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那些事儿/李琳之

20年来，作者、读者、出版人、书店经理的这些特殊身份使我和盗版书的各方相关人员多多少少都有所接触，我对盗版书为什么能大行其道也自己独到的感悟和理解。

一

8月中旬的一天，我的发行总监李娟告诉我，我主编的“佳佳林作文”被盗版了，她说在河南新乡、山西运城、河北保定、山东德州都发现了，各地经销商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彻查。我没太当作回事。说实在的，我的书被盗版已经屡见不鲜了。1996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20世纪风云人物临终岁月》，就有不止一个盗版本在市场上出现。1998年，盗版者公然改换封面，以出版社第二次印刷为名公开发行，包括当当网等各大网站均有销售，迟至2012年3月，我无意在老夫子旧书网上发现后，才买回来这本迟到的盗版书。2004年至200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智慧锦囊》（1-4册）、《智慧意林》（1-4册）、《感悟》（1-4册），结果《感悟》被盗版者改装成两册，以同样的定价在市场上兜售。2008年，我在市场上又发现这三种书由原来的32开本，被变换成小16开本，并且改换封面后，分别以黄金卷和白银卷的高定价形式在市场上公开销售。几年前“佳佳林作文”系列图书在市场上走俏后，盗版本就层出不穷，为此，我在《2012高考满分作文大全》等几本的封底上特意声明：“本书2009版、2010版、2011版曾遭不法分子多次侵权盗版，举报电话：010-65212870（国家扫黄打非办）”。但是，盗版者哪管你这些，依然以身试法，我一介文弱书生，真是无法可想！

这之后没几天，李娟又拿着一本书来找我，她说，运城智利书店老板姚开江快递过来一本《2012中考满分作文大全》盗版本，我接过来认真翻了一遍。感觉印刷质量还不错，不仔细看真还看不出是盗版，唯一缺陷就是字迹发虚，纸张略黑。李娟说，我们在运城图书市场只一家代理销售，可是卖盗版的竟然有四家。代理商批发4.5折，盗版的却卖8.5元一本，折合下来还不到3折。这几个地方每天都打电话问咱们咋办。

咋办？我自然是无法可想。我给同心出版社的蒋爱民主任打电话，我说我想去各地市场跑一趟，打击“佳佳林作文”盗版。“你去打击盗版？”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老兄，没用的，我们打击了很多次，成本很高，得不偿失啊。”

“要不我出去一趟，查查？”李娟跃跃欲试。

我看着她，只有苦笑的份儿。想想这20年在书圈中发生的一些类似的事情，也只有听之任之了吧。

贾平凹，那多大的婉儿，当年《废都》出笼，天下轰动，各地都布下天罗地网，可是，正版印上100万册，盗版就有200万册在等着你。你抓了张三，还有李四继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盗版销售数量是正版的何止三、五倍？外研社的《新概念英语》，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盗，虽然断不了听说盗印者被罚、被抓、被判刑，可那只是杯水车薪啊，盗版者依然是屡禁不止，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势。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公司前些日子在网上发了一份名为《让人失望与愤慨》的帖子，：

……

山西省原平市、忻州市包括原平锦绣书店在内有多家书店销售我社拥有专有出版权的盗版《新概念英语》系列图书。2010年11月30日，我社委托代理人从该书店购得《新概念英语》系列图书。经鉴定，全部为盗版图书。最可恨的是他们销售的盗版图书均为原价销售。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并承担原告为制止其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差旅费、工商查档费、邮寄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

……

：

一、被告韩锦绣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新概念英语》图书，并公开道歉。

二、被告韩锦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酌情赔偿原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0元，原告承担760元，被告承担40元。

，可他们诉讼结果所得赔偿仅为2000元。

无独有偶。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抗抗在2002年5月出版了《作女》，同年9月，一位顾客在一图书经营部购买了两本张抗抗指控为盗版图书的《作女》，取得中图公司连锁店购书小票一张，上面盖有东方广场公司“收讫”的印章。张抗抗据此将东方广场公司告上法庭，认为东方广场公司是盗版图书《作女》的销售者。但经过长年累月的诉讼后，张抗抗依然败诉。

打击盗版，谈何容易。

我还记得，2004年某月某日，《南京日报》登载了一条启示云：金庸修订完毕的《神雕侠侣》《碧血剑》《射雕英雄传》，日前一推出，很快就在广州、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冒出了盗版。为此，台湾远流出版社悬赏30万元，奖励举报、协查人士。可后来，此事再也没有了下文。

两年前，李敖之子李戡准备和内地出版社签约出版他的《李戡戡乱记》，没想到，和内地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尚未签订，他的书就被盗版流行在内地的图书市场了。这本盗版书盗用了台湾繁体版《李戡戡乱记》的封面，印刷较模糊；其内文的印制也很粗糙，版权页上挂着“新华书店”的字样，印数标为“10000册”；书为16开，比台湾版的25开大。

李戡倒显得比较大气，甚至有点兴高采烈地对人说：“我爸曾说过，，要不是有盗版书，他的名气也难以传开，有时甚至‘被盗版’对作者来说还是一种‘荣幸’。承蒙盗版商喜爱，我也成了少数获此‘殊荣’的作者。”

想想李敖这话，也是个理儿，既然最终费神劳力的结果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不如撂开这事儿，落个清闲自在，就当作是盗版者给自己的书做了个广告呗。

二

我最早接触盗版是在1905年。那年正月我租了太原图书批发市场的一个门面，开始了所谓“二渠道”的生涯。

那个时候的盗版书，都还是采用重新排版，再制成胶片或硫酸纸的办法印刷。那些盗版者，一是文化程度较低，很多都是农民打工仔出身，相当一部分人小学都未毕业，再加之出书时间紧迫，这样就导致重新排出来的稿子基本没有校对就直接付印，如此炮制出来的图书，错别字连篇，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二是为了省钱，大部分盗版者都舍弃胶片而直接出硫酸纸清样印刷，而那样印出来的书都是字体发虚，字迹模糊。那个年代的盗版书尽管制作粗劣，但还是因其低廉的价格倍受欢迎。

不少后来成名成家的读者说起当年阅读盗版书的经历都是酸甜苦辣一大把。比如作家周荣池就说：“现在想想我的文学阅读之路就是从小镇上盗版书开始的，那时候囊中羞涩实在买不起正版的书，小镇本身也闭塞见不到什么正版书。对于那些讹误的地方，我便当成一个文科生的纠错训练来面对。”学者马忠也说：“我有过一次买盗版书的经历。那是一天晚饭后，我准备和爱人到公园散步，无意中看到街边一个地摊上卖折价书，从外表上看，这些书籍都非常漂亮，也没有什么毛病，便花10元钱买了一本《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和一本纪实小说，当时也没顾上翻，准备拿回家后再仔细看，可是回家一看，却发现《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里边到处都是错别字，如将杜甫《望岳》中的‘岱宗夫如何’写为‘岱宗夫加何’，还有很多玉字都错印成王字。另外一本纪实小说除了前边一段看上去还正经外，其他的则全是些不堪入目的淫秽内容。”还有一朋友哭笑不得地告诉我：“我买书往往以价格低廉决定成交与否，这一贪便宜的心理，让我遭遇了以廉价为栖身之地的盗版书。读盗版书有点像猜谜，猜不好还要误人子弟，譬如：八卦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艮字就生生地长了个脑袋。我对八卦没接触过，也认定那就是个‘良’字，而且还教别人这样认，结果闹出了不少脸红的事。”

上世纪90世纪年代初，我国的民营书店即俗称的“第二渠道”刚起步，整个中国的图书事业尚处于雏形阶段，图书品种单一，发行渠道不畅，盗版书便趁机大行其道。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书商，几乎都多多少少地卖过一些盗版。那个年代的盗版集散地主要集中在河北保定、山东菏泽以及湖北武汉等地。

我记得刚入道时，曾经有一次，我跟一“老”书商朋友一块去保定进货。那时候的保定地下书刊批发市场生意很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主要是因了这里的盗版书闻名全国，各地的书商每天都不断地来这里提货。奇怪的是，那些盗版书居然都堂而皇之地摆放在书柜里或桌子上，当地也不去检查整顿。各地客人只管看样订货，讨价还价。双方一旦谈好品种、价格、数量，你把钱放下走人，货当天就可以通过火车发出去。有的新手，比如我这类的，本来就只带了几千元钱，哪敢随便撂下钱走人？就只等着人家把发货后货票给我，才带着略微有点安稳的心理忐忑地返回太原。

三天以后，这批书顺利地到达太原图书市场，可是，货还没送到店里，就被市场管理处临时雇用的那帮老太太剪开袋子全部查获。我刚放回去的那颗心，又悬了起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市场管理处的那个王主任，原来就是个大老粗，见利忘义之徒。晚上我叫出他来，吃饭，聊天，又送了他一块华杰表。最后的结果是，罚款300元，书被没收，老王特意交代，以后不允许了。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批盗版书被王主任的一个远房侄子拉走又倒卖给了别人。

我的哲学硕士学位，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图书界是凤毛麟角，但那次被罚的事件，给我留下了耻辱，以后的岁月，我便远离盗版，老老实实，合法经营。

我的记忆中，因销售盗版书被罚得最狠的一次是玖月书店。据说，太行山书店代理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儿童卡通书，结果正版没买几本，玖月书店的盗版书却卖疯了。太行山书店书店老板张社正就把玖月书店举报到省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里。由于查获盗版数量超大，玖月书店被罚款达7万元之巨，在那时候，7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我那个小店，总资产还不到两万元呢。

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书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规范发展，大部分都已经逐步走了正轨，并有了相应的规模和气势，没有几家再去倒腾盗版书了。不过，相应的，一个专门从事盗版书和黑书的交易市场在各地都冒了出来，比如，北京集中在王四营图书市场周围，太原则集中在普国电子城，石家庄则集中在第二图书市场，而郑州大学路上的古玩城更是全国闻名的盗版书集散地，等等，而各大都市大街小巷遍地开花的流动小书摊，则是盗版书集中销售的终端。

其实，卖盗版书的远不止非法流动的小书摊和部分民营书店，连正宗的新华书店也未能幸免。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就告我，他和东北某省的一家市级新华书店经理关系很好，平常见面就是吃喝打牌，只要是他鼓捣出的书都可以发过去卖。“盗版书只要质量好也没关系，”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哥们，他绝对相信我。”

2003年前后，山西某地的新华书店就把大量盗印课本直接发到学生手里。东窗事发后，该店经理及有关责任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008年七、八月间，某省一个远房亲戚给我来电话说，他和当地的新华书店经理关系很铁，他们想在山西找一家规模大一点的印刷厂印刷课本，让我帮忙。我明白其中的风险和责任，便婉言相拒了。

盗版书很特别，那是“人人喊打，人人都买（卖）”。图书圈中，早就专门形成一个特价盗版直销群体向学校兜售盗版参考书，老师乃至校长与他们狼狈为奸，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是上海浦东新区一所知名中学的校长孙某，在2000年至2003年，用公款高价为学校购买盗版书，并从中获赃23万余元。退休后，孙某以为自己已顺利过关，没想到几年后被人举报，，获刑5年半；而同时，高校盗版课本及教辅图书也开始泛滥成灾，各地高校频频爆出这方面的丑闻，读者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前些日子，我和一个专门从事非法书籍的旧相识王路聊天，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客户找到他店里，告他要给一个图书馆配书，让他看着配，要两万码洋的货。王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笑着对那个客户说：“我这店的书全都没有手续，你又不是不知道。”对方自信满满地答道：“我当然知道，馆长就问我要便宜的书，盗版不盗版的没关系，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我一时语塞，只是怔怔地望着他。

很可笑的是，这种事还真不少。日前上网就浏览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海网三亚8月29日消息 2012年5月31日，南海网就网曝三亚图书馆存盗版书一事进行报道，并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事发后，海南省“扫黄打非”办、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组成的核查小组，对三亚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抽样调查。8月29日，南海网记者从三亚市文体局获悉，经查，被抽样的14种(共15本)图书中，《虚幻战记》《精通英语词汇8000》2种图书为盗版图书；《飞翔的梦》、《血魂山之誓约》等4种图书因出版年代久远，经与图书出版单位核对后仍无法鉴别；其余8种图书均为正版。

显然，“因出版年代久远，经与图书出版单位核对后仍无法鉴别”是托辞，专业人士都明白，只要和国家版权局联系上，认真去查该书版权页上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该书是否盗版就会一目了然。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相当于该书的“身份证”。

三

盗版，业内人士雅称为B版或高仿。其操作流程十分简单，首先是寻找目标，即要盗的对象。其次，找到排版公司，扫描或拍照重新制版，再送到印刷厂，印刷装订，然后就是打包发货。一本小16开300页的书，如果盗版者速度快的话，从选样本到成书出厂，仅需3天时间。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盗版书，和十年前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错别字极少，或几乎就没有。十多年前，盗版者都是找人重新打字排版，只要出片出书前不仔细校对，就会出现错别字连篇的现象。现在科技发达，各排版公司都配备有高像数的扫描仪或照相机，如果扫描文字制版，多多少少还有些错别字，但是照相制版，基本上和原书是一模一样；二，印刷质量大为提高。实在点说，现在的盗版书制作非常精美，从用纸到印刷，再到包装，和原书所差无几，甚至于比原书还要漂亮。我一个叫王荣环的朋友，曾供职于某知名出版社，她给我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社的畅销书比较多，很多书到被盗版了。这些盗版制作精美，有时候真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有一次，社里开会谈到印刷质量问题，社长就说：‘我们社里出版的图书最近出现了印装质量下滑的问题，看看那些盗版，从用纸到印刷明显好于我们所谓的正版……’”王荣环叹息道，“真是的，这些盗版的水平越来越高了，你不佩服都不行。”三，盗版者出书已不再是某单一品种，而是“集团作战”，全方位、多品种的盗印。下面客户要某一种书，他立即能给你推荐几十甚至上百的品种，从基本的长销书如《金庸全集》《平凡的世界》《文化苦旅》《新华字典》等到当时最畅销的书如《明朝那些事儿》《狼图腾》《往事并不如烟》《感悟》等。

全国盗版窝点最集中的地方首推北京。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盗版的产业链条，制、印、发一条龙，便捷、通畅。

首先说制。北京的排版公司很多，大大小小，有证没证的，足有数千家。排版公司的客户当然也是五花八门，包括正规出版社，民营书业公司，作者个人，以及做黑书和盗版书的不法分子。只要你给钱，他们就敢做，不折不扣地按照你的要求执行。一般来说，排版公司都不做出片的活儿，这是因为制版出片的设备很贵，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何况，为了保险保密起见，做书人都愿意多个环节，所以出片公司就单独存在了。

其次说印。北京的印刷厂，数量多，设备好，出活快，从高端到底档，应有尽有。1988年，我刚到北京时，一个做盗版的老乡领着我去转了通州和附近三河的几家印刷厂。那些地方都是他的印点，正版书印，盗版书也印。你的书印装有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一开始打交道时，大家都比较谨慎，必须付款提货，时间长了，大家熟悉了，就成酒肉朋友了，付款也可以做点账期了。反正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各取所需，利益把他们就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我心里发毛：万一他们把我的正版书偷卖给他人，我不是得不偿失吗？这种事在在这个行当里司空见怪。那次走后，再也没有去过那几家印刷厂。去年，我的这个小老乡因盗卖非法书籍被公安机关逮捕，那几个印刷厂也被连窝端掉了。两年前，有一个卖纸的朋友介绍我去北京东郊三河的几家印刷厂印书，我去了一看，好多装订好的盗版书和黑书都明目正胆地摆放在那里，厂长给我讲得是唾沫四溅、天花乱坠，我看这阵势，哪里还有心思听他讲？赶快找了一个借口，逃之夭夭。

再说发。盗版书有盗版书的网络发行系统，总体而言，是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北京多少年来就一直有个盗版发行基地。2002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朝阳区的建东旅社。这里的发行模式基本上就是“二渠道”最初发行模式的翻版，一个或几个人长期包一间房，摆放上他们所有的图书样本，各种非法书籍，当然也有很多正版的特价书，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床上、桌子上，到处都是。整个建东旅社的一、二层，常年都包给了这些特殊的“做书人”，全国各地的客户一年四季随时可以来这里选购订货。应该说，全国各地大街小巷的小书摊的最初货源都来自这里。后来，，他们就在2005年前后转战至朝阳区道家园一个小区的一栋楼内。这里房租相对便宜，且容易隐蔽，保险系数更高。2008年，王四营图书市场成立，同甜水园图书市场不同的是这里主要以特价书批发为主，这伙人闻风而动，把他们的主战场又逐渐转移到了王四营图书市场附近。道家园盗版业开始衰落。其实，非法书籍的交易市场，一般都和当地图书市场离得比较近，更和经营特价书的市场形影不离。

北京能形成一个全国盗版业链条的中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十几年前，各地图书发货收货，基本上是火车快件或慢件，运输费用高不说，运转周期还很长。近几年，民营货运的兴起，极大地规避了这个弊病。尤其作为全国最大的货运集散心，北京的运输业日益发达，到全国各地的货运，几乎都有不止一家的直达线。更重要的是，这些民营货运公司替客户着想，只需出一点手续费就可以办代收款发货或者听电话放货，应该说这对盗版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盗版界有名的女大侠秋燕就对我说：“我要盗你的书，一个礼拜我就能发到全国各地，而且收回全部投资和利润。”她见我似信非信，就瞪着我说，“这有什么难的？哪个盗版的手里不捏着全国各地的客户名？书好卖我才盗印，好卖谁不要呀。书出来之前，我让马仔打一圈电话，发货时就办代收款发货或者听电话放货，谁也坑不了谁，你说发出去的货款能收不回来吗？”在书圈里浸淫多年，我知道这是实话。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书被盗版一事，就问秋燕，有没有办法知道是谁干的？她笑了：“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在书圈里名气这么大，谁敢明着盗你的版呀？一切都是在悄悄地运行。尤其是发货时，办代收款放货或听电话放货，货运公司又没有要求你留真名字，你查都没法查。再说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谁给他们留真名呢。”

秋燕还告诉我，他们这一行现在也不好干，一是门槛低，造一本书有个万儿八千就能操作，所以加入到这个行业里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全北京做盗版书的少说也有上千人吧。好卖的品种几乎每个搞盗版的都有底片，他们也只能互相压价卖，利润空间非常小；二是有些畅销书，一不小心印多了卖不出去，那就有可能赔本。2010年，张悟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开始畅销，大家都开始印，秋燕首次印3000本，两天就卖光了，第二次5000本，不到一个礼拜又卖完了，第三次秋燕就印了8000本，也就支撑了一个月就没货了。秋燕一咬牙，第四次就一下投资印了20000册，结果张悟本被批，这本书一下就滞销了，20000册全砸到手里边了。每本书是5块钱的成本，两块钱一本处理都没人要。前几次印的总共挣了不到20000块，这次一下就要赔近10万块。秋燕说：“张悟本这老小子可把我们这帮人害惨了。我认识的同行这次都栽惨啦。”

我听了止不住“哈哈”大笑：“原来你们活着也不容易啊！”

四

严格意义上来说，黑书也是盗版书。所谓黑书就是冒用某一出版社名义和相应的版权页印制出的图书。只是这种盗版并不直接侵犯出版社的权益，没有影响到某种图书的经济效益。因而出版社对这一类图书的态度，大都是隐忍不发，最多发个声明，“我社从未出版过此类图书，云云。”

做黑书的人，一般都是在道上混了很长时间，对图书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或者做书人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目前市面上流行的黑书，一般人根本无法鉴别真伪。甚至专业人士不去查国家版权局的颁发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他也不敢轻易断言真伪。因为比较上档次的黑书，所有制作工艺和印刷流程完全和正版一样。

前两年，很多出版社买套号，就是一个书号可以出10-20本图书，只要定价页码相同，能套在一个主题里，这些书就可以正式出版。一个套号标价3-5万元不等。全国大量买套号著称的几个出版社主要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等。为了省去这笔不菲的书号钱，有些做书老手就东拼西凑一些稿子，或者直接扫描其他书籍，堂而皇之地炮制出了一套套外面光鲜里面却乌七八糟的号称正版的黑书公开销售，比如《人生智慧全集》《人类励志全书》《影响你一生的故事全集》《少儿百科全书》等等。

各地经销商也不是傻子，我要卖你的书，你得给我开具出版社相应的发行委托书，以备市场检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要么在外面找人刻一个假公章，要么干脆直接找电脑公司临时搞几张假的发行委托书——反正我们这个社会什么假东西都可以制造出来，各地文化市场的这些执法人员，就轻而易举地被糊弄过去了。

这类书出笼多了，出版社开始感到不安了，于是就查。当然，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是重点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都先后派人来调查，可叹的是，当他们尚未走进王四营图书市场时，早有一多半门市部关门溜之大吉，你总不能砸开人家的门窗进去检查吧？所以只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做黑书的人也分三六九等，财势大的老手一鼓捣就是几十本，而且他们还有策划，内容也精雕细凿，还有一至三校，堪称专业，只是缺了个书号而已。可是由于选题贴近市场，书也就卖得特别好。譬如，2006年前后，一套现当代作家文集，包括《余秋雨文集》《路遥文集》《贾平凹文集》《周国平文集》《韩寒文集》《巴金文集》《鲁迅文集》《周作人文集》等四十多种文集就流行到了市面上，很多正规书店都进来堂而皇之地公开销售。据行内人士分析，该“书商”一年多就赚了个盆丰钵满，竟成为黑书从业者竞相效仿的楷模。

财势相对弱点的，就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每次三五本、三五本地制印。这一批人，很多小学都没有毕业，一家三口加起来，勉强算个小学文化程度。由于自身素质限制，他们只能是凭着多年炼就的市场直觉来做选题。他们都是在全国各地地摊、书展或零售方面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资历书业人员，对书的标题和封面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因而这些黑书的标题都很吸引人，封面也通过设计公司设计制作得非常漂亮，单单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能力远远超过很多正规出版社的策划人员。可是，翻开里面的内容就惨不忍睹了，且不说错别字连篇，有不少段落都衔接不上，有的书甚至从200页直接就跳到了300页。

某些排版公司看到这种情况，就灵机一动，直接从网上给他们下载文章最后攒成一本书，或者把给作者或出版社打印的稿件略微改头换面，再换个标题，就以稿酬加上排版费双重的价格卖给了这些他们，至于作者的名字，你随便选用。双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也算是皆大欢喜。

我有一次到我以前一个“徒弟”（他曾经在我山西的黄河书店里干过一年）那里串门，我看到一本《生活小窍门》，很厚，我随便一翻，就发现里面240——340页之间缺页，我就说他：“看你造的这垃圾书，缺胳膊少腿的。”他“呵呵”一笑：“我是故意那么做的。”

“故意？”我有点不理解了。

“是啊。”他看着我说，“卖盗版书的这帮孙子贼精贼精的，他们老问你多大的开本，多少页，按书的厚度跟你搞价。我这么一做，中间虽然缺页，可是内容并不少，还能连上，电话上和他们谈，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500页。反正他们接货时也不细翻。等到发现了，早把钱给我打过来了。”

我恍然大悟，这是狗有狗路，猫有猫道啊，大家就互相骗吧，谁骗到钱谁是大爷。

过了没几天，这个“徒弟”给我打来电话：“李老师，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问：“什么事？”

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现在股票书卖得很火，我想出一本，我买了三本样书，你帮我攒一本吧。”

我回绝：“我是学哲学的，哪里懂什么股票？弄不了。”

又过了一个月，我俩又碰上了。我问他：“你的股票书攒好了吗？”

他得意洋洋地说：“书早都出厂卖开啦。马上就要印第二版了。”

我意外：“谁帮你攒的？”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自己瞎弄的。”

妈呀，我大吃一惊，这个“徒弟”初中都没有毕业，居然敢编篡股票书，而且卖得还不错。怪不得中国股民赔钱赔得稀里哗啦，他们信奉的股票理论权威就是我面前这个连“股票”名词都说不明白的毛头小伙子，能不赔吗？

这帮人胆大，怪点子也多。张悟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卖得好，他们就搜罗其他类似的书，两三本攒在一起，起名曰《张悟本治病理论三合一》；《读大学究竟读什么》畅销，他们就搞个《读大学必读书籍四合一》；我们“佳佳林”每年度中高考满分作文大全销售火爆，他们就冒用我的笔名李麟和“佳佳林作文”徽标搞了个《最新五年高考满分作大全》和《最新五年中考满分作大全》……

五

近20年来，作者、读者、出版人、书店经理的这些特殊身份使我和盗版书的各方相关人员多多少少都有所接触，我对盗版书为什么能大行其道也自己独到的感悟和理解。

从盗版者角度看，利益的驱动是其最主要的动力。只要可以挣到钱，他们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更何况，法律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靠人情和金钱摆平的，而且这点被罚成本和他们从中所摄取的巨额利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什么良心、道德、法律，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从执法者角度讲，只要没人举报，也懒得去管，倒落得个清闲自在，“民不报，官不究”基本上是中国老百姓的共识。即便抓上这批人，只要不是大规模盗印，多是象征性地罚款了事。除非是盗印数额特别巨大、影响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另当别论。文化和公安部门真正重视并严惩不贷的是盗印、。

从作者的角度说，盗版虽然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表面上他会慷慨陈词，大加斥责，内心里或许还窃喜不已。盗版书最起码还证明了他的书有人看，有一点价值。所以，很多作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后，最初都是狂喜，而且想方设法要买回属于自己版权的盗版书，既是对自己成果的一种证明，也是向朋友和他人炫耀的资本。并且象台湾作家李敖说的那样，“被盗版”对作者来说还是一种“荣幸”，要不是有盗版书，他的名气也难以传开。画家罗文华在其博客中说，他的书被盗版，画被仿制，本来甚觉心中不平，后来一老先生开导他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当今文艺创作及影响，也可以分为‘三境界’，第一境是书能写，画能画；第二境是书有人读，画有人看；第三境是书有盗版，画有仿作。达到前两境，尚可以靠自身努力；而达到第三境，却是最难，因为它全靠那些不知其名的‘朋友’以特殊的方式‘帮忙’。如今难得你已达到了第三境，还要感谢那些‘朋友’的‘帮忙’呢。”

从出版社和出版商的角度谈，以前是谈“盗”色变，大斥其不义；而现在则是麻木不仁，任其逍遥。对于盗版者你无可奈何，你追究，你就得花出相当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查证、去打官司，但无数的这类案件已经证明而且还在证明着，，是一种比较愚蠢的费力不讨好的行为，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以，我所接触到的大量出版社人员和出版商都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最多就是无奈地一笑了之。

从读者角度而言，大都是一种包容甚至纵容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个读书人没有买过盗版的，尽管他们也抱怨、也咒骂，但省钱乃至省去了到正规书店找书的麻烦，就是硬道理。曾经是书店经理并对盗版书深恶痛绝的马国兴写文章说：“那时，我对盗版书是深恶痛绝的，不时现炒现卖，向读者指陈其利害：盗版商克隆出来的书，其成本仅限于印制运输环节，所以售价低廉，不过其侵犯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任由其发展，必将危及整个出版业，而买卖双方构成了交易市场，购盗版书和买孩子没什么区别，都是违法的，切不可助纣为虐。离开书店后，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闲逛已经名不副实的旧书市场，再见到买盗版书的人，自己甚至觉得，他们倒比不看书的人可爱呢。我有时也会驻足盗版书摊，了解一下其流变：有盗版商将手伸向了畅销的杂志，逐期翻印；有盗版商将自己的产品一一塑封，不给你鉴别的机会；有盗版商对原书进行了整理加工，比如将连环画合在一起，横十六开的一页容纳了原书四到六页的内容——这当然失去了口袋书的便捷味道，不过也算是一种‘创新’吧，颇受欢迎，可原来的出版社怎么就没有这么做呢？”

我也买过不少盗版书，尽管其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喜欢看他们的装帧设计并且琢磨他们的选题，并且实话说，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示和灵感，这对我从事的出版策划工作确实起到了有一定帮助作用。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深受假货危害日深，对之深恶痛绝。什么假烟、假酒、假币、假药、假种子、假古董，乃至假年龄、假工龄、假学历……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相比较而言，“假书”可能是危害最低、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特殊“假货”。读书人在大街小巷碰到这类书摊，都是饶有兴趣地驻足翻阅，有需要者就掏钱买下来，然后又恋恋不舍地走开。谁都认为经营盗版书是犯罪，但是又没有谁会真正把这些人当作犯罪分子对待；谁都认为盗版书不该买，可是遇到心动的图书又没有谁不去买它。盗版书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既爱之，又恨之，爱恨交加，就如同妻子对待拈花惹草的丈夫，欲从闹心，欲罢不能。正是有了这些成千上万庞大的读者群，中国的盗版书不但是屡禁不绝，甚至有燎原扩大之势。

中国是个讲人情过度泛滥的国家，同时又有把“偷书”只当作“窃书”的广泛社会心理基础，盗版书虽然是人人痛恨的假货，但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它还存在着它的立足之地。

中国人版权意识向来淡漠，应该说在1978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的盗版行为都是政府行为，你何曾听说过，我们翻译出版外国人的著作还跟人家签订版权协约？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入世”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近20年来，虽然中国的著作权法和版权法都对此逐渐制订了完备的法律条款，但中国民间知识产权的意识还十分薄弱，老百姓也不可能一下就有那么高的觉悟，而且我们相关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也决定了他们不能有效地执行相关法律条文，这一切的一切都等于说在变相地纵容、支持着盗版的经营行为。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打击盗版，真可谓路途漫漫、阻力重重，谈何容易！

2012.9.16．于京

本文原标题为《亲历盗版》，选自《感喟秋雨》，李琳（之）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3月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各大网站均有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