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新青年》三号人物钱玄同的“世纪大和解”

2017年2月23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武汉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钱玄同文物展》在武汉开展。本次展览展出钱玄同日记、照片、文稿、信札、书法、印章等85件（套）文物，以及钱玄同与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往来书法和信札。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钱玄同是《新青年》中仅次于陈独秀、胡适的第三号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急先锋，他言辞犀利，语多过激，一度建议废汉字、倡导世界语。但同时，他也是实干的新文化运动干将。

展览现场

《新青年》杂志

展出文物中，观众会发现很多民国文人轶事。比如，钱玄同明明活了52岁，为何他的朋友刘半农、胡适却在他41岁生日时给他写祭文？看了展出，很多好奇的观众解惑了——原来，钱玄同为表达对固执守旧专制之人的气愤，曾偏激地说过“人到四十都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于是在他41岁生日时，他的朋友纷纷为他“死去”一周年写祭文，赞颂他为新文化运动做的努力。

钱玄同 摄于1936年

钱玄同曾编纂《国音常用字汇》，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的主编魏建功，是他的得意门生。由于钱玄同等人的努力，大众读写能力得到极大普及和提高，今天所使用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此外，钱玄同还率先主张公元纪年，在化学元素传入中国后，钱玄同等人为其定音、定字，大部分沿用至今。

钱玄同所研究的文字音韵之学虽然冷僻，但他其实是个活泼、健谈的人，与郁达夫、周作人、马裕藻等文坛学界大佬好友们聚餐，是他在日常交往的重要内容。翻看钱玄同日记，几乎天天都有“赏饭”、“骗吃”的记载，“吃迹”遍布鸿运楼、稻香村、太和春、德国饭店等各大饭馆。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与鲁迅的交游片段。

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沈仕远、钱玄同、俞平伯、马裕藻等15人合影

1936于章太炎追悼会合影 右2钱玄同、右3周作人

钱玄同回忆，1918年自己当时在为《新青年》摇旗呐喊，觉得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就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弟弟周作人很快交了作业，哥哥周树人却一直不动笔。他就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才有了《狂人日记》。从这角度说，钱玄同是发现鲁迅的“伯乐”。钱玄同与鲁迅曾经一起师从章太炎，又一起在《新青年》上共同战斗，两人的友谊是很深的。在日本做同学时，因为钱话多好动，鲁迅给他起了个绰号“爬来爬去”，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戏称钱玄同为“爬翁”，足见其亲近。钱玄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日记里，也经常有拜访周氏兄弟的记录，有时还谈到半夜，可见有较多共同语言。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一组1963年周作人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手稿，系周作人回忆记述其故友钱玄同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转变过程。写此文章的目的，周作人在开篇记述到，钱玄同已去世二十多年，很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却因为一起相处，经历事情太多，想要挑出一点来讲实在困难，想想只好分几个段落，用他的言行来佐证他思想的轨迹。

1963年周作人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手稿 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

但好了没几年，鲁迅与钱玄同二人却渐行渐远，因为一点小事产生了间隙。

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偶遇钱玄同。看着鲁迅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以为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抨击过顾颉刚的观点，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自此，鲁迅对钱玄同“酷评”不断。1929年的一封信里，他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八个字形容钱玄同。1932年所作《教授杂咏四首》中的一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针对的就是钱玄同当年所谓“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高论”。1935年的《死所》一文又辛辣地讽刺了因听说有教授在教室中风死去，而不再上课的钱玄同。

钱玄同对鲁迅也是“毒舌”频吐。看过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后，他在日记中记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他对《准风月谈》的评价也很低：“总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读了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后，又在日记中说，“据说（孔另境）为鲁迅大弟子之一，郑振铎序此书大恭维一番。”“殊可笑”，“孔氏此书极为简陋也”。其时，鲁迅已经去世，足见钱氏恨乌及屋之心。

钱玄同与鲁迅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玄同和鲁迅互相拉黑呢，大抵不只是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吧？

鲁迅去世后没多久，钱玄同写了一篇追念文章。彼时，两人已交恶，钱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在他的日记中可找到一点线索。钱玄同说，“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及略评》。”在文章中，钱玄同将鲁迅的缺点归为三点，一是多疑，二是轻信，三是迁怒，这三点，好像全属性格因素。但两人交恶又似乎不能全部归咎于性格。

鲁迅写于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给我们新的启发。文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督促鲁迅写小说，陈独秀确实颇为上心，但鲁迅走上新文学道路的第一推动力，还是来自钱玄同。

1933年，。而鲁迅此时不提钱玄同而举陈独秀，他曾对比过陈独秀和胡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还曾不无伤感地说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只有他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或许，直到离世，鲁迅的心依然停留在那个早已解散的新文化运动朋友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因独立思考而既不容于共产国际，，显然比退隐于书斋的钱玄同，离鲁迅的心要更近一些。私以为，或许这才是真正把钱玄同和鲁迅隔开的那堵墙。

2015年始，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各地博物馆、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钱玄同文物展”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各地举办，也算在半个多世纪后，为两位旧友举办的世纪大和解。

本期《收藏》微信责编  陈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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