定的分立与组合关系。北京土音是在这体系外存在或滋长的一些特殊的东西,无规律、不正常的表意信息,只在北京人这个小圈子里被接受。

以林焘(1987b)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北京话和北京官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的范围更大,由于汉族人不断被迫大批迁徙,并经常和不同的语言、方言接触,始终处在相当开放的环境中,结果就成为汉语方言中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成分最少、发展最迅速的汉语方言。通过对北京官话区的详尽考察,并结合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对北京市各区县近 40 个点约 600 人做的调查,林焘(1987a)认为北京音系实际指的是以北京城区话为核心的语音系统,而北京城区话实际上只是北京官话区西南角上的一个小小的方言岛,方言岛的范围在不断变化,日益扩大,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胡明扬(1987)就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普通话”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影响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行于广播、电影、话剧等群众宣传渠道的民族标准语。各地方言包括北京话,都不是直接向“普通话”的口语形式靠拢,而是向书面语靠拢,然后再进入口语。具体论述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差异,尤其是语音差异,并指出了普通话的语音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北京音和“官话音”的混合体。

 

(三)普通话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音

 

1982年,。文改会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重建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简称审委会),作为文改会内常设机构。原审委会成员周祖谟、陆宗达、周有光、齐越、徐世荣等继续参加工作,新增王力、张志公、俞敏、梁容若、夏青、孙德宣、孙修章等人。王力为召集人,被公推为主任,徐世荣为副主任(徐世荣 1995)。1982 年到1985 年,审委会对“初稿”进行了修订和增补。

第二次审音工作的成果是《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该《审音表》于 1985 12 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作为部颁的标准,通令执行。三部委在通知中说:“这次修订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对《初稿》原订读音的改动,力求慎重。……自公布之日起……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本表为准。”此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性汉语工具书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为汉字注音;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的播音人员都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进行了普通话的正音训练。

2011年,国家语委启动了第三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主要内容是研制普通话审音原则,根据语言生活发展需要修订 1985 年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建立健全普通话语音规范标准体系。为此,特成立了由语言学、教育学、播音主持、科技名词、地名等领域专家组成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设立了“普通话审音原则制定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课题,主要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形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现正处于向社会征求意见阶段,不日将予公布。

 

五、普通话语音的动态规范


《现代汉语词典》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为普通话语音提供了语音规范。这个规范主要是运用汉语拼音来标注汉语字词的读音,并不能规范具体的发音状况。对于说普通话的每一个个体,发音面貌都不尽相同;不同方言区的人群,更展现了不同的普通话水平。比方说,北京官话区人群的普通话水平就明显好于粤方言区。随着推普工作的不断深入,如何对普通话口头表达进行规范,如何衡量说话人的普通话水平,就成了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普通话语音的动态规范过程借鉴了诸多普通话标准音特别是普通话音位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它是对“活动的语流”进行规范,与先前的语音规范相比具有特殊性,所以我们将它单独进行阐述。

 

(一)普通话水平分级的提出

 

19839月,“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学术会议”在檀香山开幕,陈章太在会上宣读了论文《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论文阐述了汉语口语规范的重要性和规范标准,并最早提出普通话水平分三级标准和口语表达的不同要求,这是我国学者首次结合社会需要提出对普通话进行分级的设想。陈章太(1983)对汉语口语本身的规范初步提出了三个等级的要求,分别是:第一级,说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此等级为普通话的最高水平,为大家树立榜样;第二级,说大体标准的普通话,此等级为普通话的中间水平,给人自信,继续努力;第三级,说不很标准的普通话,这是普通话的入门水平,促进达标人要多加努力,提高水平。并对三个等级的具体表现做了说明。

 

(二)《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的研制

 

1988年,,在孙修章、于根元的主持下组成“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研究”课题组。在制订研究工作计划以后,课题组访问了周有光、徐世荣、王均等专家,就研究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研究方法等广泛听取意见。

为了落实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实施工作,进一步明确测试评分办法、测试要求,划定测试内容,1992 年,国家语委开始组建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并成立了以刘照雄为负责人的课题组。1993 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均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课题组提交审议的编写框架和基础词表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和研讨。到会的学术委员(王均、林焘、陈章太、于根元、詹伯慧、张颂、仲哲明、刘照雄),原则同意《大纲》的编写内容框架,肯定了基础词表作为词语基础测试部分的作用(刘照雄 1997),并对《大纲》的名称、词语表、方言词语对照选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正式出版。2004 年,基于 1994 版《大纲》修订而成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出版。

 

(三)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贡献与不足

 

普通话水平测试对语音规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普通话水平测试提高了全社会的语音规范水平。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数达到 5800 余万人次。全国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口比例从 2000 年的 53% 提高到 2010 年的 70%,全社会普通话水平逐年提高。不可否认,这和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分不开的。

其次,普通话水平测试为社会筛选出了诸多讲标准普通话的人才。由于普通话水平测试依赖于测试员的语感,对于等级高的普通话水平,因其错误和语音缺陷较少,在评判过程中,由主观差异带来的偏差对测试等级信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国家语委规定一级甲等在经过省级测试机构评定后需交国家测试机构组织复审,测试等级以复审结果为准。也就是说,对一级甲等水平的判定,需要 46 名专家级测试员才能完成,超过了一般水平 23名测试员的基本要求,这样审慎的做法保证了对一级甲等水平认定的权威性。到 2015 年底,全国范围内一级甲等复审通过的共有15641人。这些人大部分活跃在广播电视、教育、艺术等各种舞台,为全社会学习普通话提供了良好的标准参照。

最后,普通话水平测试为普通话标准音研究提供了语料。国家语委于 2014 年建立了普通话水平测试一级甲等语音样本库,内含 5000 个一级甲等语料数据,以及专家级测试员进行的偏误标注,为普通话标准音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韩玉华 2015)。

开展测试并不代表着一定要求每个人说普通话都非常标准,对个体而言,实际上达到一定水平、能较好地交流沟通就可以了。开展测试的初衷在于每个说话人通过追求发音标准的过程,提高其普通话水平。与静态规范不同,普通话水平测试并没有明晰地对如何说标准普通话进行定义,只是相对地将普通话水平分为三级六等。在实施过程中,测试采用“负面列表”的形式,由专家进行主观判定,来判断出现了什么错误或缺陷。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推出加深了我们对普通话标准音的认识,将对普通话标准音的认识从书面规范提升到口语规范阶段。但是,由于测试采用“主观判断”“反向扣分”的方式,更多地依赖于专家经验,使得它成功推行的同时,从语音规范的角度看,测试并没有定义更精细的动态语音标准,不得不说这是它的一个不足,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语音教学上。许多学者都对语音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王福堂(1998)认为“普通话应该有一个严格的语音标准”,林焘(2000)认为“语音教学需要有较严格的语音标准,目前我们还没有能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定出完整详尽的标准读音”,宋欣桥(2014)提出“构建普通话语音标准的新层次”等。希望随着普通话标准音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六、结 语


百余年来,普通话标准音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统一到规范、从读法约定到偏误判定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模糊到明确、从粗略到精细的过程,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语言战略推动、语音学研究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条件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值得强调的是,近年来,作为普通话标准音基础的北京语音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除了语音自身的动态演化外,说话基础人群也有所改变。早期限定的“北京受一定教育程度的人说的话”,到后来的“北京城区话、北京市西城区话”,这些条件都是依赖于特定地理区域的,是建立在人员流动相对缓慢的社会情况的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员流动加速,北京城区的人口组成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很多语音教材、数据库实验都要求说话人具有一级甲等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级甲等人群已经部分取代北京城区人群,成为普通话标准音的基础人群。

随着生成音系学、韵律音系学和实验语音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随着对韵律、节律等复杂语音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声学参数分析、测量手段的日新月异,“客观存在”将越来越多地取代“主观感知”。我们对普通话标准音的认识也将越来越清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更让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将会有更高层次的语音标准,未来将会出现讲“完全标准”普通话的机器人。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人类不断探索的基础上的。

 

注  释


①参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版。

  

参考文献


鲍怀翘 1984 《普通话单元音的生理解释》,《中国语文》第 2 期。

蔡莲红、孔江平 2014 《现代汉语音典》,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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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玉华

,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普通话语音、语言测试、社会语言学。著有《普通话水平测试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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