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1本字典,几代大师耗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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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少学者名士纷纷回国，北京大学在胡适等人的领导下，迅速重建恢复起来。1948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曾经赴台湾普及国语教育的魏建功，在北大的邀请下，回到大陆担任北大的中文系教授。

魏建功曾经是北大的学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对文字、语言造诣极深，毕业后就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已是北大教授的魏建功跟随老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主持普及国语的工作。

（上世纪40年代，魏建功（左四）和同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同事们。）

当时的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年轻人之间多说日语，老一辈人台湾话里也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会说了，学校老师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

面对这样的现实，魏建功既痛心又无奈，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小型的《国音常用字汇》，只标发音，没有释义，相当于一本幼儿识字卡片。而传统的辞书，清朝时编撰的《康熙字典》、民国时的《辞源》、《辞海》等字典，一是全文言文注释，艰涩难懂，不适合需要打基础的初学者，二是这些动辄数卷本的大型辞书，普通人根本就买不起，无法在民间普及。

幸好当年赴台时邀请了一位地道的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再教给学生。

尽管这样，推行国语的过程还是各种艰难，逐渐体会到基础语言重要性的魏建功，萌生了急需一本浅显易懂，且便于翻看的新字典的想法。

三年后，魏建功回到北大。此时的北大济济多士，周祖谟、金克木、吴晓铃、张，这些中文系的先生们随便一个都是声望学识具备的大家。几位教授因为教课任务，见面聚会的机会多了起来，闲聊之余，就聊到了魏建功在台湾经历的字典轶事。

(魏建功在北大寓所）

其实大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书面用语还是多文言文，白话文教育甚至没有一份规范的易教易学的教材工具。教授们很快就产生了编撰新字典的念头，既然现在还没有一本正规的白话文字典，那不如我们这些所谓的“语言专家”亲自来写一本。

这年冬天的一个周五，教授们聚在魏建功家中，共同商讨编写字典的事，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教授们约好以后每周五一聚，针对字典的具体细节逐项进行讨论。

当时的北京城内还未完全解放，魏建功家的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教授们就着朦胧的油灯高谈阔论，城外传来隆隆的炮声，也丝毫不影响大家信心。金克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

这样的每周一聚，5个人在一起坚持了两个月，魏建功把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了整整八页的《编辑字典计划》，因为刚好是5个人，就提前给字典取名为“伍记小字典”。

（《编辑字典计划》原件）

这本“伍记小字典”，就是《新华字典》的前身。

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伍记”，作为《新华字典》前生的“伍记小字典”却在当时因此被搁浅下来。

二、

魏建功的《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白拟。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举，文化程度低下的问题随之而来。在当下的中国，文盲率高达80。

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意识到，要改善这种状况，基础教育当为重中之重，而教育以认字为首，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的新字典。

这个愿望很快就有了实现的机会。

1950年春，已经成为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了问魏建功，愿不愿意来主持编撰工作。

这一计划简直跟魏建功曾经的想法不谋而合。连细节都没有问就一口答应下来，两人相谈甚欢，直到深夜才散。

这一年8月，编写过《国语辞典》的大辞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辞掉了北大的行政职务，来到了出版总署。

魏建功任社长的“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寓意“新的中华”，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

魏建功曾经的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体例，总之，这本字典被定义为，“不一定大，但一定要实用”。

三、

辞书社一开始规模不大，只有魏建功、张、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

（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第一批工作人员合影）

时间紧任务重，魏建功又身兼两职，每周抽一半的时间到辞书社主持编写字典的工作，回到家后还要加班审阅。后来北大聘魏建功做副校长，为了集中精力编字典，魏建功又一次从北大辞职了。

事实上，编撰新字典，每个人的“任务”都相当艰巨。

传统字典，无论是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篇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比如“胡”字的一个义项，这样解释：“何，如‘弗虑胡获’，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还得先读懂《诗经》。对于需要字典的初学者而言，最尴尬的可能不是看不懂文学，而是看不懂字典。

而新华字典里所收录的解释，则必须简单明了，同是“胡”字的义项注释：“疑问词，为什么，何故：~不归？”

今天的我们对白话习以为常，但这种第一次脱离“文言”语境的叙述，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想象一下，在没有通俗注释的情况下，把文言文逐字逐词翻译成白话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更艰难的还有每个字的例句。在上世纪50年代，没有互联网，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编写者们就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这些被第一代《新华字典》编写者们没日没夜亲手誊抄的小卡片，仅保留下来的，就有30多万张。

一年后，《新华字典》初稿诞生，没想到的是，辞书社把大家的初稿汇总在一起才发现，每个人的风格释义完全不一致，各自按照各自的经验想法编写，让这份初稿看起来参差混乱，难以出版。作为终审的叶圣陶直接给出了繁琐杂乱的评价。

一番商议以后，辞书社内部决定重头改写。

魏建功带头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60岁的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经过辞书社层层把关，修改审阅，再分发送领导、专家、教育机构提出意见、反馈，无数次修改定稿。

终于，1953年12月，历时3年的《新华字典》正式面对全国发行。

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发行后不过半年多，五百万册字典就在全国销售一空。

四、

考虑到当时国人文化水平低，初版《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

为了跟随文化发展的需求，《新华字典》也一直不断地修订再版。1957年发行了第一版简体字版，1959年，汉语拼音规范后，直接按照拼音注音修改，我们现在用的《新华字典》，就跟这一版极其接近。

（各种版本的《新华字典》）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新华字典》在当年堪为扫盲的拐杖，内容通俗易懂，随时收录民间最鲜活的语言，体型小巧方便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不但教人识字，还兼具科普功能，对每一种动植物都进行了精炼精确的解释，比今天的“果壳网”“科学松鼠会”影响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