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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刘靖:开着玩具车,走进精神障碍孩子的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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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出门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刘婧总是会亲切地与孩子们打招呼,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都是母亲般的慈爱。她被患儿亲切地称为“刘妈妈”、“刘阿姨”、“刘奶奶”。




带着玩具箱出诊的“刘妈妈”

“刘妈妈”每次出诊,身边都带着一个蓝色的玩具箱。在孩子们眼里,这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装着积木、玩偶、小动物、小汽车、球、小勺、盘子、图书等。患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平时常常不善言谈,但看到各式玩具眼睛就会放光。刘靖说,玩具既能帮助医生更好地与患儿建立关系,还能帮助医生更多地了解孩子。“在孩子玩玩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发展水平,还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兴趣爱好及行为特征。比如,孤独症患儿常常不会用玩具玩过家家游戏,他们可能过度关注图书文字,或推着汽车看转动的车轮等。”


两岁的轩轩至今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家里人因此寝食难安。“我们叫他的名字他从不回应,他很少看动画片,但对天气预报却会从头看到尾……”诊室内,三代人与刘靖医生的交流时断时续。听完轩轩母亲的描述后,刘靖医生从玩具箱里拿出一盒积木。小轩轩看到积木明显兴奋起来,可让小轩轩送一块积木给妈妈和奶奶时,他却毫无反应。


刘靖医生仔细询问了小轩轩的情况和日常行为习惯,比如:有要求如何表达,对小朋友是否有兴趣,平时玩积木是怎么玩的,有没有重复动作和行为等。随后,她非常和蔼、耐心地对轩轩进行了相关检查和评估。


刘靖说,儿童精神科医生要特别有爱心。患有精神疾病的患儿,虽然存在各种精神症状,但是孩子的内心常常非常敏感,医生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们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因此,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讲还是从爱护孩子的角度讲,医生都需要“有温度地”接诊,要非常耐心和蔼,这样才能得到患儿的信任,为治疗奠定良好的基础。



“精神科的特点决定了看病不能急”

“刘主任给我加个号吧,我儿子才3岁,我是专程从内蒙古坐飞机过来找您瞧病的。”“我昨晚就来排队挂号了,但排到我时号已经挂完了……”每到刘靖出诊,诊室外的走廊总是被慕名而来的就医者围得水泄不通,连专门维持秩序的两名保安都难以招架患儿家长的急切心情。


一大早,还没走进诊室,刘靖就被守候多时的患儿家长团团围住,有些请求加号,有些则迫不及待想询问诊疗意见。此时,刘靖总是耐心回应,有求必应。“加号不是常规举措,但是儿童精神科医生太少了,无法满足巨大的就医需求。我做了多年医生,面对那么多远道而来的、无助的家长及患儿,心情很不平静。”刘靖说,“有时实在没有时间帮助他们时,我会道歉,拒绝他让我感到很内疚。”


据国外研究显示,儿童精神障碍的患病率高达15%左右。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精神障碍及心理问题导致的,在全球死因中位居第三。我国儿童群体的精神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尤为突显。与此同时,我国儿科资源短缺现象极为严峻。,我国每千名0岁~14岁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0.53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儿童精神科医生更是凤毛麟角,无法满足我国儿童少年精神卫生服务需求。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投射到医院,变成了每一名儿科医生的工作压力。


“常规门诊是半天12个号,但通常都要加20~30多个号,最多的时候看了50多个号。”刘靖说。前来就诊的患儿大多是在全国各地经过诊治的疑难病例,常常属于顽固难治的疑难重症,门诊放出去的号几乎瞬间就被“消化”掉了。


为了能让更多患儿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加号是每次刘靖出诊时的常规节目。众多的加号使她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精神科的特点决定了看病不能急,充分的问诊和检查才能够让患儿得到准确的诊断和充分的治疗。”因此,无论初次就诊的患儿还是复诊的患儿,刘靖都非常耐心地倾听患儿及其家属的倾诉,非常细致地对患儿进行精神检查和治疗帮助。


刘靖说:“精神障碍的产生原因很多,除了生物学因素外,还需要关注可能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庭、学校等环境因素,只有多交流、多观察、多倾听,才能更加准确地诊断疾病,并发现导致患儿生病或影响患儿康复的社会心理因素,从而给患儿更加适合、充分的治疗和帮助。”因为大量加号,加之对每一位患儿的耐心细致帮助和倾听,每次出诊刘靖总顾不上吃饭,有时甚至从中午12:30看到凌晨近2时门诊才会结束。



“孩子得到最合适的治疗最重要”

刘靖说:“很多精神障碍患儿起病比较隐蔽,发病过程比较长。对于精神障碍患儿,越早诊断,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刘靖对儿童精神障碍的高度敏感性和丰富的诊疗经验,已使众多精神障碍患儿得以康复。很多患儿从小追随她的门诊,甚至长达二十余年。


18岁的明明如今已经是名大学1年级的学生了。从小学2年级开始,因常常存在幻觉妄想症状,明明被当地医生诊断为精神症。因症状难以控制,明明被推荐到北大六院就医。如今,明明跟随刘靖医生治疗已有11年时间。在刘靖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明明已经病情缓解、回归学校正常上学多年。但为使病情持续稳定,明明会定期找刘靖医生复查,并及时接受心理干预。


“有些患者经过治疗,已经能够融入社会。”刘靖说,每年高考过后总有一些她经手治疗的孩子传来喜讯。看着这些孩子参加高考并取得好的成绩,刘靖由衷地感到开心。但是,也有不少需要持续治疗的长大的孩子面临与她的“别离”。


“孩子成年了就需要转到成人精神科医生那里延续治疗。一是儿童精神科医生太少,如果到了一定年龄不转走,就会占用资源影响别的孩子治疗;二是成年之后的心理问题会产生变化,可能会遇到婚恋与工作等问题,成人精神科医生拥有更多的经验。”陪伴孩子成长多年,孩子、孩子的家庭和刘靖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当有20多岁的“孩子”家长请求刘靖继续帮助孩子,而刘靖又不得不把孩子转介到成人精神科医师时,她心里总是很难过,“我陪伴了这些孩子很多年,虽然彼此不舍,但让孩子得到最合适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之后她会把这些孩子们亲自托付给成人精神科医生,并向他们详细介绍孩子们的病情。“我了解孩子,也了解医生,我知道怎么做会对孩子更有帮助。转介成功对孩子的一生非常有帮助,我也会安心。”刘靖说。


“儿科医生非常短缺,已经引起层面的重视。当短缺的儿科与薄弱的精神科碰撞到一起时,从业者更是为数寥寥。”刘靖粗略估算了一下,目前国内从事儿童精神领域的医生仅有约400人,孩子们的精神健康有待更多人守护。



“越来越爱可爱的孩子们”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刘靖在精神科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9年,“当初选择精神卫生专业这个边缘学科的学生很少,我毕业时有两个同学选择了精神科,其中一个就是我。”刘靖说,“有些医科大学有精神卫生系,但都没有专门的儿科精神科培训。只有经过4~5年的成人精神专科培训之后,才能进入到儿童精神科这个亚专业领域。”


刘靖说,推动儿童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医院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们在积极进行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宣传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对基层医生的培训,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社区被识别,得到初步帮助”。“目前我国在儿童精神卫生社区服务方面存在很多空白,医院急需与基层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从而建立儿童精神障碍从筛查到诊断治疗的完整的服务体系”。


在完成临床诊治工作的同时,刘靖还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她带教了20余名研究生,积极组织多种教学活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各种讲学;她还作为多个级及省部级项目的负责人,在儿童孤独症、精神症等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开展大量工作,尤其是她对儿童孤独症的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促进了我国孤独症的早期诊断诊断和干预。 


“在我国,相比成人精神科,儿童精神卫生领域的临床、基础研究都不充分。要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们需要对发病机制、诊疗模式进行不断探索,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治疗方式。”刘靖说。


从事儿童精神科工作25年,刘靖愈加体会到儿童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爱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刘靖说,“我会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奉献给儿童精神卫生,和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文中患者皆为化名  图片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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