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专制主义对科学创新的影响

文化专制主义是随着北宋儒学变革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它根源于庆历宋学崇尚师道、崇尚正统、尊王攘夷的秩序主义精神，确立于熙宁新学“一道德”主张的提出，表现为太学三舍法的实施以及将《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唯一标准答案的举措。

专制主义对于科学创新的破坏作用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专制主义，到苏联的李森科事件。至于用“封建专制主义”来解释“李约瑟悖论”者，更不胜枚举。不过，大部分著作在谈及专制主义阻碍科学发展的具体案例时，、对具体科学理论的发展和传播的抑制和干扰。

众所周知，文化的多样性程度越高、相互间的交流与争论越频繁，越有利于形成创新的氛围，这是一个现在被人们所公认的观点，也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代表的世界范围内的保护文化多样性运动的合理性依据。

而文化专制主义，无论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还是非暴力的手段，无论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还是非强制性的手段，总之就是要取消文化的多样性，实现文化的一元化。

就北宋来说，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一是破坏了职业兴趣的多样性——正如统计显示的，自1070 年以后，不但宋人平均涉足的职业领域有所减少，而且几乎再也找不到在所有领域中都有出色建树的全才了；二是破坏了解题思路和答案的多样性——尤其是在理学取代新学成为“正统”之后，由于吸收了百源学派的“象数学”数字神秘主义系统，它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并将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仅仅限制在这种万有理论之中了。

兴趣多样化被破坏的结果是遇到自然科学问题、提出自然科学问题机会的减少。由于传统的并在宋代被进一步加强的“贱技”思想的影响，以伎术官为代表的专职科技人员对宋代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很小，特别是对于天文学这样的理论化程度比较高的学科而言。而今天在这些方面流传下来的大量的科学成就，正是依靠一大批“业余”的研究者本着自己的兴趣去提出问题、探索问题，才最终取得的。而如博物学、物理学等当时尚未形成专业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留下的科学成就，则更几乎全部来自士大夫们基于个人兴趣而进行的研究和留下的记录。事实上，定量性研究也为关于职业兴趣多样性与科技活动之间联系的假设提供了支持：《人名大辞典》所进行的统计显示，在1001 ～ 1120 年曾经参加过科技活动的人物平均涉足的职业兴趣领域为2.77 个，远高于全体入选者的平均值1.88。

而解题思路多样性遭到破坏的后果更是不言而喻的。在理学将自然界也纳入到他们的“天理”体系中后，他们就不但是通过“教化”和“排击异端”取消了从其他思想来源中寻求答案的合法性，而且通过自我粉饰，在表面上取消了这样做的必要性。而这就剥夺了人们获得不同答案，并在不同的答案和观点间进行比较和鉴别的机会。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失去了比较和鉴别，所能剩下的将只有盲信。这不但使人们得到正确答案的机会变得渺茫，甚至就连发现错误都变成了不可能的。

以上观点绝非仅仅是理论推演。关于“一道德”主义造成的创新能力枯竭的恶果，有时人的论述为证。如前引苏轼之言：

“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甚至于与王安石同样“好使人同己”的程颐，在尚未成为“宗师”之前，也曾批评新学造成的学术垄断曰：

“  本朝经术最盛，只近二三十年来议论专一，使人更不致思。

这二者说的还都是当时作为“学者本务”的经术和文学，而当时本来就生存在各个职业兴趣领域夹缝间的科学技术下场当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欧洲，、社会和文化的那一场持续危机。这场持续危机的一些里程碑式的标志是：13 世纪以降封建秩序的崩溃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同时兴起；新大陆的发现和随着地平线的延伸而出现的文化震荡和经济震荡；印刷术的发明和接踵而至的文化参与之边界的变化；16 世纪新教改革导致统一的西欧宗教秩序。以上每一个事件，特别是最后一个，破坏了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控制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范围。，此时也让位于的权威源”（史蒂文·夏平，2004：121）。

然而在北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从庆历- 嘉祐间的百家争鸣，到熙宁后新学、洛学借皇权之力交替对思想界实施控制，朔、蜀、关各派或被吞并，或被灭亡，再到洛学在与新学的竞争中最终胜出，一统思想界。所走过的恰恰是一条由秩序到归于一统，由几大权威并立到唯一权威胜出的道路。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最终的权威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还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而是在于一元化本身。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哪一种试图用一个思想代替其他思想、取消其他思想的主张，无论他选用的是哪一种思想，用南宋历史学家马端临对王安石“一道德”主张的评价来概括都是适用的：

“  至所谓“学术不一”“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是何言欤！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苏湛、刘晓力著《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8）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丛书）

ISBN 978-7-03-048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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