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书柜里，满满当当的语数外、理化生以及《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无数书籍，散发着浓浓墨香的同时，彰显着主人繁重的课业负担。一本厚厚的、破烂不堪、淡绿色封面的《新华字典》，如丑小鸭一般卷缩在角落里，显得格格不入。
那是小学时母亲买给我，我转送给儿子。
童年，我们家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父亲年轻赤着脚随修路大军，绕过数座大山，来镇坪安了家。妈妈和大姨是外爷外婆仅有的一对双胞胎姐妹，我们和大姨家的孩子梯子蹬般一个接一个的出世。大姨父去世后，大姨经受不住打击，患了半身不遂。为了维持生计，两家干脆合成了一家，吃起饭来几大桌，问起姓来各是各。
接踵而来，孩子们上学问题，越发成了大人们脸上无法抹去的愁云。为了踏进学堂，我们很小就学会了勤工俭学，放牛、放羊，砍竹子、采山药、编撮箕……尽管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但在温暖的大家庭里，每个人都充满希望、快乐的奋斗着。养儿不读书，不如喂头猪，这是父亲的口头禅。姊妹中，我年龄倒数第四，学习成绩却时常顺数第一。
四年级的一天下午，放学铃声刚刚敲完，操着安康方言的老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心疼地抹了抹我蓬松零乱的头发，把我吊在外面的裤腰带往里扎了扎。说：娃是个读书的料，有个好机会，我从新华书店争取到一本《新华字典》，对你学习帮助大着呢。说完，转身从挂着铜锁的木柜子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在上面小心地抹了抹。
我伸出那双脏兮兮、炸满皴口的小手用力捧过那本书，真沉啊，比我家的门板还要厚实。春草地般淡绿色的封面上镌刻着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新华字典”，黑色的书脊油光发亮，一根精致的红丝带俏皮的探出头来，月牙儿形的书口向内弯出一道漂亮的圆弧。我保证，这可是我出世以来见过最漂亮、最贵重、最渴望的东西了。打开四棱上线硬如薄板的封面，一股淡淡的书香直沁脑海，我仿佛在沙漠中迷途的勇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现一汪清澈的泉水，狠不能一头扎进去喝个痛快。可封底右下角，一行小字“单价人民币5.40元”，让我触电一般本能地将字典抛回了老校长的办公桌。
天啊，5.40元，这可是我们三姊弟一年的学费呀，不仅仅可以在生产队买个牛犊，而且添不了多少，就足以在过年的时候，让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换上新装。
老校长早就看穿了我的凝虑：娃，别急，书，是有点贵，但对你将来学习用处大着呢。拿回去，和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
我看看校长，又瞅了瞅书，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起字典，转身就跑。回到家，母亲还未等我把话说完，已经急得直抹眼泪：娃呀，这么贵的书，哪儿有钱买啊，赶紧给校长送回去吧。
其实，半道上我就打了退堂鼓，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别说是5.40元，就是把5.40的小数点往前移一位，也得仔细掂量、慎之又慎。一是心存侥幸，二是碍于情面，硬着头皮我冲回了家。母亲不忍心，喏喏地说：等攒够了钱，攒够了钱再说吧。
还书的时候，老校长叹了口气，没有批评我，而是鼓励我好好学习。
期末，老校长再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娃，知道自己的成绩不？”
我点点头，又紧接着摇摇头。
校长慈祥地盯着我：不错啊，双百分。随即转身再次打开了那个挂着铜锁的木柜子——那本绿封皮的《新华字典》果然还在。
老校长取出字典揣在我的怀里，仿佛滚烫的山芋，我接也不是，不接更不是。校长说：娃，这本字典，我一直给你留着。我从工资里出2块，回家给你母亲说，让家里想方设法也要凑上3块4毛钱……
我不敢仰视校长的眼睛，只瞅着他斑白的鬓发，一个劲儿的点头。
这回，母亲似乎胸有成竹。一边让我把连引窝蛋在内的几十个鸡蛋给老校长提过去，一边和一个素不相识背着褡裢的外地人讨价还价地嚷嚷着什么。字典终于如愿以偿落入我自制的布口袋书包。
没过多久，父亲从外地回来，让我打壶水烧了泡盅茶。可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找不见外表熏得漆黑，里面却光堂得发亮，父亲爱不释手如传家宝的那把铜茶壶。
后来，随着学业攀升、工作变动以及住所的变迁，许多东西都扔掉了，唯独这本绿封面的《新华字典》一直陪在我身边。现在，儿子上高中了，尽管红的黄的、大的小的、厚的薄的，字典、辞典、辞海多得无处堆放。可我时常嘱托他，一定要好好保存那本即便破烂得如油渣子一般绿封面的《新华字典》。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本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