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刊回顾 | 十年前的今天,曾翔的变 —— 曾翔《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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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翔 2008年 新作 》

作者：曾    翔

开本： 16  开

责任编辑 / 夏迪请

设计  /  思汇泉图文设计公司

谈     变

（2008）

曾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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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朴素的生命冲动和无我的纯真状态，是每个书法艺术家的毕生追求，它是一个不断挣脱（框架），反抗（既成）的过程。其间需要丰厚的积淀，需要智慧的生成，更需要大胆的否定出新。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对应了人的三个年龄段，青年嫌根浅，出新易，但不稳定；中年忌不壮，贵在立意，要不断打通；渐入知天命之年，才能有点所谓原创的东西，“语到沧桑意便工”，艺术家在时空绵延顿挫的节奏中渐渐成熟起来，这时期的艺术自由而有规矩，奔放而有节制，感性而又内在，可此时危险正悄悄来临，“月满则亏”，很多艺术家就此得到了满足，不敢再变，于是艺术生命开始萎缩，逐渐失去张力，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艺术要避免僵化，艺术要常保青春，唯有“变”，（新华字典释义：①事物跟原来不同，发生演化、演进、改观等；②事物或态势中存在的可变因素）“穷思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唯有“变”，万物有生……

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流变史”。从殷商甲骨、两周金文、秦汉简牍帛书到魏晋墓志造像，从每一项都是成千上万，风格迥异，由于从巫术、宗教中脱身出来的先秦儒家执著于现实人生的实用理性，它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教伦常，这一时期的书法具有实用性，或质朴、或雍容、或诡秘；再看“二王”一脉，自晋入唐，及宋元明清，高峰迭起，波澜壮阔，从“小王”开始，就在笔法和体势上突破了“大王”，魏晋玄学的兴起，使魏晋人对待人生和艺术，都持有大胆独特的见解，这时期的书法开始从庙堂、器皿中走出来，逐渐有了独立的品格，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以后由于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兴盛，与此时代相对应的书法家对“二王”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了清末，一时碑学大兴，视“二王”为靡靡之音，人们崇尚那个远逝的时代的力量，感受曾经辉煌强大的民族，于是又有“以印入书”之说；书法发展到今天，由于出版媒体的介入，使得大量的碑帖资料大行于世，书法艺术开始走入民间，书法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由于电脑的普及，加之传统文人环境的失语，使得现代人的情感心理和人性本体变得丰富、复杂、多样和深刻，于是经典、时尚、多元、创新的书法艺术作品都同时受到关注……由此可见，书法艺术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流变”。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之“忧”正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如何可以赋予个体所占有的短促的生存以密集的意义？如何在稍纵即逝的短暂人生和感性现实中赢得永恒和不朽？唯有“变”，“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心雕龙•通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书法艺术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文心雕龙•通变》）如何能出“脱颖之文”，关键在于“会通适变”，历代的书法大家无一不“会通适变”。最有代表性的如五代杨凝式，他一生书法风格多变，书《韭花帖》时，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杨凝式能变出如此迥异的风格作品来，这除了他超凡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之外，与他的现实心态是非常统一的。杨凝式从唐昭宗朝进士及第，授度支巡官，迁秘书郎、直史馆；及至五代，从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三川守到集贤殿直学士、考功员外郎，又从比部郎中、知制诰、右常侍、工户二部侍郎、兵部侍郎等等直至最后的左仆射、太子太保，死后诏赠太子太傅，历仕五代；这之中，他几次寻病辞官，又几次入朝为官，可以说动荡贯穿了杨凝式的一生，注定了他的生活起伏跌宕、波澜不尽，也注定了其书风的多变性。

不少书家开始意识到变的重要性，可真要他变的时候，不是胆怯了，就是面目全非，其实变并非完全否定，这其中亦需参悟，沈曾植曾谈到：“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楷参隶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总之，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黑格尔说“长久的山不如瞬开的玫瑰，时间属于有生命者，有生命的艺术属于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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