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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那些事儿(十七)“字典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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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年,江西发生一场离奇的笔墨官司,这官司从江西打到广东,又从清初打到现在,折腾了几百年,直到最近才算基本弄清楚了问题的来龙去脉。

好玩的是,这场版权“官司”发生时,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已去世,他们两位生前是好友,一个是领导干部,一个是民间学者。后人帮他们打了一场代理人官司,控方和辩方都是局外人,卷入这事的有学者,有将军,还有和尚。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明朝末年宜春下水关有一位学者叫张自烈,与弟弟张自勋哥几个从小读书用功,是班上公认的学霸。可惜张自烈可能八字不好,运气跟国足一样,尽管自认为水平一流,可每次就差临门一脚,总也考不上举人进士。折腾了三十多年,还是一个秀才身份。眼前公务员考不上了,于是张自烈一咬牙一跺脚,索性不玩了,把书一扔,世界那么乱,我想去看看!

那时世界还真很乱。大明朝气数将尽,整个中国真是乱成一锅粥,李自成追着官军满世界跑,而后金的军队又不时进入山海关十二海里以内自由航行,上到崇祯皇帝,下到内阁班子成员和一般大臣都焦头烂额、疲于应对。

想去外面看世界的张自烈也不管什么车匪路霸、交通安全,直接买了船票下了袁山顺着袁河就出了袁州。老张生性豪爽,加上有钱任性,平生喜欢干的三件事:买书、旅行、结交豪杰,都被他干得漂漂亮亮,哪像别人,有钱没时间,有时间没钱,不由你心生羡慕:他们城里人真会玩!

以后十多年里,玩家张自烈足迹遍南北,朋友满天下,什么“明末四大公子”,什么娄东三张,都是他文艺圈的亲兄弟。不过他敢于言事,指陈时弊,是一名铁杆愤青。,还是圈里的活跃份子。老张名如其人,颇为刚烈,发表意见慷慨激昂,也不怕妄议国事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所以在复社是有很多粉丝的人气王。只是后来明朝国步维艰,内外交困,到1644年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崇祯同志在景山上了吊,明朝居然一不小心亡了国。随着大顺皇帝李自成败死,清军入关接着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人心慌乱,举城而逃。张自烈的圈子很快就歇了菜,一些人走上了抗清的战场,一些人则跑到乡下躲了起来,老张也慌慌张张离开南京,跑回江西玩起了深潜。

国家去了货,贵圈也垮了台,那些挥金如土富二代自然也倒了霉,曾经提笼架鸟、泡妞把妹的高富帅,突然变成了喝西北风的矮穷矬。在兵连祸结的江西,张自烈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天天过着节衣缩食的拧巴日子,乱兵来了还得当范跑跑去躲猫猫。对于他而言,什么都可以扔了,只有两件事不能放弃,一是八十老母,二是海量藏书。别人藏书藏个万把卷就不得了,就可以在人前显摆得瑟,但偏偏人家张自烈是这个数字的三十倍,也就是三十多万卷!

张自烈藏书的数量与品质,在江西自古以来还真没几个能超得过他的。你想想,张自烈在南京住了十多年,这里是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什么局来检查或管制,所以书的种类特别多,,可以说什么合法、非法出版物都应有尽有,自由流通。人家买书论册,张自烈论车,只要他出现在书市,那基本是大扫荡。不怕他没钱,就怕你没货。所以不管什么宋版元版,孤本秘本,他只要出来扫货,一买就一堆,然后打包拉走,人们都说,张帅锅真是一个奇男子、烈丈夫!

不过话要说回来,藏书大户要在和平时期,藏书活动就是佳话;碰上战乱,那就是十足负担了。

清兵南下时,这个书痴发现情况不妙,于是带着三十万六千卷的藏书,从南京包了专车浩浩荡荡运到袁州。还没多久,袁州又乱将起来,他不得不重新租船包车,从赣西的袁州运到赣东广信府横峰的葛岭。一会赣东不太平了,又匆匆运回家乡。这来回一折腾,藏书真是损失巨大,加上原来捐献给袁州府学的那批不是被烧光,就是被乱兵抢去塞在胸前当了纸甲,使他的藏书量直线下降,想想我都现在心里都隐隐作痛,这可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图书财富啊!

张自烈过了好几年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最后看着母亲撒手人寰,自己的藏书一箱箱化为乌有,他的心不知道碎了多少遍,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好歹熬到时局逐渐平静,而他也年华老去,老张成为了张老。贫困潦倒的张自烈,看到以前的圈中故交死的死逃的逃,剩下我一个,仿佛是多余的。心如死灰的张自烈决定隐居山林,不与世接,坐以待毙。

这时,一位旧相识伸出了援手。

这位朋友就是日后成为“被告”的广东人廖文英。廖文英字百子,号昆湖,和张自烈一样只是诸生出身,但人家这秀才善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还特别会做官,他投靠的靠山洪承畴可是崇祯皇帝的大红人,所以廖氏在崇祯和南明都官运亨通,一度在张的家乡袁州做过主要领导。入清以后跟着洪承畴投降,继续在新政府留任原职,不久由袁州调到鄱阳湖畔做南康府推官,后来升任知府。南康府就是现在的星子县所在,当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干得相当出色,所以廖文英也想整出点动静来,好在将来千古留芳。于是他也将战乱后的白鹿洞书院整修一新,又着手编修书院志记载这些政绩。当然,领导有领导的本业,教书育人的活儿还得有专家来做,毕竟学者治学,教授治校,书院去行政化,是他最终的目标。开始江西巡抚蔡士英请南昌籍的原吏部侍郎熊文举来干山长一职,,抵制政府的任命,死活不让熊来上任。原因是熊先投降李自成、再降多尔衮,是所谓“贰臣”甚至“叁臣”,在夷夏大防思想浓重、名节观念强烈的江西,熊的“劣迹”让师生没法接受,政府执行不了这一任命。熊自己也知趣地婉谢了官方邀请,建议重新考虑校长人选。于是廖文英想到了自己在袁州的旧相识张自烈。

本来老秀才张自烈是老牌的,多次拒绝过政府的招安,死心塌地要做个遗民。廖告劝说他,你到这里来做教育工作,又不是做官,你代表着道统、学统,与治统无关;退一步讲,为江西多培养一些读书种子,是一件极有功德的事。这几句话还真打动了张自烈,于是他收拾行李就到庐山脚下来了。

张自烈这一来,就再也没离开过。

按说人师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但在惊魂甫定的清初,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教育工作者的日子能好到哪里去?特别是这个又硬又臭的老右派,宁肯在山里教书也不肯出来做官。书院的清苦日子年复一年,工资没着落,他只能靠家境稍微好一些的学生接济,以补贴家用。现在只听过贫困生,而他却是标准的贫困老师。那些年,张自烈和他的学生一样饥寒交迫,他把个书教得有声有色,日子却过得死去活来。

转眼到了公元1673年,已经七十七岁却做了三十多年亡国之臣的张自烈感到来日无多,便找廖文英交待一些后事。其中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用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十三卷的书稿《正字通》,也就是雪藏多年的一部字典底稿,交给了廖——由于现在没留下太多史料记录他的临终感言,有人说张自烈的意思可能是托付他弄笔资金正式出版;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感激领导这么多年的关心照顾,把这书稿送他作个纪念;更有一种说法更悲壮,说是张自烈为了换点丧葬费好体面地安葬,于是把书稿算了五百两银子,直接卖给了廖文英。

不管什么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张自烈去世,廖把他埋在了白鹿洞附近,书稿则落到了廖的手里,钱却没付。也许是来不及付,或者是不知道付给谁,或者是廖根本没打算付,这书稿到了领导手中,就由领导处置了。


首先来说,《正字通》是一部好书稿。如果你不信,可以从此书出版后所引出的一些事来旁证。清代学者朱彝尊抱怨当时的读书人,人人案头不是梅鼎祚的《字汇》,就是张自烈的《正字通》,前者太简单,后者太繁琐。可以说,当时两书的普及率,几乎达到了现在的《新华字典》人手一册的水平。老朱是玩小学(古代称音韵训诂为小学)的高手,他知道这两个书各有优劣,于是向上打报告反映这事,,好歹也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正好“康熙来了”,皇上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以《正字通》为底本,开编一部新字典,这就是有名的《康熙字典》。由此可见,没有《正字通》,就没有《康熙字典》,两者可以说是同一血缘、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遗憾的是,张自烈的《正字通》被廖文英印出来的时候,署名却是廖文英。这位领导在序中大言不惭地声称,为了这个书,自己花了多少年,耗尽了多少心血,才编出这么一个宝贝。为了证明自己学术水平跟学者一样高,领导还请来了江西两位大学者黎元宽和张贞生为自己写序,有了学者站台,廖文英底气十足地宣布了自己是版权所有者。

有人肯定要骂娘,领导,你这样做太不厚道了吧?老朋友才去世,尸骨未寒,你就这样对待他,把人家倾注大量心血的书据为己有,太没节操了吧。

廖文英也许会这样回答,这是我买来的稿子,老张心甘情愿卖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没偷没抢,你凭什么乱问候我母亲?这书即使是张写的,把版权转让给我了就是我的,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有,你看看,你们的思想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也成了个人著作宏文五卷吗?再看你们现在,各级领导写个报告都可以让部门起草,秘书捉刀,甚至考个高学历也让枪手代笔,醉驾出个车祸也让司机顶包,我这是明码标价,公平交易!还有你,在网上写匿名文章骂我的,我一看见你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在网络上,随手就转载别人的作品,想也没想到把作者名字也复制过去;更有那些文抄公,故意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鼠标一点,除了作者名字删除掉,全成了自己的!五十步笑百步,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路货,凭什么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

廖文英不管怎么辩解,这稿子署着他的名字就印刷成书了,据说还卖得不错,市场前景光明,领导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点赞一片。但是,不知道是老张在天有灵,还是老廖内心有愧,廖文英不知什么原因被免了职,不久在广东连阳老家去世。他的后代比老张更潦倒,这书的刻版最后以白菜价当柴火卖给了别人。

买到这部书底版的人,是一位叫刘炳的总兵。刘总兵虽是武人,却是儒将,与当地文人都有接触,特别是乐于跟世外高僧打交道。明亡之后,一批士人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做起了文化和尚。在刘将军任职的广东连州,正是廖文英的老家。当时连州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名叫阿字禅师,是海幢寺的住持,也是刘炳的朋友,他告诉刘将军,这部书其实是张自烈写的,被廖领导据为己有了。刘炳听了很吃惊,没想到当地夙有清望的老领导还干出这种事,为了慎重起见,就仔细询问来历原因。阿字说自己有个密友叫淡归禅师,其实他真实的身份是崇祯十三年进士,名叫金堡,浙江仁和也就是杭州人,明亡后潜入佛门。这金堡跟张自烈在明末就是好基友,很清楚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以及落入廖文英手上的来龙去脉。刘炳听了又惊又气,当即决定重版此书,在版权页重新署上张自烈的名字,并在序中批评某领导巧取豪夺的行为,以正视听、以敬效尤。

廖文英经过刘炳、,一下子就被曝光了,成为当时的一个公众事件,我们且称之为“字典门”。刘总兵序一出来,简直就是鞭尸,他地下有知都没脸见人(没脸做鬼)了。

当然也有人为廖打抱不平,说如果不是廖在张自烈落魄的时候出手相救,张可能什么都没留下,张把书稿相送,正是感激恩人的表现,赠人玫瑰,手有馀香嘛。又有人说,廖也肯定作了修订工作,你看最初的那个版本,前面附了一些满文索引,这肯定是张不会干的,一定是廖知府的功绩,说明人家还是参与了部分创作。更有一些和事佬就在重版时,把两个人的名字一起署了上去,这样两不得罪,你们在地下继续哥俩好罢。

其实这事我是这么认为的,书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既然张自烈写了这书,廖文英得到这书拿去出版没错,但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明析版权所有者,来不得半点虚伪。这著作权就好比初夜权,你拿走了,我还搞什么搞。如果廖士英好人做到底的话,完全可以写“张自烈原著,廖文英修订”或“梓行”,就不两全其美了么。廖在序中只字不提原作者张自烈,心中一定有鬼,至少是在故意回避。廖领导呀廖领导,看人家高鹗品德多高尚,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上,却不居功,现在人们一说《红楼梦》就说是曹雪芹写的,好像跟高鹗没啥关系。再看看人家洋人,那个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去世后,遗作都是恩格斯整理完的,廖文英,你革命的战斗友谊去哪儿了?

不管廖文英有没有一肚子委屈,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你在做领导时做出了很多政绩,也办了很多好事实事,大家都记着;你在《正字通》一事上做得不太光彩,大家也不会视而不见,功过自分明,三七开就行。

由此可见,小事知大节,节操关系品德,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真正的君子。

史料来源

(清)钮绣《觚賸》粤觚下

(清)裘君弘《妙贯堂馀谭》

道光《宜春县志》卷二十三

(日)古屋昭广《张自烈<正字通字音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

段晓华《正字通》著作权考辨:兼论张自烈与廖文英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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