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梦在罗湖

（图片来自人民网）

起这么一个郭敬明风格的题目，其实是想讲讲，作为一个活在香港的大陆人本周经历的一次过关惊魂。

老实讲，我心里对同胞看法有刻板印象，每次从罗湖过来都极其不情愿（福田要好一点）。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是鱼龙混杂，是包包必须抱紧，是五十块钱只能在茶餐厅吃翔，是在厕所走过几个厕格才能找到个粪便没飞出厕坑的；还有就是所有人的冷漠、势利，大多数人对你爱搭不理，除去门口那些说“美女坐车么住宿么”的大叔们。奈何本周三，公务在身，不得不过，香港这边关卡的阿sir检查了我的学生签注（入境事务处签发），指着我的港澳通行证背面说：“这个过期了，要去搞。”我没太听懂，以为是入境事务处处理签注时候忘了给我把电子通行证背面的日期改掉，懵懵地就过关入了罗湖。

完成任务，美滋滋地回香港，结果大陆这边柜台的警察同志皱着英武的眉头看了下我的通行证，也不跟我说什么，叫来另一个警察姐姐，说：“过期了”。姐姐把我带到一边，用训做错作业的小孩的口气讲：你现在签注只有香港那边的，怎么过大陆这边的关？我想她此时肯定纳闷怎么会有我这种傻逼，而我当时整个好似被雷劈的懵逼：干，过不了关，就赶不上今天的大会，明天赶不上采访，后天交不上稿，手机没装vpn还没法开facebook跟上头解释，干干干！

幸而得姐姐指示我这个傻逼小孩，我一路跑到中旅分站，申请一次入香港的证件。然而未带申请延期前的签注纸，柜台阿姨就给我设下了一个悬念：不一定批哦！也就是五点半证件办好以前，我能几时回到香港还是未知数。惊惶未定的我，整个过程中已经给自己塞了一杯奶茶一个冰棍，现在要坐四个小时等待命运的审判，哦不，是审批专员的审判，只得在肯德基买了个蛋筒坐下来读带来的《人间失格》。

于是我的思路就在我现在的窘境和太宰治笔下的作大死神经质间来回跳跃。这边厢，我构想了万一命运之神审批员对我关上大门后的两个解决方法。要么让室友把我的护照找出来送来，但她们跟我不熟，万一不愿帮我呢？逼到绝处，只能即刻返北京，，但过程漫长，很可能受公司处分或者干脆丢了工作。那没工作怎么办？PlanA，我去卖保险！PlanB，爷回北京，去抱XXX、XXX、XXX的大腿，不求谋不到能写字的职业。然而活在爸妈眼皮底下我的性生活就……念来念去，满是凄凉意。偏偏手中这本书就是讲活在人间的苦痛，世人冷漠狡诈让男主难以找到归心之所，那种处处碰钉子的即视感简直和我现在可类比。望着旁边互相喂薯条的小情侣，望着同我讨钱未遂现在改去摇其他人胳膊的聋哑人，我心里只想：活着真累，还活个屁。

真的，谁来告诉我，我活着为了个屁？因为脑残少做了一个行政程序，因为证件上日子不对，我他妈的要将我一步步经营起来的生活和事业全部推翻，从头再来。说到底，关卡是人为设置的，热爱自由的人类，为什么要被行政程序，要被几个证件和几张纸，限制住追寻美好生活的脚步？于是我说服自己，，两地不同的经济环境造就了它，。可以想像，若没有它，水货客蜂拥而入，再加上赴港产子、投资、打疫苗各种，我生活的城市将更加苦不堪言。而另一个方向上，国门将对境外敌对势力大开，太可怕了！

但话说回来，就算大体上维持关卡是有其合理性，放我一个过去又怎样呢？一个电话就可确认我还是合法居民。再说了，破例的个例肯定不少，不是就有人“用自己的方式”，不用回乡证，入来大陆？当然，管理者在其立场上会回答：人人都可以是个例，那么一个两个到上千上万个，规则就白瞎了。但这个“滑坡论断”（slippery slopeargument）不成立，怎么可能人人都是个例？有几个个例能证明自己真的像我这样身份权利ok只是脑残忘事儿呢？

但这就是后现代的管理逻辑，不限于我国：管理者的数据库要无限扩大，管理的手触及的个体越多越好，任何个例的行走路径，都要通过层层程序记录在案。用学术上的词就叫“Biopolitics”，所谓将人的身体纳入规划的学问，而移动出入这项基本的身体自由权利，也成了规划的客体。梭罗能去瓦尔登湖与世隔绝地种地读书，大概也要感谢他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找个山头开垦一片地，隔天就会有地政负责人敲门了。

越想，越觉得活着真无趣。

还好，五点半到了，命运之神给我开了个狗洞。当我拿到那一张纸，不禁想：假如缺了该交的文件，都可以破格批下来证件，那么一开始为什么不破格让我直接过关呢？

这管理的逻辑，也是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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