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行政法视角（二）：两个“消失”的被告

前面一部分，简要分析雷洋案存在的行政强制措施。要审查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在当今诉讼法体系下，必不可少的便是行政诉讼。但是本案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行政诉讼的消息，在如此强度的关注下，想必是受害人家属没有提出。由于我们的法治理念及历史传统的众多因素，行政诉讼还不能广为被大家接受。。我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发展，行政诉讼的便民性及对行政机关产生的监督与制约效力，行政诉讼会逐渐的“繁荣”起来，一些“消失”的被告不会再被逃掉。

一、便捷的行政诉讼，让被告不容易再“消失”

随着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行政诉讼制度越来越完善，体现出其在不同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便捷性、参与性，下面简要介绍几种：

1、立案登记制。

立案登记制简言之就是符合条件的起诉，应该登记立案。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条件的，也应该接受起诉状并出具凭证。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人民法院起诉实施立案登记制。应该说该制度的确立从行政诉讼领域开始的。在2014年11月修订颁布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这一制度。新法实施后，行政诉讼的立案有了极大的改观。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确立，2015年4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使得由行政诉讼中改革带来的立案登记制全面普及。

目前来看，该制度最大的收益还是行政诉讼领域，起诉者不再被立案法庭刁难，不再被没有理由的驳回，不再被拒不收材料困惑，该制度实施后在行政诉讼上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因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及证据规则上，没有民事诉讼繁杂，只要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都可以去提起诉讼。应该说该规则的确立，凸显了国家通过行政诉讼监督行政行为的决心。我们相信有这份决心在，有依法治国理念的推进，有制度的完善和保障，行政诉讼中为人们所担心、困惑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2、行政机关单方的举证义务。

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是由作出行政极为的行政机关举证其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原告可以提出证明违法的证据，原告不提出也不免除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这一规则，对比民事诉讼的证据的纷杂，非常有利于行政诉讼的原告。另外，行政机关在举证的期限等还存在一些明确的规定，例如收到诉状15日内的提交证据等，都是非常有利于原告的。

3、简单的诉讼费

不同于民事诉讼的诉讼费，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其他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简单、简约，容易承受。

以上三种制度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的便捷性。

二、雷洋案中的行政诉讼分析。

，至今没有提及行政诉讼（或许有但我们没有知晓）。从通报及广为传播的案情来看，依照笔者多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与经验，还是有一些可以分析的地方的。雷洋案中至少有两个行政行为应该被审查，一个是实施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的行为，该行为是对雷洋直接发生的行政行为，并直接导致结果的发生。另外一个便是接到群众报警后110的处警行为，该行为是不明群众发现雷洋案现场后，向110 报警，而有110警员处警的行为。第一个行政行为容易被发现，如果选择起诉，第一个是很容易被提起的。对第二个行政行为可能很容易不忽略，但是笔者认为，第二个行为的审查，对一些事实的查清是很有帮助的。下面从行政诉讼的一般角度分析之。

（一）行政强制行为的诉讼。

按照通报的情况来看，该案是举报抓嫖，然后出警调查，然后盘查，然后实施强制行为。从法律依据上来看，属于履行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卖淫、嫖娼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显然，嫖娼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打击嫖娼行为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那么本案警员实施的就不是个人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公安机关至少应该提交的证据：

1、群众举报的受理与登记。

举报案件的受理与登记程序。《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7条规定，对举报案件，应该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本案中，公安机关的通报说是有举报有人嫖娼，鉴于北京群众的强大力量，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在法庭面前，公安机关的这一主张，必须拿出证据也就是受案登记材料。这组证据，既能证明出警的合法性又能证明警务人员的公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2、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

这里包含众多内容，但对公安机关来说很难证明，公安机关的执法记录仪据说被摔坏，那么如何执法人员的资格问题，出示执法证件程序，现场笔录的制作，如何证明是否出现实施强制措施的情形，如何证明使用警械的合法性这些问题，对公安机关来说都是很难证明的。当然了可能会有一些想不到的证据出现，例如人证。雷洋和这次抓嫖行为的关联性也需要证明。警方的通报的是抓嫖行为，但对雷洋却是在外面进行盘查发生的。因此，案情中后来出现的卖淫女的证明，甚至还有精液等证据，但这些都是案发后出来的证据，对雷阳实施强制行为时是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的。笔者相信如果发生行政诉讼，这一点公安机关行为的合法性是很难证明的。

对这个案子的诉讼，需要区分一下本案虽然是在实施治安管理行为中发生，但并没有后续的治安处罚行为。因此，本案的起诉不是对治安处罚的起诉，而是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起诉。这也是《行政强制法》赋予的法定权利。《行政强制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110处警行为之诉。

为什么说这个案子重要，因为我们关心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案子中获得一些线索。110处警之后，对报警时间，到达时间，到达后发现了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有记录。或者说这些处警人员都是上一个案件的证据了。如果说实施强制行为的是便衣民警，那么110处警是着装正式的，具有明显的警察标识。这时候青年雷洋对五个执法便衣的身份有没有提出异议？即便是有，也应该能够查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雷洋的行为或者身体表现是怎么样的？110处警人员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的？这些事实本来对前一个强制执行措施的实施具有查明作用。在正式的110处警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事情，110处警采取什么措施，其处警的合法性是必须审查的，它应该对处警行为的合法性提出证明。

如果事发后及时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在15天内举证。那么案件的证据也许在一个月内就固定下来了。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当事人家属并没有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深入下去，而是走了刑事控诉程序，肯定有自己的选择。但从举证的角度讲，时间这么长了，对家属其实是不利的，现在的调查程序当事人无法介入是很大的弊端，会出现什么证据，只能等刑事案件的庭审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信或者不信，法律就在那里。你聘还是不聘，律师就在这里。

王玉涛律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在刑事辩护、行政诉讼与复议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各类行政处罚、行政决定的诉讼有丰富的经验，善于利用综合性手段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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