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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新媒 | “网民”终结“移民”:互联网与国际移民社区

复旦引擎2018-04-23 13:21:45

导语
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加。按照James W. Carey(1998)的分类,全球范围内的移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内移民,流动趋势为从乡村向城镇;第二类是国际移民,流动趋势为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正如《世界移民报告2015》所示,全世界目前共有2.32亿国际移民和7.4亿国内移民,其中约占一半的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高收入的国家,例如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 。

在Carey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移民,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城市都是他们产生冲突和进行适应的地点,移民群体需要在城市中争取生存所需的物理空间和符号空间(physical and symbolic space)。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刊载于New Media & Society的两篇文章便探讨了互联网的使用是如何建构移民群体的归属感的。


撰稿 | 张宇杰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学系教授Harry H. Hiller(2004)在New ties, old ties and lost ti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diaspora一文中研究的是由纽芬兰地区迁往加拿大其他的地区的移民群体。尽管研究对象是国内移民,但因为迁徙距离远,且纽芬兰相对于加拿大其他地区更为独立,具有很强的群体身份认同,所以Hiller认为纽芬兰移民也可以反映国际移民的部分特点。


按照Hiller的观点,以电脑为中介的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将线上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地方为基础(place-based)的社区,另一类是以兴趣为基础(interest-based)的社区。前者需要物理空间和实际时间的支持,线上交流需要与线下的面对面交流相互增进;而后者则不需要使用者进行实际接触,就算被分隔在不同时空的陌生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然而,二者的分隔其实并不明确,文中重点讨论的线上移民社区就是同时以地方和兴趣为基础的:既以共同的故乡为纽带,同时又不需要通过线下接触来维系社区的稳定。


Hiller将移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移民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移民前(The Pre-Migrant),此时移民者已经决定迁移,但暂时没有付诸行动,需要通过收集资料来了解迁入地并坚定决心。因此,此阶段移民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是工具性的,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以及寻求帮助。除了通过搜索引擎寻找住房、工作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之外,移民也会与之前的移民进行网络聊天,在进一步了解迁入地的情况的同时,与之前的移民群体建立起联系。


第二个阶段是移民后(The Post-Migrant)。这一阶段的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是为了整合进新的移民社群之中,也是为了和过去的社群保持联系。例如,有些纽芬兰人会在线阅读家乡的报纸,这既是为了和家乡保持联系,也是为了缓解思乡之苦。这种与家乡进行虚拟联系的渴望可能是一种适应新地方的机制,抑或是一种象征性的回家的欲望,来作为移民者真正在场的替代。移民群体还会在互联网上建立虚拟的“纽芬兰厨房”网站,大家一起假装坐在传统的纽芬兰厨房喝茶聊天,来追忆过去的记忆和生活。线上的聊天给了移民一种和家有所联系的感觉,由此来维系和重新发现移民和故乡的联系。


第三个阶段是移民定居(The settled migrant)。在互联网流行之前,这部分移民就迁出了故乡,由于快速传播媒介的缺乏,移民与迁出地之间的社会与文化联系被切断。现在,定居的移民已经较好地适应了迁入地,但由于对故土的怀念,他们希望重新发现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从前,他们的移民的身份是丧失的,因此,定居的移民使用互联网是为了重新发现谱系的“根”,并重新建立与故乡的情感联系。如群组聊天中关于纽芬兰食物的讨论或者纽芬兰方言的运用便为他们制造了一种对纽芬兰虚拟社区的归属感,让他们重新感到自己是纽芬兰的一部分。


除了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差异外,线上联系的类型在移民的三个阶段也各有侧重。Hiller将互联网上的联系分为三种:新的联系(new ties)、旧的联系(old ties)和失去的联系(lost ties)。


新的联系在移民前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在移民后他们需要被整合进新的社区中,既要和本地人建立联系,还要和来自同一地方的其他侨民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工具性的。而旧的联系是一种维系移民对于原先社区的认同的机制,并通过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来维持归属感,是一种情感性的联系。在移民后阶段,维持旧有的联系比较容易,因为这种联系的现实基础依然很有活力;而到了定居阶段,旧联系就很难被重新发现,因此变成了失去的联系。作为媒介的互联网在创造新联系、维持旧联系和重建失去的联系这三方面均十分有效。


无论是在移民的哪个阶段或是哪种联系,Hiller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其实是一个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作为城市中边缘群体的移民常常会感到被本地人孤立和误解,而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帮助他们改变边缘化的位置。比如说,本地人口中的“纽芬兰佬”(Newfies)是一种贬低的标签,但纽芬兰移民在网上互称“纽芬兰佬”就表示亲热,表达了对于纽芬兰人身份的认同和自豪。在移民身份引来偏见时,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共同面对困难的团结感。




丹佛大学Erika Polson(2015)的论文A gateway to the global city: Mobile place-making practices by expats通过关注巴黎的移民群体在线上组织的线下社交活动(meet-ups),来呈现全球化时代中数字媒介制造移动的地方(mobile place-making)的过程,并强调参与者是如何运用数字媒体来创造一种对于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归属感。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职业者(mobile professionals)。与前一篇论文关注的家庭化和一次性的移民不同,他们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独自和频繁地在全球进行迁移的移民。因此,流动的职业者产生了一种和暂住地产生联系的迫切需求,为他们组织线下社交活动的网站meetup.com等便应运而生。巴黎移民线下社交活动的现场是被线上和线下的话语和常规所共同建构的,参与者由此形成了一种适合于他们全球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在这项研究中,地方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地点,而是相遇的时刻(moments of encounter)。也就是说,线下社交活动被视为一个移动的平台(mobile emplacement)。流动职业者们都是在巴黎短暂定居,他们在城市中不同的物理地点参加不同的线下社交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移动但是连续的地方感。同时,他们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因此在线上与线下的社交活动中对作为国际社区的巴黎产生了归属感。


具体到网站的设计上,meetup.com会通过亲切友好的语言来鼓励新用户加入活动,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欢迎的。不仅在活动开始前可以在页面上看到所有参加者的信息,活动结束后也可以和他们继续保持联系。此外,每位用户的名字旁边都会有一个我和他共同属于某个小组的提示,这也确认了一种“我们处在同一个共同体之中”的感觉。另一个网站InterNations则在加入群组需要简要解释是什么让你拥有了全球思维(global mind),之后再从全球300多个城市中选出一个地点,新成员的主页便会显示当地的服务、活动、论坛和其他参与者,旨在塑造用户对于国际社区的归属感。


国际社区也在线下活动中被建构。因为许多线下社交活动覆盖的参与者是重合的,所以很多参与者经常会混淆发生联系和互动的团体,不同小组之间的区别被抹平,一种混合概念的国际社区因此产生。在访谈中,来自塞浦路斯的Kata就将两个小组的名字弄混了:将Expats Paris和International Events两个小组组合成了Expats International。同时,由于两个不同网站上的活动发起者可能是同一个人,因此两个线下社交活动可能在同一个社会场景内发生。


此外,这些活动使得参与者感到自己像当地人(locals),这对于归属感的产生十分重要。如某个小组在巴黎本地人经常光顾的酒吧组织了活动,并且指出团体会有为他们保留的地方(reserved space),不用理会酒吧里的其他人。通过预留的空间,小组可以与当地的场景建立联系,同时避免一个人在这种酒吧可能遭遇的拒绝和疏离,并让参与者感到自己是当地场景的一部分。线下社交活动创造了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安全空间,这是个人难以生产出来的。同时,这种与地方的联系超越了社交活动本身。每次进入可能遭到排斥的场景时,移民都会想起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人(和周围的本地人不同)也有相同的经历,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并将这种经验带入他们的日常奋斗中,感到自己是有归属的,而不是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不熟悉的地方。


这种对于国际社区的归属感并不仅局限于巴黎,而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扩展。因为互联网的使用,这些线下社交互动促进了“移动的地方性”(mobile locality)。通过参与线上和线下的活动,人们建构了与社会网络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超出了以往的地理限制。例如,一位来自喀麦隆的受访者在首尔就通过meetup.com参加了线下社交活动,所以在来到巴黎之后他再次参加了线下活动。这种社会互动发生在一切地方,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地理或者文化环境中。




同时,Polson在研究中也提及了学界对于移民群体互联网使用的批判。有学者认为,地方制造的实践中被嵌入了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因此,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反思:在这个数字化管理的空间中,谁是组织者?哪些群体是被欢迎的?哪些群体被排除在了虚拟社区之外?按照这一视角,世界性的排外(cosmopolitan exclusivity)在移民群体的线下社交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数字化的地方制造的过程中经常排除了欧洲公共空间中的边缘化群体,例如妇女和非白人。


诚然,互联网的使用对于移民群体整体来说提供了与家乡、同乡或者是其他移民建立联系的机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互动均建构了他们对于旧社群和新社群的归属感;但对于那些被排除在互联网虚拟社群之外的移民,他们的归属感又是如何被建构的呢?还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越来越倾向于无地方(placeless-ness)的价值观,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归属感”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还有意义?这都是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要被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Harry H. Hiller, Tara M. Franz. (2004). New ties, old ties and lost ti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diaspora. New Media & Society, Vol6(6):731–752.
[2] Erika Polson. (2015). A gateway to the global city: Mobile place-making practices by expat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7(4):629–645.
[3] James W. Carey. (1998). The Internet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Uncertain Predictions of an Uncertain Futur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75, No.1: 28-34.
[4] 约书亚·梅罗维茨. (2002).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5] 凯思·内格斯, 帕特里亚·罗曼-维拉奎兹. (2006). 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载于詹姆斯·库兰, 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 大众媒介与社会[C]: 315-331. 北京:华夏出版社.


*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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