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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连载】戏缘——孙崇涛自述(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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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戏缘

老钱从“天外”飞来


      ,学校“停课闹革命”,平阳县师生在社会上冲冲杀杀达三四年之久。1970年,上级指示“复课闹革命”,师生回校,一边学习,一边继续搞“”。

 

       “”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学校遵照“五七指示”精神,进行了彻底改造。过去是学校办工厂,现在改做工厂办学校。“平中”由平阳县化工厂接管,“工宣队”进驻学校各部门,校名改作“平阳县化工厂五七中学”,简称“平化中学”,俨然成了工厂的一个部门。学生按军队编制,不再叫班与级,改叫排与连。

 

       此时,平阳县“军管会”已由新成立的县“革委会”代替;原文卫办公室拆分成文化、卫生、教育各办。我留在县“教办”(教育革命办公室)干了一段时间,感到政府工作很不适应我喜欢独立、自由的个性。再说自己本来就没有从政念头,抽调我去“军管会”与“革委会”干行政,完全是“历史误会”,就趁学校复课机会,要求回到中学继续当我的语文教师。住处也从越剧团宿舍搬回学校“实践楼”,重新过起从前那种几与外界隔绝的校园生活。

 

 “实践楼”旧景(今已拆除)

 

       停课多年,学校已没有在校生,“平化中学”一下子招进12个新生班级,编成12排,清一色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大小、高低参差不齐,年龄跨度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由五届(1966-1970)小学毕业生和社会失学青少年堆积而成。这是“停课闹革命”编就的一道教育奇观。学生班长称排长。学校指定由我带领二连第8排,不详自己身份名目,学生照旧称我“班主任”。每排另配备一名“工宣队”成员把关,地位相当军队指导员,不过师生还是直呼他为“某师傅”。


       每天早上第一课,,坚持“早请示”、“天天读”,由“某师傅”带领全排学生诵读“最高指示”。“某师傅”特别认真负责,希望大家多读点“红宝书”,别人领读《语录》,少则三五条,多则不过十来条,“某师傅”思想境界比人高,竟多达三四十条,甚至五六十条。那时候,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学生感到茫然,不知“某师傅”领读的这么多的“最高指示”中,究竟哪一“万句”是针对今天情况的。


       ,文化、知识成了垃圾,读书人成了耻辱的代号,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虽说学生回到学校复课,却无心听课,课堂吵吵嚷嚷,教师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维持课堂秩序。学生的心根本不在学校,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寻机会去当个工人或者职员,摆脱成为“臭老九”的后备人员。排里三天两头有人退学,学生越读越少,使人感到当个教员真是多余的存在。


       语文课教材,除“老三篇”外,其他多是“”内容以及宣传英雄事迹的报道。满纸是革命、主义、斗争、批判、打倒一类措词,少见智慧、创造、发明、天性、童趣这类语词,友情、爱情、亲情、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等话语,基本绝迹。


       教这些课文,不需太多参考资料,下发的教学大纲已给列出条条,照本宣科就行。况且也没法找到参考资料。,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已所剩无几。一些旧书刊,被当做“封资修”材料,打捆丢弃一旁,或干脆当成废纸卖掉。我本人多年节衣缩食购置的数量不少的私人书刊资料,,已经荡然无存。


       我教语文课的唯一工具书,是公家发给的一本《新华字典》,上头盖有“平化五七中学公用图书”专用章。这本小字典在我手里翻来翻去成百上千回的使用,弄得破烂不堪。我对它很有感情,舍不得丢弃,让它长年跟随着我,长久地站立在我的书橱中。,就像拾到的一片严冬败叶,当做留念旧物,永久封夹在我记忆的书页中。


       另外,还有学校分发给每位教师代做粉笔盒用的一个铁制小烟盒。盒盖上印有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主角杨子荣巍巍屹立、气吞山河的形象。让“革命样板戏”英雄形象站据每个角落,把中国千年传统戏剧形象全部扫除干净,。这个旧物留下一块中国戏剧文化专制年代的斑影,同样值得我永久存念。


 


       ,“学工”、“学农”、“学军”是学校教育的三项主要任务。“平化中学”的“学工”条件很好,因有大工厂“平化”作依托。“平化”厂把制作化肥包装纸袋的工种交给学校,卷纸、裁纸、糊纸、粘袋四项作业,构成一条生产流水线,正好用来打发一排四分队一周两天的“学工”任务。


       上“学工”课时,“工宣队”队员做技术指导。我的职责是“监工”——把关成品质量和调度流水作业进度,避免出现次品与窝工。想想自己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如今的“灵魂工程师”,从先前的金工车间钳工到此刻制作纸袋“监工”的经历变迁,感到一个人一旦与知识分子为伍,思想改造的道路,就会变得漫漫无边,“学工”的日子,亦将遥遥无期。


       “学农”条件也不错,学校后面的凤凰山,提供大有作为的天地。早些年,在“农业学大寨”口号下,学校把后山坡改造成大寨式梯田,一眼望去,算不上浩瀚壮观,也够成规模。一年四季,山间竹笋拔节,麦子飘香,油菜泛绿,土豆、山芋、地瓜等果实愣头愣脑地破土而出……,加上山间不断传来的锄头掘土的嚓嚓声、粪桶撞击地面的咚咚声和劳动师生的谈笑、吆喝声,构成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学农”图景。

 

 “凤凰山”一角


       难的是“学军”。解放军战士来学校,在操场带领大家“一二一”地走队形,还算好学,通过观礼台的“正步走”,也还凑合,最难的是“拉练”——把队伍拉到外头“练兵”。 时间长,辛苦多,要求高,做到不容易。


       1970年12月间,“平化中学”全体师生参加“拉练”。从学校出发,目的地在四五十公里远的“桥墩镇”(今归苍南县)。学生们听说要在两个半天内连续步行100来华里的路,赶往10年前被一场台风暴雨冲垮水库,造成三四千人丧生的骇人之地,一路上还有很多“军纪”要求,比如:要始终保持队形,不能掉队;整肃行军纪律,不许谈笑;人人行装整齐,实物都要随身亲带;等等,个个眨起眼睛,吐出舌头,心想这下子可来真格的了。


       出发那天下午,我跟排里学生一样,把背着的铺盖叠得四方八正,见棱见角。挎包挂在肩头,用皮带固定在腰间,防止走路晃荡。拴在包带上的水壶、口杯,提在手里的脸盆、洗漱用品,任其撞击,叮咚作响,正好用来节拍军步,壮壮军威。还有头上戴的草帽,脚下踏的操鞋,身上穿的衣裤等细节,都一一设法使它接近军人派头。心想为人师表嘛,就该打头做起。 


       师生们步伐刷刷地走出校门,沿着宕垟河边的公路,昂首阔步前进。走到“平塔”处,拐个弯,朝着鳌江区方向挺进。

 

 “平塔”与宕垟河


       “行军”10来公里,队伍出了鳌江区,开始涣散了。排里学生有大有小,性别有男有女,体力有强有弱,这些差距,把队伍渐渐拉开。学生走累了,队形变成了三五成堆,而且还一路谈谈笑笑起来,简直“溃不成军”。


       我跟几个体弱的小女生落在了队伍末尾,哪能管得了全排队列,哪能想得起行军前自己振振有词宣布的那许多“军纪”。自顾尚且不暇,“为人师表”,“打头做起”,暂时收起吧。


       傍晚,队伍到达灵溪镇(今苍南县城),约为行程一半。师生集中灵溪中学操场,稍作逗留,等候晚餐。这时,我的双腿像被锯了似的疼痛、僵硬,一屁股坐到石头台阶上,真不想再站起。我看到一些男生利用这短暂的停留时间,在中学篮球场上打起了篮球,又抢又跑又跳,一点儿也不感到疲惫和劳累。我对他们的青春活力很羡慕,感到年轻真好。


       其实那时我也还年轻,30岁刚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我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身体从没患什么毛病,对吃药、打针、住医院这些事,根本没有概念。再说自己平日又是个很爱运动的人,是校操场、凤凰山、宕垟河的常客,打球、跑步、登山、游泳、跳水,样样都行,还兼任过学生游泳教练和田径队指导,有时还到体操房给学生露一手,秀秀体操技巧的“高难动作”。我只是感到自己的行走、快跑能力不如常人,对此,自我解释是,骨力不如弹跳力,跳远可以跳过5米之外,百米跑步永远没有跨过14秒大关。殊不知一种困扰我今后大半生的肢体免疫性痼疾诱因,已在我身体里悄悄安营扎寨了。


       师生们在灵溪中学教室内宿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起来,继续“行军”。好不容易走完下半程,来到军营驻所。所谓“军营”,就是在桥墩郊外叫“小沿村”的荒土上临时搭起的简易草棚,甚至有用牛栏、猪圈打扫出空地,铺上一些稻草做成的“卧铺”。

 

 桥墩郊外“小沿村”(此是女生所住屋子,男生住在屋后草棚内)


       我跟男生住在里头,晚间学习解放军轮岗放哨。每岗两人,一岗两小时。在悄无声息的荒间夤夜,手握木棍当枪支,瞪大警惕的眼睛,使劲去想象随时会遭遇“帝修反”偷营袭击的可能。


       夜深人静,百无聊赖,加之深冬冷夜,这是很难熬的两小时。调皮的值岗男生,把我给他们计时用的手表时针偷偷往前拨,好让别人早点来接岗。结果你拨几刻,我拨几刻,一夜加起来,“黎明”撤岗时间早到了好几小时。当“号兵”吹响起床“军号”——叫子代替,这才发现还是深夜。大家个个心知肚明,哄然大笑,于是继续躺下再睡,帝修反的“假想敌”,也置之度外了。


       白天劳动任务是去桥墩水库工地掘土、挑泥,十分劳累。散工回来,大家把工具一丢,即刻躺倒在草铺上,一边喘气,一边思量自己学成人民战士那样铮铮铁骨是多么不容易。我四脚朝天躺在地铺上,眼睛盯着草棚顶上结队爬行的黑蚂蚁、小甲虫,看这些“梁上君子”如此信步闲庭,悠然自得,不免对它们产生起无限敬慕和崇拜。


       就在大家一天天计算着“学军”何时可以到头的日子里,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巧遇、奇遇发生了。


       一天傍晚收工,我同几个男生杠着锄头、挑着箩筐从工地返回“军营”。在路过桥墩那条叫做“十八间”的狭窄的街面时,迎面过来几个穿着跟当地人不太一样的男子。其中一位穿着淡黄色风衣,戴着风帽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套着琴袋的胡琴,更显得特别。


       我特地多看了他几眼,天啊,这不正是我分别十来年的杭大同室老同窗钱苗灿吗?真是天外飞来!在省城工作的老钱,怎么会跑到这山间小镇来?我几疑是梦中情景。

 

 钱苗灿先生近照,笑嘴常开,开朗依旧


       老钱似比我更加吃惊。他见我头上耷拉着旧草帽,肩上挑着劳动工具,满身泥浆,灰头土脸,待认清确实是我后,惊讶得“哎哎”、“呀呀”地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通过简短交谈,我才了解,老钱如今已不在大学毕业分配的杭州越剧团担任编导了,而是去了浙江省艺校教书。他舍弃自己原本选择的戏曲团体,原因不及细问。他这回到桥墩来,说是为替学校招收戏曲班新生。因为要面试音乐,所以他得带着胡琴。浙江省艺校境况跟“平化中学”相似,也复课不久,也刚刚恢复招收新生。,家长对送子女学文艺兴趣不高,生源不足,学校放低身段,这才派人跑到桥墩这冷僻的山区来招生。


       老钱在听说我在平阳中学教书,这回是带学生来此“学军”的简单介绍之后,不禁笑道:“还好,还好!”


       我揣摩老钱这话的“潜台词”,好像在说:“看你这衣帽不整,灰头土脸的人样,又杠锄头,又挑箩筐的狼狈相,,,幸亏是我弄错了,还算好,还算好!”


       第二天一早,我安排了学生劳动任务后,忙里偷空,抓紧去了趟老钱入住的那间位于“十八间”路面上的招待所。多年不见的老同窗,有如此奇遇,我得跟他再好好聊聊。我对老钱大学毕业后一直干他喜欢的戏曲职业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得更具体,还想听听他的“从艺”感受如何。

 

 老钱住过的招待所如今还保留如旧


       很不巧,老钱正忙手忙脚地收拾行李,还俯下身子,使劲寻找那顶掉在床底下的风帽。桥墩的招生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他和同事马上要动身离开这里,不容久谈,只是说:“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我们就此匆匆告别。


       老钱来了,在这特殊的日子、特殊的环境里,再一次因为 “戏缘”牵引,跟我不期而遇。老钱走了,顷刻云飘烟溜而去,留下一个没头没脑的“戏缘”话题,它勾起我十几年前跟他一起搞“戏改”的种种回忆。追思,回味,向往,心底波澜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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