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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源头----古夷人(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三)

楼主:xxinwei 时间:2018-06-19 21:47:09

王子尧: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初探

彝文典籍史料《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与《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罗”为虎日。“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必吕)为崇拜对象,他们进入了父系社会以后,尼部中又分流出了几支部落。这几支部落至今都还居于云南红河两岸地区的濮拉颇一带,他们到如今大多都不知笃米是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的前后之事,只知他们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彝族祖先尼能部中分支出来的。在远古时,他们氏族中有三支曾经分支北上又南下,到了秦汉时期,从尼部中分流北上的濮罗支系约在夏商时都相继又回到了尼部族故地的南中周围,到了商周之际彝族先民的一部分又从南盘江流域进入到了金河江流域,北上陕、甘、青、藏地区,大部分继续聚居在古滇王国和古夜郎国地区周围,他们创造了古滇国文化和古夜郎国文化。这就是说明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尼与能部落就广泛地分布在大西南地区各地。
一、彝族的起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说法
夷尼支系中的果濮,彝族古籍《人类起源》中记载:米开阿得果、果濮尼姑住、尼姑买阿吉、塔吉都塔吉(意为尼姑织缎绸,一层摞一层),精美的艺术,工艺超天下,实勺果濮尼,人世间万物,只要见过的,他们都要做,所做的人像,所造的万物,有的用金做;有的用银做,有的用铜做,有的用泥做,工艺很精巧,九代祭祀时,祭祀立塑偶,全都要用上,那时的工匠,强者构阿娄,能者果阿得,讲的是这些。据现存彝文文献资料记载考证,彝族最早的代数是在希慕遮之前那局热(横眼人)开始传代数的,在此之前的“独眼人、直眼人、竖眼人、纵目人”才不算代数,因他们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其实彝族在希慕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百八十代到笃米的记载传承。《贵州通志·土司制》(清)和《安顺府志·普里本末》均引“罗鬼(彝巫)夷书”曰:一世希慕遮“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为卤氏,亦以字为孟氏”。希慕遮,即孟遮氏。除希慕遮前的三百八十代外,从希慕遮到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之最末一代安胜祖,共传115代。安胜祖霭卒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以平均一代25年计,则希慕遮约当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即商代盘庚迁殷前后。
上述材料出自贵州大方彝区,那是被明朝赐姓为安氏的水西土司之世袭地。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即今贵州西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大片地区。据载:“安氏自蜀汉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约为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朝中,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诺苏主摩(意为‘君长’),谓其妻为乃叶(亦为耐德)。”罗甸国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40年代的汉光武帝年间,正值罗甸开国君长勿阿纳从云南东川进入贵州辟土建立地方政权的时期,其统治范围辖有今贵州省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等县(市)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今修文、清镇两县和贵阳、都匀两市。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米开白乍戈(阿哲主府),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阿哲”,蒙语译称“亦奚不薛”。曾设顺元宣抚司,其首领经中央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代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继又改称宣慰司,封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从霭翠与其妻奢香到安贵荣、安万铨以至安国亨、安疆臣、安尧臣等共18代,均经明王朝册封,世袭贵州宣慰使。宣慰衙门虽设在贵阳,但他们在水西地区则一直称霸。阿哲地,即是安氏家族多年来的政治统治中心,又曾是彝族文化盛极一时的中心地区。

作为彝族文化组成部分的水西安氏谱系,对于时间观念文献没有历元,唯凭父子联名制以叙世系,父子联名制是彝族历代的口传史,它固然不如一开始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可信。但是彝族父系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特别是1400余年来一直在中央王朝直接支持下的水西主摩世代称霸于水西、与中央王朝有直接的往来、且掌握大量彝族历史文化、“又自有夷字夷志,以记其先代之掌故”的安氏土司,到明代仍是贵州最有权势的彝族土司主摩之一,更是数典不忘其祖。所以,后世据“夷志”用“夷字”可追记到希慕遮直至安胜祖(安胜祖霭卒后无嗣,改土归流)凡115代世系中,除了第1~12代世系因只有人名而别无其他史迹可寻故不一定可靠外,其余世系记载较多,应是可信的,大体可从。准此,尽管平均一代以25年计的估算法并不精确,但时间上下的差异不致过于悬殊,故我们姑定彝族先民开始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相对年代大约是在夏末商初,而不是在周初与盘庚迁殷前后。在希慕遮以前,彝籍有三百八十代的记载。在希慕遮“入居于邛之卤”期间,彝籍记载较单薄。故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和“入居于邛之卤”期间的历史,本文采取彝、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考证,再作全面的概述。
彝族是一个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尼)、能、实勺、咪、吐、楚、那人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彝族人中,多神崇拜、祖先崇拜极典型,各种祭祀、献鬼驱鬼形式名目繁多。有史料表明:远在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有了祭司及布摩一类的神职人物了。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表明: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中,都有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可见,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夷人(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现称之为“原始宗教”。在西方,对多神的崇拜早已消失,后来出现了“天主教、基督教”等现代宗教,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里已出现了“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的是“道教”,唐时又传入了“佛教”。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的中国大门。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许多传教士也随之而涌入到了中国各地民区,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但收效甚微。因中国人,特别是古夷系的民族,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各地民区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如彝族人崇拜的是天神策举主,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尼舍娄母兹、能舍娄母府、布舍那母构、恒舍吐咪它。汉族人崇拜的是帝玉皇、四大天王。两族相较,如出一辙,只是名称有些不同而已。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是大体一致,彝族崇拜水神—龙,其他各族也是如此,如祭祀山神、树神、石神等崇拜,或多或少,在古夷系民族中大都存在。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中也都非常盛行,如彝族人崇拜“举主苏府、独阿姆(母系首领)、尼能实勺、阿卜笃米”(六祖之父),汉族人崇拜“炎黄”,开口便是“炎黄子孙”。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年年有人去祭拜,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来祭拜者,络绎不绝。我国自古就有民族大融合的史实,如楚,多融合于汉族,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文章介绍,当年的楚人,原始宗教极盛行,而且其祭祖内容、习俗与今彝族极其相似。
根据古夷人系中的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虎,是兽中之王,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人望尘莫及;龙,是一种虚幻之物,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能升天人地,在古夷系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民族的心目中,龙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从皇帝到平民,都没有人不信它的存在。彝族人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自称“罗倮”。彝语罗为虎倮为龙,意为虎龙图腾的人。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龙崇拜起源于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社会里,是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之时的产物。虎龙崇拜,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成了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及其后裔民族的一大文化特征。

在古夷系族生息繁衍之地,地下出土的文物和雕有虎龙形象的文物累有发现。如古滇地域出土的文物中有虎蛇(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河南濮阳,炎帝的都城,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一条龙。有学者研究中国龙时说:牛头、鹿角、虎掌、凤爪、鱼鳞,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见解独到,很被人推崇。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才真相大白,它不过是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虎龙崇拜的产物。有人认为距今六千年前,还无所谓中华民族,哪来的图腾融合?又有学者从中国的堪舆学、星象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作解释,显然也是牵强而已。但从今传的彝族古文化中就可得知,古夷人崇拜虎龙之外,有“尊左,以左为大”的习俗,虎龙墓的虎,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龙摆右边,显然,它体现的是“尊左”习俗。虎是原生图腾,自然为大。彝族自称“罗倮”,虎也摆在前头。有人说伏羲崇虎,女娲崇龙,龙是东夷人的象征,也不过是猜测罢了。似乎“东夷”生息于东海边,就该崇龙。实际上,东夷是炎帝的分支,炎帝崇龙,东夷人自然也就是虎龙并崇的氏族了。虎龙崇拜在中原古夷区中,经过夏、商、周的演变。历代王者都以“真龙天子”自居,这样,龙的地位上升。甚至有“独尊龙”的趋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有了“龙的故乡”“龙的传人”之说。虎,地位下降,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部族中,虎仍是放在第一位的。例如在羌人中,羌人崇虎,彝族、哈尼族等也是崇拜黑虎,土家族、白族崇拜的是白虎。无论怎样,古夷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世代沿袭,龙腾虎跃,成了古今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
从彝、汉文字的书祖———刻画文字与符号中去探究古代氏族部落的迁徙史源。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为后世创造了不少刻画文字与符号,过去,一般认为汉文的书祖就是甲骨文。其实,甲骨文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它之前就一定有文字的存在,那就是汉文书中所说的古夷人伏羲部族所造的“书契”,即刻划文字。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记载:相当于五帝初期的哎哺时代,彝族先民中有19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普遍出现“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群体人物时代。其中富有知识文化的代表人物耿(举)奢哲、阿卖妮,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古夷人伏羲部族的故乡就居住在现今的西安半坡村,如今出土的50个刻画文字,有22个字可用今天的彝文辨释,占总字数44%。当代学者把彝文和甲骨文一起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今天的彝文的形义相同。从上述可知:甲骨文与彝文该是“同母所生”的两兄弟。最早出现于古夷人伏羲部族中的“书契”即刻划文字,在中原地区演化为甲骨文之后继续发展为钟鼎文、篆书、楷书,为汉文系统;随着古夷人分支传入西南的刻画文字,发展为彝文。彝、汉文有共同特点,即同是方块字;单音节文字;同样可分笔画部首;同样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原则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只是形声字不成系列而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六七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甘肃大地湾与马厂遗址陶符、八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几十年无人能破译,只好称其为“原始人的刻画符号”。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远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用彝文破译出了西安半坡遗址中的二十多个陶符,见诸《人民日报》报道,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相继被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学者用彝文对照作出了破译。在全国不断传出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原陶符?确乎是“天方夜谭”。有人猜测:彝族原在中原,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无独有偶,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2000前~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祭祀的遗物。在古夜郎地、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这一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否真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说,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是古夷(尼)人发展、迁徙的观点看,自然是肯定的。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文物,从3~5万年前到1500万年前,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渊源来作为证明了。金宝山出土的12 000年前~10000年前的刻画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的彝族“十月历”也可以来作一证明了。中原传说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上就是伏羲把古夷人初创的刻划文字、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罢了。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村,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以及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上都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的夷人刻划文字。经过考证不过就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所以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到了商代,刻画文才发展成为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也就是后来的钟鼎文,后来的这些文字逐渐成熟后。才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以及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时期的刻画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文字就大有不同了,何以如此呢?是因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全“神化”了,只由布摩掌握,师徒传承,虽有发展,但字形笔画,更多地保留在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画文字,自然就容易多了。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尼)人的刻画文字而已。
二、文化源流与部落史实
古夷人族体留下了可供我们参考研究的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与史实足迹甚多。古夷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曾经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为今人中的具有不同的称谓与不同文化特征的古夷(尼)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例如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支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操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后,古语古词,多多少少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而用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就比没有文字的民族更多。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相比较,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许多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才出现的。
蝌蚪文,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中有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写,说明在先秦时代,有学者认为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官方的通用文字,《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中原(特别是齐国和鲁国)官方通用的蝌蚪文,到秦始皇创小篆统一全国的文字时才被废止。据说孔氏藏于屋壁内的大批古书,时隔已近百年的历史,才被鲁共王扩宅搬房时偶然得以发现,当时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用蝌蚪文撰写的儒家典籍,又重新发掘,但在这个时候,认识蝌蚪文的人已经很少了,后来济南有个叫伏生(胜)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说他认识蝌蚪文,但经书早已散失。孔家人找到伏生,让他将他所认识的蝌蚪文翻译成隶书,写在竹简上,加上他认识的20余篇,共59篇,为46卷,取名《尚书》,流传于世。其余翻译不出的,如数送到官府藏入书库,供后人研究之用。这些出自西汉孔氏门宗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须怀疑的。
而今,时移两千多年,彝语与汉语比较,语言、语法结构各有特点,差异较大,但仍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词。如:前面多处提供的族称“尼”,占汉语写作“夷”,但读音完全相同。汉语的“夷”,只知原指东部的少数民族,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的意思是“黑色”或称“崇拜黑色的人”。又如,筷子,彝语叫“咪箸”。古汉语也叫“箸”。箸,《新华字典》解释:“古时指筷子。”彝语的咪箸,咪,形容一闪一合。箸,条状物,多为竹条,拿在手两只,一闪一合,用以搛食物入口。还有倮与龙,谐与神,意思一样,只是语音稍有差异。此类词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说明彝汉语也是同源的,只是汉语比较发达,语音变化大,彝语却较多的保持了原生状态,因而还能洞悉词语和来源,由此,再看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前的陶器刻文,其形状极似蝌蚪文,也许就是古时用以撰《尚书》《论语》的文字,能用古夷(彝)文破译,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彝语与羌语比较,相同相似的较少,所以单独立了个“羌语支”,是因为羌语无文字记载,语言变化大,古言古语大多早已消失的缘故。
古夷(尼)人文化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上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东西,如广泛分布在滇川黔桂的古夷后裔各族中,保存的古夷文化就很多了,并且很多都有它的独创性。以彝族为例,布摩们用刻画文字撰写的记述祖先历史文化的古籍,多得不可胜数。虽经1958“十无安全”“文革”两次“焚书坑儒”的浩劫,据普查,到20世纪80年代,仍达数万卷之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谱牒世系、理论著述、科技历法、创世史诗、叙事或抒情长诗、祭祀经文、医药卫生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且大多都用五言诗体写成。其中就记述了许多让人惊叹的发现与发明,如《尼苏夺节》中描述的宇宙形状“天蓝像把伞、地圆似鸡蛋”。《门咪间札节》、《西南彝志》、《阿赫西尼摩》、《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夜郎史传》等书中都有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记述。18-19世纪人类才搞清楚的东西,数千年前的彝经中就有了生动的记述。

《西南彝志》中,记载有世界是由哎与哺两种物质相合构成的。哎为阳为形,哺为阴为影。这就是阴阳物质论,现代科学证明宇宙间,除了可见的各种星球外,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存在。这种阴阳物质的理论,与我们的先民古夷人的认识,又何其相似。证明以刻画文字与“十月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历史的古夷人哎哺时代,这些东西对世界的本源、人类的发展史的认识,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再加上晋宁石寨山古滇王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世界罕见的数千件青铜文物的发现(该祭祀坑共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800~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早300~700年,这些东西肯定就是古夷(尼)人时代的遗物),让人强烈地感到,虽然在地面上还不曾发现令人惊叹的古建筑遗址,但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古夷(尼)人就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古夷人的文明。中原华夏的文明,实际上就是这个古夷文化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罢了。三星堆文化之谜。尼姑“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北侧。南兴镇,地势平坦,马牧河穿平坝而过。河的北岸靠近山地,台阶地形似月牙,故称“洪博落(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尼姑“三星堆”。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洪博落(月亮湾)”的一农户劳动时在自家地中挖到了一块玉石器物。从这一天起到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从农民的无意发现与有关部门的有意发掘,获得了许多稀世珍宝。从此,“洪博落(月亮湾)”具有了传奇的色彩,尼姑“三星堆”从此露出了朦胧的面纱。
1986年七月,四川考古队又再次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这一次的发掘在两个坑中出土了无数的稀世珍宝。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灿烂辉煌的地下王国文化蓦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坑中有金器、玉器、象牙、青铜器等等,各式各样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器物之大,实属罕见,令考古队员惊叹不已。在诸多的文物中,最夺目的就是金杖、青铜立人、青铜人面像、青铜树等。在我国的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中,“三星堆”文物最为神奇的是,它与异域文化迥然不同,独树一帜,难以解读,被认为是前无渊源后无延续的外星人文化。说“三星堆”文物是“外星人制造”的,这一方面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使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陷入了从神话再到神化的神秘而不可认知的怪圈之中;另一方面又是无意中否定了中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和人民的创造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劳动是文化的源泉。破解“三星堆”文化之谜,我们还是要从埋藏它的这块土地和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及其传承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与彝文中去挖掘,从最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古夷(尼)武米、实米、宜米、能米、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等氏族部落人们的文化来探索“三星堆”文化之谜。
彝族,从远古以来,就在西南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指路经》、《人类史源》等彝文典籍中记述有彝族先祖希慕遮从牦牛徼外徙入川中平原后,到武洛撮之孙笃米俄时,已历时了三十二代,发展成“确叟俄”、“恒武古”等十多个大家支系部落氏族。所以,在川中平原上居住的远古居民是彝族先民武米、实米、宜米、能米、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自己的生息地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翻阅彝文典籍,再听听至今还在民间传说的远古故事与传说以及彝族保留至今的风俗习惯,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都是有着许多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相互吻合、互补映证的地方。我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因之要弄清希慕遮部的族属及其迁徙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弄清“旄牛徼外”和“邛之卤”在哪里?旄牛徼外,是指旄牛道外。《水经注.若水》:“大度水出徼外,至髦牛(孙云《汉·志》作旄牛)道。”旄牛道,在今四川省泸定县。《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这个“故关”,是指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征伐西夷时,“通灵关道”。灵关道,是汉代著名的“九折阪”之地,《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严道县》称其为“邛崃山之西臂也。”该《记》卷七七《雅州.芦山县》:“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向险峻,控带蕃蛮,一夫守之,可以御百”。灵关道,原是秦汉时代蜀都的严道县地。严道,在东汉显宗孝明皇帝以前称庄道。东汉明帝名庄,故此后讳庄为严,凡人名地名之庄皆改为严,如庄道改为严道,楚庄王则称楚严王。秦汉时的严道,包括今之雅安市和芦山、天全、荥经等县在内。《南史》卷三九《刘悛传》:“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水即今青衣江,流至乐山市入大渡河与岷江汇合。故滨近青衣水的严道是通往成都平原和长江航运的起点。因之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陆路,应是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才入居于“邛之卤”的。而从“邛崃山之西臂”的灵关道入居于“邛之卤”的“邛”,只能是指与“邛崃山之西臂”相对应的邛崃山之东麓。那末,邛崃山之东麓的“卤”又究竟在哪里呢?“邛之卤”在何处?其说不一。一说是西汉所设的越郡之郡治邛都(今西昌市);二说“邛之卤”即“邛波习卤”,彝义为“大雪山之麓”。而“大雪山之麓”又在何处?也有两说:一说是中国西北的大雪山;一说是中国云南西北的大雪山。

以下说说鄙见。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入居于“邛之卤”,从当时的政治和地理条件衡量,把它说成是中国西北的大雪山和云南西北的大雪山,都不得其宜。我认为“邛之卤”是指邛崃山之东麓的大渡河。(清)《四川通志》卷一六《舆地志》一五《山川》七《雅州府。清溪县》:“大渡河在(清溪)县南,一名泸水,即古涐水也”。清溪县,今四川汉源县,在邛崃山表。大渡河昔又名泸水,泸与卤通,卤即泸声之转也。根据彝族学者整理的《水西安邦彦谱系》中的内容,“邛之卤”又别译为“邛之卢(泸)”。由是言之,“邛之卤”应是指今邛崃山之东麓的大渡河(泸水)以北及其支流青衣江沿岸一带地区。希慕遮先前的部族及希慕遮部族从旄牛徼外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入居于这一地带应该是史实,路程不太远,较为符合情理;且这一带山水相连,临今芦山、宝兴、青衣、大渡诸水,自然条件优越,故其部入居于此后,就“世居邛之卢(卤)”到笃米迁滇时共达40余代之久。
在古代,邛崃山实包括在岷山之内。这从东汉明帝以前汉代人称“邛崃山之西臂”的灵关道为庄道,原以岷山庄王居此而得名这点,即可知。岷山庄王的故事见于信史记载的《竹书纪年》,对此,有不少专家教授曾有考证概述。对于弄清古代邛崃山实包括在岷山山脉之内后,我们再来看“邛之卤”即“邛波习卤”,彝义为“大雪山之麓”,此“大雪山之麓”,当是具体指希慕遮部由牦牛道入居青水江流域途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雪山———岷山山脉(包括邛崃山)之麓。这样,汉、彝文献对“邛之卤”的记载,在内容上就一致起来了。
在远古的希慕遮以前,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这个“若水”属较晚近的概念,指今雅砻江。“若”古读如“诺”,彝语“黑”之意。诺矣江(雅砻江)、泸水(金沙江、大渡河)、兰仓津(澜沧江)等几条大江,皆有黑水之意,都是因古代尚黑的彝族先民曾居住过旄牛徼外这几条江而得名的,犹如僰道因僰族居住而得名、濮水(今云南元江)因濮(尼)苏居住而得名一样。斯大林说:“语言有巨大的稳定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彝族先民曾居于旄牛徼外的地理条件,就在彝语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彝语称北方是亦乌,原意为“水头”;称南方是亦买,原意为“水尾”。这个以“水头、水尾”表北、表南的彝语词汇,它反映了彝族先民住的旄牛徼外,正是纵列着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江河,都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自然条件事实。(作者王子尧,彝族,贵州民族学院教授,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来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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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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