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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甘肃师大编《汉语成语词典》

楼主:时还读我书草堂 时间:2018-06-20 06:51:29


西北师大中文系教师编的《汉语成语词典》是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部工具书。在此之前,有一本叫《汉语成语小词典》的,有巴掌大小,大概百页左右,有成人指头粗细的厚度。绿色纸皮,商务书店出版,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说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作。这大概也是国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成语词典。文革后期,再次出版。当时我正上高中,家里买了这本词典,我经常带着去学校。其实,并不是因为语文课需要,而是自己把它当作故事书,因为里面很多成语都有古代的故事,如三顾茅庐、杯弓蛇影、画蛇添足、叶公好龙、守株待兔等,比起满是报刊上说教的语文课本有意思得多。

大概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中文系老师拿着卡片上家里来找父亲,说是要编成语词典,请父亲帮着查找一些资料。这是我知道的编写《汉语成语词典》的开始。我19764月下乡插队,一九七七年春节回家探亲,看到这本词典,是甘肃师大印刷厂印的。开本大小和原来商务版的一样,书的厚度却是商务版的三四倍,据序例说收四千五百三十四条成语。用红色、绿色等几种颜色的毛面塑料套封皮,压出“汉语成语汇释”字样的书名。扉页书名下加括号注明“教学参考资料”,底部署曰:“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书没有公开发行,主要是用于系内教学使用,本系教师每人送了几本。但很快流传到社会中,很多人托关系找这部书。1980年,这本书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改做《汉语成语词典》,作者署名为“甘肃师大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但版式似无大的变化,只是塑料封皮变成深蓝色光面,封面字也变成烫金的了。这本书由此走向全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中小学生的必备工具书。

19723年左右,全国高校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正常的教学活动也有所开展,总的来说,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不是很大。甘肃师大中文系教汉语的一些老师感到原有的成语词典收词量太少,对人们的阅读学习帮助有限,于是就自发编了这本词典。

这本词典从最初印刷到后来反复修订出版,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篇幅越来越大,收词越来越多,我手头当下有三个版本的词典:第一个是1977年的校内版;第二个是1985年增订本收词八千七百条,编写者署名为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第三个为2000年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收词有九千余条,编写者署名为《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对照来看各本文字变化较大,具有时代气息。特别是文革时期,所有的语言文字行为都常常和政治形势相联系,虽然此时环境已经有所宽松,但作者在序例中还是表现得小心翼翼,校内版序例开始就说:

为帮助我系学员正确的理解、运用汉语中的一些成语,我们编写了这本《汉语成语汇释》,作为汉语教学的补充材料,供学员同志自学时翻检。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其中必然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使用者及有关的兄弟单位提出批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这段文字中几处值得注意:用了“我系学员”,而不是我系学生。这“学员”指当时的所谓“工农兵学员”,既然是“工农兵”,自然和一般学生不同,学生在人们看来,完全是向老师学习知识,有主次之别;学员则除学习知识外,还具有管理学校,并且改造老师的权力和责任,在学校中处主导地位。文字中又说到必然会有错误,符合当时领导人所倡导的批评自我批评原则及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叙述中先说政治思想水平,其次才提到业务水平,这看起来是一句自谦的话,其实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书的内容出现政治问题,只是编写者政治认识不高,而非带有政治恶意。那个时代,搞阶级斗争,把有政治问题的人和事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另一种叫做“敌我矛盾”,前者解决的办法是批评教育,后者解决的办法则由群众监督管制、逮捕,最严重的是处以死刑。所以看起来自谦的话,实际上是希望被指出政治错误时,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文中提到“兄弟单位”,一是此书属于内部印刷,往往送其他学校交流,但称兄弟单位而不称学校,也是当时的普遍用语,同时,避免被理解为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而是考虑到为社会大众服务。

现在阅读其中一些词条的解释,更是恍然有隔世之感。这里略举几个校内版的例子:

如对“斗私批修”的解说: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斗掉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批判修正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对“仁义道德”的解说:

       泛指剥削阶级用以骗人的所谓“道德”。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书上,却是满满的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对“中庸之道”的解说:

       这是反动的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就是所谓“正道”,“庸”就是所谓的“不易的常理”,其实是要被压迫人民遵照他们的那一套吃人的理法行事,从而达到他们妄图束缚被压迫人民的手脚、麻醉被压迫人民斗争意志的目的。语本《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徳也,其至矣乎”。后来用中庸之道表示所谓的不偏不倚,不过分也不不及。现在表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搞调和折中。

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解说:

         《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同阶级所说的“道”都有具体的阶级内容,孟轲这里所说的“道”是奴隶主阶级的吃人之道。现在用以说明,坚持正义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必然陷于孤立。

    毛主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对“一团和气”的解说:

宋·朱熹《二程语录》:“(程)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这是朱熹对反动理学家程颢的吹捧)原来是说,态度和蔼。现在多指不分是非的无原则的和气。

毛主席指出:“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反对自由主义》)

对“天马行空”的解说:

天马:汉代西域大宛产的好马。天马在空中飞驰。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原来比喻才思奔放。后也比喻浮躁不踏实。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自比“天马”、“至贵”这正是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鼓吹的“天才论”,就是为他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对“发人深省(醒)”条的解说:

        发:启发;省:检查,醒悟。启发人深刻思考而有所醒悟。唐·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毛主席说:“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邱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介绍一个合作社》)

编写词典要引用一些语例。不过在那个时候,引用语例很不好把握。文革前的书基本是“封、资、修”,见不到,也不能引。文革前期有些文字,由于政治风云变化,如林彪事件之后,也不能用了。最安全的做法是引用革命领袖言论,所以,书中毛泽东的语录最多,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话。鲁迅被毛泽东封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以其言论也是常引的。还有,那时的报章文件中凡是革命领袖的言论一概都用黑体字标出,这本词典的排印也不例外。

“斗私批修”是当时的习用语,之前不见于历史载籍,仅见于毛泽东的言论,随着时过境迁,不再流行。“仁义道德”、“中庸之道”在当时“评法批儒”大背景下,也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我手头现有最早正式出版的是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增订本,已经删去了这三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毛泽东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讲话中引用的,后常见于报刊文件。我记得我的语文课本上还选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课文。但“评法批儒”运动中,孔、孟都是批判对象,所以词条中先指出成语的出处,又要对孟轲言论用阶级分析法进行一番批判,指出孟轲说的“道”是奴隶主阶级的吃人之“道”。然后指出毛泽东言论的含义。“一团和气”中引朱熹评价二程的话,朱熹、二程等宋代理学家在此时也被并入儒家,故文中加括号要表明对朱熹、程颢的态度。

林彪倒台后,批判林彪,据说在林彪卧室内搜出写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字幅。“天马行空”成了当时为人熟知的话语,报刊中到处以此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等等,由此被人们关注。少不了要提出来批判一番。

八五年版中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如解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作:

坚持正义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必然陷于孤立。语本《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解释“一团和气”作:

        原指态度和蔼。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三引《上蔡语录》:“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也指和睦相处。《水浒全传》第十九回:“王教头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如何心地倒恁窄狭?”现在也指不分是非的无原则的和气。

解释“天马行空”作:

天马:汉代西域大宛产的好马。天马在空中飞驰。明·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原来比喻才思奔放。后也比喻书法等气势豪放,不受拘束。

剔除了带有政治术语的论说。有些地方补充了古代典籍中的话语,表达也客观了很多。

回想起来,当时图书馆没有全面开放,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又在运动中,知识分子动辄得咎,这本书最初编写是很不容易的。

     2000年版的《后记》说:

        本书是由张纯鉴同志发起并组织人力编写的。参加初稿的执笔人有匡扶、彭铎、吴福熙、杨凤清、张纯鉴、赵中立、甄继祥等同志(按姓氏音序排列),由彭铎、吴福熙、张纯鉴修改,吴福熙统一体例并加工润色。彭铎还审阅了1982年的修订稿。续编由吴福熙、张纯鉴、甄继祥执笔,吴福熙统一定稿。1982年修订本和这次的增订本,增删修改均由吴福熙主持其事。2000年的修订任务是由吴福熙、张纯鉴、甄继祥三人承担

据我所知,编写词典的初期,涉及的人员较多。以汉语教研室为主,也有其他教研室和资料室的老师参与做过资料的收集,当时正在上学的正雨先生在其回忆文《师情绵绵》中说道,当时系上每位同学得到三条成语,做一些基础工作。也可看出当时工作之一斑。

《后记》中提到的彭铎先生是湖南韶山人,解放前和家父在蓝田国立师院共过事。长于训诂学,有《潜夫论笺注校证》、《群书序跋举要》、《唐诗三百首词典》、《彭铎文选》、《文言文校读》等著作,文革结束后,为系主任,颇自负,给我们上过“文献学”的选修课程,带有湘音浓重的普通话一字一板,但同学都觉得不易接近。彭先生曾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学生提出“四个一”要求,即“一笔好字,一肚子好学问,一口好官话,一表人才”,已成名言。匡扶先生年龄最大,有《民间文学概论》、《两宋诗词选》、《唐宋诗论文集》等著作,带我们班元代文学,东北口音。吴福熙老师,给我们班上过古代汉语,穿着整洁,说话一如其人,少废话,让人感觉不怒而威。上课只拿一本教材,坐在讲台上,很少站起来。念一句古文,解说一句,表达非常准确,重点也突出,时而也发几句牢骚。之前听说他给春季班上课,考试挂了不少同学。我们班同学都很害怕。不知吴老师怎么知道了,在课上说,我是老虎不吃天,恶名在外。然后详细解释了自己出题的内容,告诉大家考题并不难。但大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期末考试确未听说挂了哪位同学。吴老师有《古代汉语》、《古汉语工具书使用》等著作出版。90年代中风,说话困难,几年后去世。杨凤清,是位女老师,大一时给我们上现代汉语课,人瘦小,说话快。那时候,我只喜欢古代文学和古汉语课,不喜欢现代汉语课。一次课上和邻座同学聊天,被杨老师叫起来,问我听懂没有。回答说,听懂了。杨老师说,要认真听课。我知道杨老师是提醒我不要在课上说话。赵中立老师人见过,不熟悉,个子偏小,谢顶严重,话少。张纯鉴老师,个子大概一米七五以上,在那时算是个子偏高,嘴有点地包天,额头略前突,和当时某位中央领导人长得有几分相像。虽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时常来我们家,说话声音也比较大,喜欢给人挑语法或逻辑毛病,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甄继祥老师算是其中最年轻的,原和母亲是甘肃师大函授部的同事,文革开始,函授部解散,来到中文系。人偏瘦,忠厚淳朴,更像乡村教师,对老年教师很尊重,也很照顾,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给我们班上过古代汉语课,认真负责。做词典的时候,经常来家里找父亲。

在当时这批老师,彭、匡二位还只是副教授,吴老师是讲师,其余好像都是助教。年龄大的六十多岁,一般三四十岁。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多数老师都已故去,只有张纯鉴老师还健在,2016年在家父百周年纪念会上作大会发言,虽已86岁,但精神矍铄,声音宏亮,语言风趣且依然犀利。

20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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