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记忆】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No.3

大家还记得这个栏目吗。除了每天码字写环球旅行的游记，有时候也会写一些可能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就是在脑海里蹦来蹦去的文字记忆。anyway喜欢就留下来读一读，不喜欢也不必停留。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新华字典》

故事从百讲前的招新开始讲起。

相信你们看过上一篇推送了，百团大战，如火如荼。

先讲一个有关音乐的故事。

那天在招新现场遇到榕榕（是这么称呼吗lol），说她被我安利听了《垦丁的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开心，于是那天回去我又听了听这首歌。这首歌对我而言承载着很多故事，因此每次听都会因为心境而有不同的触感。今年六月份我和死鱼去了垦丁，发现垦丁的风原来不是像歌里唱的那样，而是像喷火龙的喷嚏，一阵一阵的热浪像在烤番薯。现在听《垦丁的风》都觉得这首歌是有温度的。

由于计划拍摄一部和留学生有关的故事片，所以我开始和很多留学生交流收集故事。

招新那天遇到一个留学生，他很热情地跑过来对我说：Hey, Merlin！去年在同样的时间地点我遇到你，你还记得吗？

我们站在那里聊了很久。这样的遇见虽然很戏剧性，但彼此却像是熟识的老朋友了。

森山也是我去年招新时遇到的交换生。这个加拿大和日本裔的混血帅哥是摄影爱好者，他几乎把兼职家教的钱都用在了摄影器材的购置上。在他回加拿大后，森山发给我一段用大疆飞行器拍摄的航拍。画面里他和他的家人站在沙滩上，对着镜头挥手。随着飞行器起飞，在夕阳的映衬下，岸边的森林和泛着浪花的潮水在粗犷的色调下美不胜收。那时候突然觉得好爱这个世界和这些可爱的人。前不久森山告诉我他决定在中国多待一年。

瑞典小哥Filip喜欢弹吉他，我曾带他到学院老地学楼的教室里弹吉他。他唱着瑞典家乡的民谣，我也给他弹了一段宋冬野的《董小姐》。后来我离开学校去环球旅行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的联系可能就此中断。在2016年春天，我乘坐的游轮奥德赛号经过中国。当时船上的一个美国同学告诉我他在四川大熊猫基地偶遇了Filip，然后他们在聊天中发现他们认识的Merlin原来是同一个人。那一瞬间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原来那么神奇，我们竟会又以这样意想不到的方式走进彼此的交集。在Filip回瑞典后，他不时会发几张在瑞典的生活，前段时间他参加了高中同学的婚礼，他和好朋友一起花了一整天给婚礼的衣服打补丁。

来自卡塔尔的女孩Hanan原来是卡塔尔国家冰壶队的运动员，她一边给我看她代表卡塔尔出征比赛的照片一边兴奋地讲述这些经历。去年Semester At Sea游学项目认识了来自美国奥克兰的Peter，原本以为他是一个严谨不苟的植物学学霸，后来才知道他另一个身份是横扫美国多所学校的击剑运动员。

有时候偶尔会收到来自各地的陌生人的照片，大多数是当时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和这些人合照后留下了地址。很长时间彼此都忘了曾经有过合照，或许是有一天突然翻到就邮件过来。不经意间查看邮件，发现收到这样的邮件还是蛮惊喜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时候听这些外国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仿佛是通过一座神奇的桥穿越了地域与文化的隔阂，产生一种神奇而有趣的连结。

filip的家乡

和Ghada的合照

有段时间在玩一个游戏叫做《奇异人生》。你可以选择回溯时间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更完美。于是在想，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生活是不是会更幸福一些呢？

前天和曾经一起去约旦的好友意达和鹏鹏在Nova吃夜宵。期间我们聊到幸福感这个话题。

我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幸福感偏低的人。
意达颇有同感。

鹏鹏说他的大学幸福感都蛮高的。

想想幸福感低好像跟生活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这样的态度。

都说人要幸福才好，幸福感低有什么好处吗。

我说，要是幸福感高我就不回去Gap一年了。

意达说，要是幸福感高就不会去做CAMEL了。

鹏鹏说，幸福感低会防止人进入comfort zone，从而让人更能push自己吧。 

我说，我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像你去一个偏远闭塞的山区里支教，那里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你告诉他们外面世界是多么的精彩，有机会一定去北京看看。很多孩子们于是心里埋下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要去北京。然后你就离开了。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可能一百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可以离开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本来孩子们活得好好的，但是你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你可能会说，我做得没有什么不对啊。最终有孩子走出了大山，要是当初你没有埋下那颗种子，可能这永远都不会有孩子走出去。可是我们是否考虑过剩下的那些孩子是什么感受，是否这颗没有发芽的种子影响反而是负面的呢，反而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判断。自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今天也面临一个很相似的处境。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了足够多的可能性。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有机会去游历世界各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和那些孩子们一样，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开始反思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最想去的地方，最想要的生活，最愿坚守的理想。然而这个时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网络的出现和社会的发展让我们可以直观地对比自己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这种因对比而产生的想要改变的想法是直接而显而易见的。我们就像孩子们一样很快拥有了想要改变的欲望。然而孩子们走不出大山往往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无法得到和山外的孩子同等的机会和资源。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最大的挑战便是阶层固化。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盖茨比曲线”，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曲线表示的是代际流动性和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社会越不平等，子女就越可能被卡在和父母相同的阶层里无法向上流动。就像BBC纪录片《56UP》所描述的场景一样，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自然在这样的竞争中总有少数人可以脱颖而出，就像走出大山的孩子。大多数人终究是要随洪流卷走，磨平棱角。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原本无虑的生活可能就会添上一分焦虑。

我想起在印度旅行时和一个tuktuk司机聊天，他的生活就是把游客接到一个景点，躺在烈日下的树荫里歇半天时间，游客回来就把游客运到下一个地点。我便问他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些单调。他哈哈大笑，难道生活不该是这样吗。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观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他其实从不会意识到外面的世界会对他的生活有任何影响，他只是希望能遇上更多的游客，这样和同行的竞争不那么激烈了。从某种程度上，他的幸福感比我高多了。尽管他的生活充满艰辛，在我看来是那样单调乏味。

那天吃完夜宵后，我们去未名湖石舫边唱歌，遇到很多大一刚入学校的学弟学妹，我们一起唱歌。

要是时光倒流，我们回到大一，你愿不愿意呢？有人问。

我可不要再经历一次之前好不容易才走过来的那些破事情了。我不假思索。

Gap年对于我最大的意义便是确立了自己的目标。人一旦有目标，就会更有动力，得失心也会更重。自从决定将来去美国学习电影后，我开始衡量人生天平上理想砝码和现实砝码之间应该如何平衡。在游学的时候，我曾经刻意试图融进不同背景的美国学生圈子，发现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正是预见到很多未来不遂人意的可能性，生活会徒增很多烦恼。

前段时间张信哲在北大取景的MV在朋友圈里疯转，大多是感叹时光流逝和欢迎报考之类云云。

在这些相似的文字突然间看到这样一句留言：世界各地的你们，还好吗？真的好吗？

猛然间想起《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孟晓骏说，我要去美国了，我不会回来了。他潇洒地笑着挥手作别两个旧友，转身之后，已是泣不成声。

有时候和朋友谈十年后，想想其实连一年后我们身上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都无法预见。

我想起和好友Cal在南安普顿分别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Hey man, we will definitely meet in America, make money together, a lot of money, and travel together, well, with a better camera。他晃了晃手中的佳能600D。

我想起了孟晓骏，不过那一次，我也拍了拍Cal的肩膀说：“We will definitely mee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